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大劫杀》是郭国松老师追踪调查“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杀人事件，而写的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作者以他冷静的笔触，试图真实客观地还原案发的背景和过程。在作者冷峻克制的笔下，我们看到人性是如何在极度贫困和无度榨取中被扭曲、被泯灭，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杀戮。但这绝不仅仅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恩怨情仇，书中展示了惨案爆发的种种偶然和必然，包括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沉重的思考。

深夜，南太平洋海域，一群船员持刀闯进船长室，将船长刺伤后劫船杀人，由此引发一场现代航海史上罕见的海上大屠杀，33名船员，最终只有11人活着上岸。

在生死关头，残忍、野蛮、卑鄙、无耻、懦弱、自私，一切人性之恶，在这些原本朴素善良的船员身上进发出来，仿佛是对人性的地狱式拷问，令人不忍直视。

《太平洋大劫杀》是一部与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一样震撼人心的非虚构作品。作者郭国松以职业记者的冷峻眼光，历经三年的艰苦采访，努力还原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近距离观察被极端残酷的环境所扭曲的人性，揭示底层人挣扎求生的苦难命运……

第一章

 1.陌生的航程

 2.真假合同埋下的血腥杀戮

 3.赌桌上输掉黑土地，一无所有后出海打鱼

 4.南大洋诱人的渔场

 5.165条香烟

 6.保底收入暗含的“22条军规”

第二章

 7.劫船计划正在秘密进行

 8.“船长要是不同意，就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9.“不能等了，今天晚上必须动手”

 10.“没想弄死他，怪他自己找死”

第三章

 11.秘鲁海岸警卫队搜救“鲁荣渔2682”号

 12.“没事，就说掉海里失踪了”

 13.海盗船

 14.九把新刀与刘贵夺的“指挥刀”

第四章

 15.有人密报，大车要造反

 16.“杀这么多人，我有点害怕”

 17.太平洋上的“夜半歌声”

 18.“早让你加入，你不加入，现在知道害怕了”

 19.“砍完之后看刀上有没有血”

 20.“刘贵夺把事交给我办，我就得积极表现”

 21.目睹杀人场景的大学生失踪

第五章

 22.“再扔人的时候，叫上我们俩”

 23.“与其被杀死，还不如自己上吊”

 24.船长被“招安”

第六章

 25.黄金波告密引发的内讧

 26.连环计诱杀包德

 27.“你有没有跟包德一起造反”

 28.“他说杀谁，我们就杀谁”

第七章

 29.大副带着三名船员乘坐木筏逃离渔船

 30.最后的杀戮：宋老五被捆绑后沉海

第八章

 31.“现在就剩下11个人了”

 32.“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杀人”

后记

附录

在山东半岛的东北角，有一个幽静的小城，面朝大海，如诗如画。这便是与韩国隔海相望的山东省荣成市。

沿着风景迷人的黄海西岸的海湾北路、海湾南路，从市区一路向南行驶约30公里，穿过一座海湾大桥，便来到被当地人称为“小香港”的石岛镇。

果然是“小香港”。在荣成市区，居然有双向十条车道、完全可以与长安街宽度媲美的超宽马路，除了上下班的高峰期，大部分时间空荡荡的。而石岛则不同。狭窄的马路两侧，大小商店、饭馆等拥挤在一起，行人在车流密集的马路上随意穿过，就像中国大多数杂乱无章的县城。

石岛原来是荣成市下属的一个镇，后来被撤销，变身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夏天，从市区过来，接近石岛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咸的海水昧，仿佛置身于某个海边的渔村，以至于让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产生错觉——这海水里一定有很多的鱼，否则，空气里怎么会弥漫着浓郁的鱼腥味？

在石岛人的眼中，这里才是荣成的中心。沿着海边，随处可见高大的门吊，大大小小的造船厂，表明这是一个以大海为生的小城。

我第四次来到石岛的时候，正是春节之后。乘坐唯一的一趟公交车到达终点站，从写着“鑫发集团”四个大字、有保安值守的路口往里走，左侧是一个个巨大的储油罐，罐壁上标着“鑫发石油”；右侧不远处，有一栋不起眼的楼房，门前空地上停着几辆大客车，这里就是山东鑫发渔业集团公司（本文以下如无特指，均统称“鑫发公司”）。

继续往前走，海边上无遮无拦，凛冽的寒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就像带刺一样，一根一根地扎在脸上，睁不开眼睛。那条通向海边码头的水泥路，粗大的缆绳沿着路边摊开，还有不少渔网也堆在路边，看样子要进行整理或是维修，可是并不见有人。

到了海边，正是鑫发码头。这里既没有客运，也没有货运，它就是一个以捕鱼为主的渔业公司的专用码头。

放眼望去，数条并不规则的看起来像栈桥一样的通道伸向海里，各种吨位的捕捞船并排停靠在通道两侧，被缆绳拴在码头的铁桩上，至少有数百艘之多。

走到另一边，一艘大吨位的船只正在被钢索从海里拖上船坞维修。跟旁边的工作人员说话，个个都很友好。

停泊在潜内的船只大都是空的，偶尔有一艘船，有船员上上下下，还有人拿着工具在维修船上的设施。有一位船员盘腿坐在岸边修补渔网，旁边是一艘破旧的渔船。他看上去40来岁，常年的海上生活带给他一张黝黑的脸，两只手满是粗糙的裂纹。他穿一件黑色的薄棉衣，似乎对寒冷习以为常。

从他的口中得知，他来自河南，已经有多年海上捕鱼的经历，每月能挣四五千元。他说，船很快就要出海，不过，他只是在近海捕鱼，最远到过朝鲜东海岸一带。

要不了多久，那些随着风浪摇晃的船只，会陆续离开这个码头。也只有出海打鱼，船员们才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可以想象，此时把渔船开到朝鲜东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海面上依然十分寒冷，一艘渔船孤零零地漂泊在海上，船员们的捕捞作业该是多么的艰苦。

密密麻麻的渔船，天南海北的船员，素昧平生，聚集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渔人码头”。他们大都是农民，从这里走向大海，在风浪中谋生，吃苦不是个问题，重要的是能够赚到钱。

不过，很多从来没出过海的农民，对出海打鱼并没有多少心理准备，他们只是抱定了吃苦的决心，却没有想到，比身体的辛苦更难熬的是海上的孤独，尤其是常年不靠岸的远洋捕捞船员。

一眼看上去，码头上停靠的渔船，“鲁”字开头的名称最多，“鲁荣渔”“鲁文渔”，还有“辽丹渔”，“闽霞渔”，五花八门。我在港内拥挤不堪的渔船中寻找“鲁荣渔2682”号，最后只找到了它的姊妹船“鲁荣渔2681”号。

每一艘船都紧紧地挨在一起。我小心翼翼地从岸边跳到一艘大船上，再翻过几艘船，上了“鲁荣渔2681”号。它在风浪中摇摆，跟旁边的其他渔船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船身锈迹斑斑，空空荡荡，粗大的缆绳固定在岸上，两条数米长的跳板横在船舱里，到处是障碍物，脚下必须处处留心。

正是“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制造了一起血腥残暴的海上大屠杀。33名船员，最后活着的只有11人，另外的22人，死不见尸，活不见人。

“鲁荣渔2682”号去了哪里？莫非它带着22条冤魂又出海了？

2010年12月28日，虽然只是初冬时节，但对于山东半岛东北部的荣成来说，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很快，这里将会被大雪覆盖，“鲁荣渔2682”号要赶在这之前出发。

正式出发前的12月27日，边防部门的人员登船检查，但直至0此时，“鲁荣渔2682”号还有19名船员没有办理海员证。这倒难不住鑫发公司，何况检查本来就是走过场，这一套游戏规则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没有哪个从事远洋渔业的公司会把海员证放在心上。

于是，鑫发公司先让这19名船员下船，从其他船上借来19名有海员证的船员顶替，以欺骗的手段完成边检后，“鲁荣渔2682”号从鑫发码头出发，停泊在码头外的海上，公司派船把没有海员证的19人送到船上，再把借来的19名船员换走。

这些来自农村的船员压根就不知道，乘坐远洋渔船前往公海捕鱼，必须持有海员证；没有海员证离开中国的领海，回来时再从公海上进入中国的领海，与偷渡无异。  P2-4

两年多前，听说郭国松在追踪调查“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杀人事件，当时觉得大约是一篇调查报道吧，以郭国松20年调查记者的功力，读者应该很快就能知悉案情原委。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多，等来的且不止一篇调查报道的规模，而是一部非虚构的书稿。

《南方周末》过去的调查记者中，不少人后来在菲虚构写作领域声名鹊起，譬如南香红、李海鹏、关军等。进入互联网时代，尽管传统媒体似乎在走向式微，公众阅读也越来越呈现碎片化，却依然有人笃信“写作的力量”，敬畏真相，执着追寻。郭国松也是其中坚定的践行者。

翻阅《太平洋大劫杀》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郭国松到《南方周末》不久写的报道《朔州毒酒渗案直击》。时隔18年，一切仍历历在目：接到采访任务，郭国松和摄影记者方迎忠中断了春节休假，赶赴山西朔州。他们突破新闻封锁，第一时间发回大量凉心动魄的文字和图片，震动全国。

18年过去了，郭国松已不再年轻，却依然敏锐，不再锋芒毕露，却依然嫉恶如仇。值得一提的是，从《朔州毒酒惨案直击》到《太平洋大劫杀》，作者实现了一个跨界式的转变。从前那个更多时候凭着一腔热血和满脑子正义感行事的年轻记者，在职业路上几经波折几番历练，逐渐拥有完备的法律知识，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并且掌握较高的写作技巧。据我所知，这些年来，从调查报道到非虚构写作，从电影剧本到长篇小说，郭国松皆有涉猎和收获。

我想，一个从年轻时就那么热爱新闻的人，现在把更多的热爱投入到各种写作，应该也是为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找到一种更恰当的观察方法，一种更合适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郭国松一直在路上，依然热切关注着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并随时准备把自己看到和想到的告诉世人。

“鲁荣渔2682”号渗案发生6年了，之后陆续有媒体追踪报道，但时至今日，冤死者家属仍在追问“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杀人”。郭国松用了两年多时间，翻阅大量案卷，寻访几十个船员家庭，试图真实客观地还原案发的背景和过程。在作者冷峻克制的笔下，我们看到人『生是如何在极度贫困和无度榨取中被扭曲、被泯灭，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杀戮。但这绝不仅仅是生者和死者之间的恩怨情仇，书中展示了惨案爆发的种种偶然和必然，包括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沉重的思考。

这正是非虚构写作的优势之一：作者可以吸收和借鉴任何文学样式的表现手法，达到其所需要的更自由、更独立的表达。

我问过郭国松，在多家媒体已经陆续报道之后，为什么还要写这本书？他回答说：“我非常喜欢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那被公认为非虚构写作的里程碑，至今无人超越。他根据一个满门灭绝案，用6年时间创作了一部至今无人超越的纪实小说。我原本就想借鉴他的手法，以极其宽广的视角，去写这一群底层人的命运。”

这句话让我对郭国松的写作有了更多的期待。

（作者系《南方周末》原总编辑）

对“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杀人案的关注始于2013年年中，我的南方周末老同事方三文、李红平说起此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一直磨蹭到次年底，我才开始这项不同寻常的非虚构写作计划。

此后，我多次前往渔船公司所在的山东省荣成市，奔波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采访，不仅得到了近200万字的全部诉讼资料，而且采访了大部分船员家属。只有船长李承权的家人和鑫发公司拒绝接受我的采访。

在着手“鲁荣渔2682”号杀人事件的采访时，我读到了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纪实小说《冷血》（In Cold Blood）。它被公认为非虚构写作的里程碑、“美国当代文学的分水岭”，其文字之优美，挖掘之深刻，实在是一部令人叫绝的旷世杰作。

故事发生于1959年，在美国堪萨斯州西部广袤的平原上，威望极高的农场主克拉特和他的妻子、一双儿女惨遭灭门，凶手是两个正在服刑的年轻罪犯，在假释期间图谋抢劫，制造了这起震惊整个美国的血案。卡波特受《纽约客》的邀请，历时六年，通过艰辛的采访，重现和还原了案件发生的过程，并且以冷峻、沉稳而又不失温情的手法，抽丝剥茧，一步一步地“打开了凶手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两个看似冷血的杀手，也不是天生的人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罪犯之一的佩里。他在逃亡的时候，仍然不舍得丢弃两个沉重的箱子——那里面装满了书以及发黄的剪报、书信、诗稿，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

其貌不扬的佩里很聪明，会写诗、绘画，拿起口琴，随便就能编一首乐曲吹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但是，他却生在一个极其糟糕的家庭，父母形同陌路，母亲出去跟人家鬼混，父亲自己去创业，他才几岁便被寄养在天主教孤儿院，时常遭到修女的虐待。夜里，他梦见一只大鸟，啄瞎了修女的眼睛。

长大后，佩里依然没有得到社会和家庭的温暖，他一直在艰难谋生，最后去参军，到了朝鲜战场，还获得过一枚铜质奖章。但是，他的生活境遇并未改善，他退役后去投靠做“猎人旅馆”的父亲。无奈，天不遂人愿，旅馆没有客人，父子两人身无分文，他的父亲甚至为了跟他抢一块饼干险些将他掐死。

被父亲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的佩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狱中，他结识了狱友迪克，这便有了后来枪杀、抢劫克拉特一家的血案。

在杜鲁门·卡波特的笔下，除了令无数人唏嘘动容的克拉特一家，另一面，是在宽广的视角下，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记录了两个小人物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犯罪，直至被送上绞刑架而毁灭的悲惨命运。

“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上的33名船员，绝大部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冲着每年保底45000元的微薄收入，甘愿去海上捕鱼，两年不靠岸，这其中的苦，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

说起来，每年45000元的收入，跟在工厂打工的普通工人的收入差不多。但是，33个男人，拥挤在一艘狭小的渔船上，时间长达两年，环境的恶劣甚至远不如监狱。如果只是劳累、寂寞也就罢了。问题是，写在合同上的年薪45000元保底收入并不是船员们理解的旱涝保收，它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合同上的表述却很含糊。

就因为年薪45000元保底收入的落空，事前并无预谋的一场海上大屠杀瞬间爆发了。于是，人性之恶被推向极端，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选择——你想活着，就必须杀死他人。残酷的环境，将人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魔鬼。

船员们最初的劫船，无疑只是针对公司，也未打算杀人。但是，船上没有一个是鑫发公司的人，行使管理权的船长就成了攻击的首要目标，船上的33个人也因此分化成以李承权和刘贵夺为代表的两派。在两种势力对峙的过程中，从刘贵夺一方对李承权一方的攻击，演变为劫船者内讧式的屠杀。

血光四溅，当所有的人放下屠刀，只剩下11个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原来是一群穷苦船员之间的互相残杀。

但是，如果你看到的只是杀戮，是人性的极恶，我要说，那不是全部。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悲剧的背后，掩藏着被人们忽视的底层人的命运。33名船员，除了李承权等少数人家庭经济状况还算过得去，绝大部分人一贫如洗，他们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并不奢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过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

就算鑫发公司的合同能够得到实际履行，每年45000元的微薄报酬，每天长达18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两者又是多么的不成比例！

而他们就是为了这45000元的年收入，才踏上“鲁荣渔2682”号。这些没多少文化的船员万万没想到，本来就微不足道的血汗钱，还存在着“第22条军规”式的陷阱。

他们的命运就是更多的社会底层人命运的缩影，一如《冷血》中那两个凶手的命运。以我这么多年职业记者的阅历，我对他们的贫穷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身临其境时，一部分船员近乎赤贫的家庭经济状况还是让我感到震惊。

内蒙古籍的5名船员，除了黄金波年龄尚小，其他4人早就到了结婚年龄，却都是光棍。而其他船员，30来岁打光棍的也不在少数。

2015年初春，我第一次来到大兴安岭深处的那个小镇库都尔，地上还覆盖着积雪。黄金波的家居然穷到那个样子，一家人居住在20个世纪50年代末搭建的棚户区，每月2000多块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收入。那么，其他的林业工人呢？

临走的时候，我在库都尔火车站窗口买一张到牙克石的软卧票，90多块钱。因为距离不过三个小时，售票员用吃惊的眼睛看着我，“很近的，你不用买软卧”。

“啊，没关系，我想要一个软卧。”我笑着说。

“三个小时就到了，你买软卧干什么？”她瞪着眼睛，简直被我的“土豪”行为所激怒。

连日奔波太累，我只是想在软卧里躺上片刻，却不经意地伤害了他们。可见，当下这个社会，在无数的人挥金如土时，还有很多生活在底层的人为生计而奔波。

按照我原来的设想，除非对方拒绝，我要采访到所有33名船员的家人，还有熟悉他们的人。在血案之外，我要呈现一幅中国底层人生存状态和他们命运的现实图景，一个认识中国社会的横断面。

现在，在本书正式出版之际，我只能遗憾地说，本书的内容与我的原计划相差甚远。一方面，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必须尽快把它写出来，那些没有来得及的采访只好放弃。另一方面，采访之艰难，即便不是难于上青天，也相当于爬雪山过草地。少数船员家人不接受采访，这个影响不大；能够死死卡住脖子的是与此相关的权力部门，一旦他们把门堵住，你就束手无策。

何况我们要采访的一些国家机关，不公开是常态，公开是例外，很多时候你需要动用私人关系。公事公办想都别想，工作人员能耐心听完你的电话就算有涵养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配合，尤其是警方，杜鲁门·卡波特纵有盖世的才华，也很难写出《冷血》这种经典的非虚构作品。

所以，中国的现实很精彩，从好莱坞犯罪大片到“纸牌屋”似的现实主义题材应有尽有，却很少有人涉足非虚构领域的创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采访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荣渔2682”号杀人事件的写作，留下无数的遗憾在所难免。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不少热心人士为我的采访提供方便，使我有幸得到了完整的案卷材料，我要向他们鞠躬致谢！

要特别感谢我所服务的21世纪传媒党委书记王义军博士、总经理刘健东先生，没有他们给我提供宽松的环境，就不可能完成这项创作计划。

感谢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老领导江艺平女士，她给了我太多的鼓励和关怀，又专门为本书作序。我怀着感恩之心，永志不忘。

感谢我的老朋友、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她出面联系相关的电影公司，希望促成本书的改编。

感谢我的南方报业老同事、原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总编辑程益中先生。他当时正在筹备一个旨在推动非虚构写作的出版项目，“鲁荣渔2682”号事件成为他第一个签下的合同。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他的出版项目停止，但正是他当初预付的版税定金，为我的采访提供了物质保障。  著名导演高群书先生一直关注本书的写作以及与电影改编相关的事宜，我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著名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先生的支持，他对本文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对此深表感谢并铭记在心。

还有那么多船员家属，我的采访再次勾起了他们悲伤的记忆。我对他们失去至爱的亲人感到惋惜。祝愿他们能够走出痛苦，开始新的生活。

在作者冷峻克制的笔下，我们看到人性是如何在极度贫困和无度榨取中被扭曲、被泯灭，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杀戮。

南方周末原总编辑江艺平

发生在太平洋上的血腥劫杀事件，是奇观社会每日怪象之一部分，但它所展示的惊悚故事，还是令人不寒而栗。中国阅读界需要这样的非虚构文本，因为它向世人亮出了人性黑暗的底牌。

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

一切有良知的写作，永远关注的是人性，是人的命运。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

一群普通人在远离家乡的太平洋深处，突然残暴地互相杀戮，仅用人性之恶是无法概括的。是什么让恶聚集、发酵、直至爆炸？

著名导演高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