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余三乐所著的《寻访利玛窦的足迹》一书选取了我自1995年至2016年发表的25篇有关利玛窦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章，可分为四个单元：一、利玛窦的生平事迹及评价；二、对发生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所作的宏观分析；三、与利玛窦同样长眠在滕公栅栏墓地的其它耶稣会士的生平事迹；四、滕公栅栏墓地的历史变迁。

由余三乐所著的《寻访利玛窦的足迹》一书汇集了作者已经正式发表过的有关利玛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论文25篇，其中有关于利玛窦事迹、评价及历史地位的研究，有对利玛窦和来华传教士相关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对至今埋葬在北京利玛窦墓地的其他几位传教士的研究和评价，还有对17—18世纪所发生的“西学东渐”历史现象的宏观解析，以及作者独家披露的利玛窦传教士墓地的400多年的历史。

前言

寻访利玛窦的足迹

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利玛窦在江西

利玛窦在南京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双子星座——利玛窦与徐光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天主教与西方科学在中国

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的历史偶然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晚明知识界的一代伟人

晚明西洋望远镜传入中国轨迹

利玛窦的继承人龙华民

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创建人——利类思和安文思

南怀仁在华科技活动与耶稣会士的“学术传教”策略

“渊通律历”、“任使尽职”——记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

传教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中捷文化交流的“夜莺”——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

西方传教士与《皇舆全览图》

戴进贤——任职清廷钦天监近30年的德国耶稣会士

北京的天主教南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方面文化功能

17、18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探因——从400年前利玛窦进入北京谈起

樊守义的欧洲之行与《身见录》

从月食、大沽口之败和圆明园被毁所想到的——对“西学东渐”的深度思考

对外开放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命题的商榷

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的400年沧桑（1611-2011）

“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恢复重建36年（1979-2015）

北京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的历史变迁

寻访利玛窦的足迹

一、走进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领域

1980年我考进一家杂志社做编辑。杂志社暂时借用了位于车公庄6号院北京市委党校的十几间房作办公地点。我每天都要路过树立着三尊高大墓碑的小院去开水房打开水。隐约听别人说，他们是外国传教士，其中的一个叫做“利玛窦”。工间饭后散步时，发现还有很多刻有中外文碑文的墓碑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大院的各个角落。他们是谁？利玛窦是谁？为什么安葬在这里？

这些问题曾经出现在脑海里，但很快就被当时多如牛毛更时兴的问题淹没了。1984年不经意间，在利玛窦等3人墓园的东侧，又围起了一个大院子，那些散落的墓碑也被集中地树立起来，一并成为了一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我改为效力于党校的校刊。1987年，刚刚涉足明史研究的我，到哈尔滨参加第二届明史学术研讨会。会上两篇论及利玛窦的论文令我眼睛一亮。利玛窦，不就是我天天路过却熟视无睹的墓碑的碑主吗？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从那时起，好奇心驱使我，从其生命的终点——墓地出发，踏上寻访利玛窦足迹的历程。

通过初步的了解我得知，党校院内的这方土地400年前曾是利玛窦墓地，之后的岁月里，又相继安葬了88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而渐渐成为外国来华传教士的公共墓地。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墓地遭到第一次破坏。后根据“辛丑条约”而重建。1954年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选中这处“风水宝地”建北京市党校。北京市政府与教会协商，将墓地的墓碑和尸骨迁至海淀区西北旺一处新辟的墓地。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干预下，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人的墓碑才得以应教会方面的要求，在原地保留。1966年“文革”爆发，墓地再次被毁。而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10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最高领导层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时候，竟拨冗一致圈阅了一个文件：重修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墓地！

几位外国神父的墓地，居然多次牵动了共和国最高层领导的神经，让我感到十分惊诧。他们一定不简单！我找到周恩来总理的一篇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其中说道： “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一六零五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现在每一个中国小学生刚一入学就要学习的“汉语拼音”的方案，原来最先是由利玛窦创建的！不仅如此，算术课上学的竖式计算法，地理课上的五大洲四大洋知识，再到中学时学的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对数函数、物理学的杠杆、滑轮等等知识，也都无不来自利玛窦和他所开创的、被称为“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  毋庸讳言，利玛窦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传布天主教，但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就像蜜蜂虽然其本意是觅食，但同时传播了花粉，鸟儿为了觅食，却消灭了树林中的害虫一样，应该得到肯定。

正如原政协主席李瑞环在1998年访问意大利期间所说的： “利玛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2000年建造的中华世纪坛中的浮雕群像，将利玛窦列为对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之一(另一位是马可·波罗)。中华世纪坛前青铜铸成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刻录了有关利玛窦的3条记录：

公元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抵中国。

公元1601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献自鸣钟、坤舆万国全图，准留居北京传教。

公元1610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卒，葬于北京，著有《利玛窦中国札记》。（P002-003）

前言

有人说，命运是公正的，当它在对你关上一道门后，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年近古稀的我，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也有这样的感触。作为“文革”期间的所谓“老三届”，我们这一代人被公认是比较不幸的。成长中的饥饿，懵懂时的欺骗，学业的中断，理想的破灭，人生的蹉跎，等等，几乎濒临绝境。但是1976年以后，随着国家和民族否极泰来，命运之窗也屡屡为我开启，一步步将我引入了自己所热衷且力所能及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出于很偶然的原因，1985年我进入北京行政学院担任校刊的史学编辑。由于历史的误会，1950年代，该校建在已经存在了300多年的天主教“滕公栅栏”墓地旁。墓地经“文革”平毁之后，又在1979年获得重建。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不断有外国友人前来造访，这又激发了当时的校领导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热情。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在沉寂了30年以后，又兴起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潮，这一切为我打开了学术生涯的天窗。此时恰逢西贤利玛窦游历神州大地、纵横捭阖400周年之际，一个个值得纪念的时间点接踵而至，特别是2001年利氏进京400周年、2010年利氏辞世400周年。一系列中外交流的学术活动为研究者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中国人爱说“天时、地利与人和”。我在总结利玛窦墓地重建36年的历史时认识到，墓地是一条纽带，连接了国内外对利玛窦和中西文化交流情有独钟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从20世纪末到2l世纪初的20多年里，我正处在这一纽带的节点上，接待了来自神州各地、五洲四洋、天涯海角的参观者，与其中的很多精英建立了联系。数百张合影已贴满了厚厚的两大册影集。无分寒暑、废寝忘食的接待工作无疑是辛劳的，但共同志向者间的交谈，也必定兴趣盎然。我曾经吟诗道：

人生际会似有缘，

今古神交二十年。

几块石头说故事，

一杯黄土掩西贤。

乌云难总蔽白日，

青史终将见蓝天。

迎送五洲仰慕者，

不意两鬓竞雪斑。

送往迎来系五洲，

相逢便是好朋友。

误食废寝寻常事，

沥暑凌寒亦优游。

跬步恒行致万里。

腋革久聚必成裘。

勿以善微而不屑，

经年滴水汇江流。  与此同时，它也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机会之窗。当然机会来了，也需要以勤奋、刻苦和坚持，甚至必要的取舍和放弃才能抓住它。于是就有了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马爱德神父合作的《虽逝犹存》一书，由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基金资助的《早期传教士与北京》，获得澳门文化局研究课题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和《望远镜与西风东渐》两本书，在同行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两本译著《巨人一代》和《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和澳门利氏学社主办的多次研讨会，以及发表在国内各种报刊杂志和澳门《文化杂志》的一篇篇论文。也是因此，2005年获得意大利政府颁发的总统“仁惠之星”二级勋章。

在这里，我想借机会表达作为历史工作者的一点感悟。真、善、美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历史研究乃是科学园圃的一角，应该将求真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历史工作者应该将求真当作自己毕生的社会责任。

工人的职责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农民的职责是提供安全的食物，医生的职责是维护公民的健康。史学工作者的职责是什么？我认为，史学工作者的职责是向社会提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客观、真实的历史作品，并总结出科学、正确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些可以以史为鉴，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为文教界提供教材，为民众提供普及读物，使广大人民更加聪明、成熟，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同时也为千秋万代弘扬正义，将罪人钉上历史耻辱柱，还被诬好人的清白，廓清功过是非。历史是对无神论者进行末日审判的“上帝”。历史学不能篡改史实来为政治服务，为政治家的宣传服务。历史学虽然与自然科学有别，但它同样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而不是“任人装扮的女孩”。尽管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是史学工作者的座右铭和奋斗方向。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如古代的董狐、齐太史、司马迁，近代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奉为圭臬的陈寅恪。但是也有为了当权者的利益篡改历史的拙劣做法。在“文革”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利玛窦等传教士被诬为“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事实证明，违背历史真实的作品(论文和专著)是不可能流传长久的。近30年来，一批富有责任感、社会良心和勇气的史学工作者通过在各个领域不懈的探索，将很多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我从内心对他们深深地景仰。但是在这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史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愿以此与一切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同行们共勉。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肇庆学院。我与肇庆学界的结缘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虽然1995年我第一次考察肇庆利玛窦遗址时，还只是独行侠。但不久就结识了肇庆市政协主席刘伟铿先生。2001年我第二次造访肇庆市拜会了他，商议举办利玛窦研讨会一事，却由于上层的阻挠而不果。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2006年由肇庆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利玛窦论坛”圆满召开。肇庆市博物馆还筹建了有关利玛窦事迹的常设展览。这些都开创了全国的风气之先。2009年肇庆学院聘任我为西江学者讲座教授，向学生讲授“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系列讲座。2010年、2013年第二、三届“利玛窦学术论坛”相继召开。今年即将召开第四届学术论坛，且有“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落户肇庆学院的盛事。肇庆学院慨然出资，将我历年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当然是我学术成果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向此次论坛的献礼。在此特向和飞院长、王忠副院长、黎玉琴教授和相关人士，以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赵泓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选取了我自1995年至2016年发表的25篇有关利玛窦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章，可分为四个单元：一、利玛窦的生平事迹及评价；二、对发生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所作的宏观分析；三、与利玛窦同样长眠在滕公栅栏墓地的其它耶稣会士的生平事迹；四、滕公栅栏墓地的历史变迁。我对各篇文章只做了个别的文字修改，并在文后添加了简短的“编后注”。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失误，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