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藜诗创作新论
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新诗处于最富饶多产的时期，对诗的探索逐渐走向成熟，其中影响最大的诗歌群体当属“七月派”和“延安诗派”了。诗人鲁藜的文学活动始于上海“左联”时代．成名于40年代初，正逢我国新诗进入蓬勃发展的历史关头。他取得的文学成就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诗人们都要为抗敌救亡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且他跟上述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结缘．在艺术上具有开拓性的历史价值。因此，他应当是一位被历史记住的著名诗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
关于诗历来有不同的诠释，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诗，来源于以宁静的心情，回忆起来的感情。”更准确地说，诗是激情与想象的产物，是播撒火种、智慧与花朵的先锋艺术，要求把生活美与高悟性加以整合，方能显现出艺术创作的灵动之美，使情思和哲理高度融合为一体。在这条诗美创造的道路上，他们面对世事沧桑的苦涩心境往往不被人所理解，为探求艺术美的努力更是永无止境。但我认为，衡量作品的质量的高低，主要是看有无开辟的文化价值，能否代表文字发展的新倾向？
近年来，我负责编选了两部鲁藜的诗选集，还专门撰写过几篇较长的研究文章，原以为该说的都说了，其实不然。这次换了一个新视角，把想说的没有说到的提出来，全文分成经历、作品和历史贡献三部分，再谈我对鲁藜诗歌的总体认识。
一、艰难的人生旅路
我国新诗不像欧美那样经过几百年的绵延发展，不去专门描写大自然的优美风光，未曾以夜莺般的歌声让人如痴如醉；而是从一开始就看重关爱民生和充满活力的现实主义，自觉地把诗歌呈献给时代和人民。这种思想观念和文学走向已经成为我国现代诗人的共同特征。鲁藜所走的道路更是如此，出身与经历决定着他的未来路程，面向社会人生是他的天性与癖好。说到底，他是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人：流浪汉一革命者一诗人。
1914年12月．鲁藜出生于福建同安县的一个农民家中，1999年1月在天津去世。从青年时代起回国寻求出路，便立即投身祖国的革命大洪流之中。他在诗中回忆道：“我本来是一个漂泊者／少年时流落在异邦，在湄公河畔／曾经在黑暗的荒野中迷路的人／才深知一滴火光的温暖。”他在闽南故乡的海滨以乡村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农会工作，被当局逮捕入狱，然后是失业，被迫逃往上海另谋生路，时年仅20岁。因之，在他身上洋溢着对祖国母亲般的热爱，坚定向往革命的渴求，这种赤子的深永情怀构成了诗人后来写作的主调。
鲁藜在上海只待了不到4年，却为日后的前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有幸来到上海北郊“山海工学团”当了一名农民夜校的辅导员，这里是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工读学校，又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处重要据点，很适合一个归侨青年快速地成长。初到上海时，他为了糊口，曾经自办小报和写小说，结果美梦很快破灭了。他在工余顽强地自修文化，同时写起散文、书评和诗歌，据当年“工学团”的老战友杨应彬(原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回忆说，鲁藜参加金仲华主编的《永生》周刊的一次全国征文和另一个作者同时获奖。鲁藜写的是一篇预言5年后中国的《梦》，到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证实了梦见背后出现“叛徒”的情境，杨赞叹“我真深深为他那战士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鲁藜在上海几家进步杂志上发表的诗作。是把他亲历游行示威的革命实践化进了诗行，正符合“左联”提倡普罗文学的要求，以文学为载体“反映党的主张与战斗的口号”(自述)。由于他的进步表现，先后参加了上海“左翼教联”和“左联”作家的战斗行列，1936年6月和杨应彬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一个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到成为一名诗人，这种事业上的攀登在主观方面需要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毅力。同是闽籍福州人的著名诗人胡也频，早年因家贫9岁失学，当了学徒，做过流浪儿，后来全靠自学成才，所走的文学道路与鲁藜十分相似。胡也频曾与人在京沪主编报刊，成功了，他先以小说成名兼擅写现代派的诗歌，不久遭国民党杀害。鲁藜的人生旅途更为漫长而坎坷，他坦言道：“我的道路虽然坎坷而艰难／但我却要感谢我的命运／我原是荒野一块粗糙的矿石／是你将我抛人熔炉。”(《命运》)他从不怨恨命运带给他的伤害，而是认定生命的意义在于经受各种磨炼，胸怀光明磊落。
抗战爆发后，鲁藜奉命离开上海去接受新的历史考验．正是“生命因劳苦而芬芳／因战斗而神采”(《片言集》)。伴随着抗战的大浪潮他到处漂泊，因有了奋斗目标而不感到茫然，他先去安徽蚌埠、安庆一带开展抗日救亡的民众教育活动，再转到武汉参加兵工厂的各种群众集会，斗志昂扬，朝气蓬勃。1938年夏天奔赴陕北延安，他自谓这“应是我的人生与文学之途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揭开了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一页。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文协”，他遇到了一群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艾青、李又然和萧军等，这些人都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在创作上给予一臂之力甚至终生难忘。鲁藜的成名作品《延河散歌》在延安无法发表，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门户之见已经存在，散文家李又然赏识这篇新作并且推荐给胡风，第二年便在《七月》杂志以卷首刊出。另一篇代表作《泥土》也是在1945年的延安城完成的，这是一种深深的“延安情结”。没有延安就没有诗人的光荣业绩，任何一篇佳作都有它诞育的历史因素，中外的实例不胜枚举。
在延安时期，鲁藜在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一次冲击，那是始料不及的厄运从天而降。1943年延安实行整风运动，鲁藜因有海外的经历。加上好友音乐家杜矢甲的牵连，一度受到审查与隔离。他对被怀疑深感不解与愤怒，查看他留下的日记可以窥见其痛苦的心情，他写道：“我知道，我将去受苦，好像苦痛在这一生中永远和我结缘……”(见拙作《鲁藜的诗歌道路》之三)这页长长的日记是伴着泪水与焦灼不安写成的，幸亏这场由康生发动的“抢救失足者”的狂潮很快平息了，诗人才能重见天日，执笔欢唱。P7-10
最近因准备大搬迁整理家中的图书资料，看到搁置的几十篇旧作，过去未曾收入出版的几本书里，例如诗论集《探寻诗艺与文心》(2010年2月出版)。这些文章绝大部分发表在国内和香港的报刊上，是我晚年做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所谓“敝帚自珍”，仍然把它视为用心血凝结而成的收获，故而匆忙地辑成这本新书，或许还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吧。
全书共选入60篇诗论和诗评文章(包括文艺随笔)，约计20多万字，最早发表的时间是1984年，最晚的延至2015年。几乎每年都能写一二篇论文短评，针对当时文坛发生的现象作出反应。不论好的或一般化见解都是表达我不变的诗观与立场．始终坚守文艺创作必须反映现实生活的大方向，同时也要尊重艺术创新的努力。况且诗具有独特的属性，它要求以最精致的节奏感的语言，融人情思相结合的一幅美妙的构图中，我在拙著《浅谈诗与写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里专门罗列出中外十多种说法。几十年来我的研究侧重关照我国现当代诗人的创作成就(重点是艾青、胡风、何其芳、鲁藜)。同时也关心建立新诗体的构想道路，为此我写了多篇论文参与讨论，多次参加全国大型诗会。这些长短文章，先后发表在《诗国》《诗探索》《中外诗歌研究》《华夏诗报》《石狮文艺》《天津日报》和香港《文学报》等十多家报刊上。我自知这方面的功力不够，发出的声音很微弱．但也得到一些名家和学者的赞许．其中有一些著作和论文曾在国内获奖，我心已足矣！
2010年3月。我从事文学工作60周年，中国作协向全国老会员颁发纪念奖章和证书．正式公布我是天津17人当中的一员。同年8月，我在福建省武夷山召开一次关于我个人的学术研讨会，京津闽浙各地的诗友、教授60多人应邀出席讲话。这回趁机将11篇论文收入书中，另一篇是南开大学张教授最近写的书评，并附加我最近写成的小传，便于了解我的平生行踪。我从年轻时随华野部队北上京津工作60余年．可称为十足的“北漂人”；而我在晚年定居于天津南开区迎水道佳闻公寓小区，先后编著30多部新书，生活十分惬意，故以此题为书名甚好。
诗人和诗评家王玉树，是我主编的《华夏诗报》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他对诗报的热情支持，令人难忘。有时是诗报对某个有争议的问题，发出批评，或是发起论战，他也积极参加。我总是感到作为一个诗评家，他的视角敏锐。记得1998年2月间，《华夏诗报》对“要命的先锋”展开专题讨论，他马上寄来了《“先锋”并非先锋》的评论，参加论战。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争论的核心问题．说“当西方兴起现代派诗歌之际，英国著名的诗论家莫锐曾坦言诗歌上的‘自我表现不一定是好的艺术’，可见它还不是一种最完美的艺术形式。至于现代象征派所崇尚的‘隐秘美’之类的纯诗观念(包括后现代主义诗歌在内)，在欧美只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占据西方诗坛盟主地位。不妨说这一诗歌流行乃是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出现精神危机的历史产物”。他还同时引证了东西方诗人的言论，指出时下的“先锋”，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硬性搞“横的移植”，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不惮其烦．引证诗人王玉树这一大堆的话，是要阐明：一是他目光敏锐。才能抓住“先锋”的要害，进行有力的批驳；二是说他对海内外文学涉猎之广，左右开弓，借人家之矛，攻敌之短，因而使这一次论战。进一步深入，连北京《文艺报》也马上作了报道。
不错，他对这一问题的透析，是得力于他视角敏锐，但这一“敏锐”，应该说，又得力于他“涉猎之广”，因而使他的视角广阔．即使是大雾迷蒙，能见度极低，他仍然能穿过迷雾，捕捉猎物。上述他批判“先锋派”引证西方名家言论，只是一例，当笔者翻阅他这本新著《世华文学星空灿烂》的目录时，更清晰地看到，从中国大陆许多的作家诗人到港台澳、东南亚众多的作家诗人，都在他的笔下显影，或在他的拥抱之下。他还写了《深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可以看出他很留心西方现代文化的新思潮。这说明，他除了重点研究“七月派”诗人艾青、胡风和鲁藜之外，他的目光一直向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世界驰骋。因此，一谈到海外华文文学的问题，他常常是胸有成竹，明辨是非，敏感果断，秉笔有神。在这点上，诗评家王玉树的追求，是值得赞许的。
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是我们一个正在开发的重大课题。几年前，《新加坡文艺》请我题词，我曾写下这么几句话：“华文，凝铸着中华母体的血液、母体灿烂的生命。这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晶。它以强大的竞争力，向全世界渗透，叩击着全球。凡是有中华儿女跋涉足迹的地方。就有它倔强的根在生长、在延伸。母体文艺，特别是华文诗歌则是其中最动人、最具魅力的部分，它最能冲击海内外儿女的心灵。”这种“叩击全球”的“根”，简言之，是中国的大陆。对海外的华侨、侨商来说，大陆就是母体，就是根，就是割不断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意识”。这种“根的意识”，是经历几千年缔造的血缘、血脉，又以华语、华文作为载体，因而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特别是源远流长、广博深厚、丰富多彩、光芒灿烂的文化传统。
我们《华夏诗报》在与海外华文文学界的交往中，或在每届的“国际诗人笔会”中，就曾特别强调了这一伟大的传统和华文新诗、也是华文文学的整合等问题。而且把它纳入笔会的“国际诗歌论坛”，组织多次的讨论。就当下而言，亚洲仍然是海外华文文学最大的板块，台湾则是华文文学的重镇。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作为特区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但文学活动仍然保持它面向海外的特点。属于东南亚的新华、马华、泰华、菲华、越华等地的文学活动，不只人数众多，而且创作相当旺盛。可以说，华语系文学在世界文坛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诗人和诗评家王玉树把华文文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课题，是极有意义的。我想，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能够从某一个专题深入研究，也许成果会更大一些。
玉树青葱，临风屹立。他驻足于中国大陆，面向港台和海外，不断为自己提出新的课题。可以指望，不久将收获更大的成果。
《迎水晚霞吟谈录》收录了作者王玉树近年来陆续发表的文学作品。按文章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纵笔今昔说鲁藜、谈诗歌及现代文学、读书偶得、怀人篇及杂感。这些文学作品都具有较高的水准，论说精到，引据丰富。因收录的文章多带有时代的烙印，故能够让读者清晰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
王玉树编著的《迎水晚霞吟谈录》是一部现当代文学文集，文笔流畅、隽永清新，具有高度概括力。如《再议诗歌的流弊及其它》一文，对当代诗歌进行批判，语言犀利，见解独到！再如《且说聂绀弩》一文，短短几百字，把聂绀弩的桀骜不驯、独立特行的个性刻画的淋漓尽致、跃然纸上。这一篇篇观点独到的文章汇集，正是本书独特的艺术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