瓷器质地的珍贵在于其原材料——瓷泥。用地质学用语解释，瓷泥是一种富于黏性的冲积土，是因为土石不断受到水流冲刷，慢慢形成砂石，又经过反复过滤沉淀，形成泥土。这种土砂并非随处可见，有紫色、黄色、褐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其中以白色最为珍贵。因为紫色、黄色和褐色都无法变成白色，而干百年来，就白色这一种瓷器而言，还要算景德镇所制的品质最为上乘。
瓷泥也叫高岭土，是一种以高岭石黏土矿物为主的黏土和黏土岩，因江西景德镇高岭村而得名。质纯的高岭土洁白细腻、质地松软，含有杂质时便呈现出灰、黄、褐等颜色。高岭土主要由高岭石、埃洛石、水云母、伊利石、蒙脱石以及石英、长石等矿物组成，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耐火性，湿土能够塑成各种形状而不致破碎，且能长期保持不变形。
景德镇的高岭土在国际陶瓷界都具有影响，因为景德镇产的高岭土品质上乘，用其烧制出来的景德镇瓷器品质也非常好。根据近年对景德镇窑址出土器物的考古研究表明，五代时期景德镇青白瓷就已经初具雏形，可以说后来景德镇青白瓷的肇始就是五代时期的白瓷。景德镇白瓷的胎质洁白，透光度好，釉色白中偏青，釉面细腻光洁，积釉处呈淡青釉色，堪称景德镇瓷器的代表。
我国制瓷业的大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宋代、明代和清代。而宋代最有名的瓷窑有五个，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大名窑”——柴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此外还有均窑，也非常名贵。其他的瓷窑则一概称为小窑，详见后面“说窑”一章。元代历时较短，且与宋末相距不远，也可附属在宋代。明代制瓷最鼎盛的时期是在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数朝。清代又可分为五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绪几代都制作出了精美绝伦的瓷器。以上都是从时代上进行的大致划分。至于宋代以前，虽然隋唐时期也有制作瓷器，但都只能在一些古代文献中才能看到相关的记载，很少能见到实物，因此本书从宋代开始记录。
本书从宋代瓷器开始说起，不过中国瓷器的诞生时间远远早于宋代。大约在公元前1 6世纪的商代，中原的先民在烧陶的过程中，经过不断地摸索和改进，烧制出了原始的瓷器。原始瓷也叫“原始青瓷”，以高岭土为制胎原料，烧成后胎骨细腻坚硬，不再渗水。同时胎色变得更浅，呈现灰白色和淡黄色。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原始瓷比陶器胎质更致密，外观更漂亮，而且经久耐用，便于清洗。东汉时期，在今天的浙江上虞地区，制瓷工艺首先摆脱了原始状态，成熟的瓷器出现了。东汉的青瓷烧制温度达1300℃以上，瓷胎致密、坚硬，釉层富有光泽，流釉现象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P4-6
在我国古代的各类文献材料中，关于陶瓷的笔记、类书、地方志和诗文数量不少，但是系统研究和介绍陶瓷的理论专著为数却并不多，而且出现得也比较晚。清代的陶瓷学专著有蓝浦的《景德镇陶录》，无名氏的《南窑笔记》，吴骞的《阳羡名陶录》，朱琰的《陶说》，寂园叟的《陶雅》，程哲的《窑器谈》等。而成书于民国初年的《饮流斋说瓷》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陶瓷学术研究的新水平，不仅提纲挈领，而且深入浅出，一经出版就广为流行，成为研究瓷器的学者和藏家的必读之作。
《饮流斋说瓷》的作者许之衡(1 877—1935)字守白，是广东番禺人。他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副榜贡生，后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回国后，许之衡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对中国古典词曲声律颇有研究。“饮流斋”是他的书斋名，他因此自号“饮流斋主人”，有时也用“饮流”、 “饮流客”等笔名来发表文章。
许之衡的专研学问并不是瓷学，而是音乐戏曲声律之学，一生留下许多词曲学的研究著作和戏曲作品。而他在主业之余“笃好瓷艺”，又因与《陶雅》的作者寂园叟做过近邻，受到《陶雅》的影响，写下了这部条理更加井然、内容更加完整的《饮流斋说瓷》。
《饮流斋说瓷》正文共有十章，依次为概说、说窑、说胎釉、说彩色、说花绘、说款识、说瓶罐、说杯盘、说杂具、说疵伪。每章涵盖瓷学的一个方面，先纵说历史发展，再横说分类花色，不仅体例清楚，而且分析人微，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体现出作者深厚的瓷学和艺术功底。然而因其毕竞是近百年前的著作，论述中不可避免有过时、谬误之处。本书节选了原作各章中论述精彩的部分，对其进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以今天的眼光进行扩展式的解读，希望对瓷器工艺与古瓷收藏有兴趣的读者有所裨益。
在我国古代的各类文献材料中，关于陶瓷的笔记、类书、地方志和诗文数量不少，但是系统研究和介绍陶瓷的理论专著为数却并不多，而且出现得也比较晚。许之衡著的《饮流斋说瓷》正文十章，依次为概说、说窑、说胎釉、说彩色、说花绘、说款识、说瓶罐、说杯盘、说杂具、说疵伪。
瓷器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类，出现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有关陶瓷的系统研究专著却到晚清和民国时期才陆续出现，其中以许之衡所著《饮流斋说瓷》最为著名。《饮流斋说瓷》正文十章，依次为概说、说窑、说胎釉、说彩色、说花绘、说款识、说瓶罐、说杯盘、说杂具、说疵伪。各章纵说历史变迁，横说花色种类，每说必尽可能追本溯源，又层递而下，可谓体大虑周，圆满备至，代表了民国初年我国瓷器烧造理论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