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亦周所著的《张朋川访谈录/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从抢救、保护和挖掘文化的视角，通过采访名家本人、亲属、好友、同事等，编辑出版本书，从多角度真实地记录大学著名教授们的人生经历、学术贡献以及思想品格。

本身具将带领我们进入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这些是无比珍贵的宝藏。

顾亦周所著的《张朋川访谈录/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将全面展示张朋川艺术大师的魅力人生和艺术世界，表现其作为艺术大师对艺术、文化、教育的巨大贡献。书中共收录了50幅左右艺术家本人的作品、私人照片以及公共活动的照片，每幅图片将配有若干文字的评述或介绍。

总序

 留点念想

特稿

 “画”不尽的人生

专访

 艺术世家

 生在重庆的常州人

 我的舅舅艾青

 父亲与《新路》

 考上央美附中

 国画梦断

 我就是想当画家

 “反右”改变了命运

 美院求学生涯

 为了能画画去甘肃

 扎根边陲

 “社教运动”的见证人

 在甘南画壁画

 雷台墓与铜奔马

 收获爱情

 上穷碧落

 壁画临摹是门硬功夫

 在嘉峪关城楼苦读

 转向彩陶研究

 专家之路

 主持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

 编写《中国彩陶图谱》

 惜别考古第一线

 霞光漫天

 58岁上讲台

 中华古陶方兴未艾

 “和而不同”的传统设计文化

 重构中国美术史

他人看他

 孟晓东：当好老张的贤内助

 张晶：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老顽童

 郑丽虹：为身在“张家门”而自豪

 林健：我永远的前辈和领路人

附录

 人生无界(纪录片脚本)

 张朋川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次见到张朋川教授，是2014年3月在苏州大学博物馆的会议报告厅。当时他正存和一批山南海北的业界友人以及门下弟子共同为要在当年6月举办的“中华古代陶器精华展”做准备工作。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不断用PPT展示各地民间博物馆和私人藏家选送的陶器精品，而专家们的工作是确定哪些入选哪些淘汰。在这次会议上我只是一个远远的旁观者，而且大部分时间只能看到张教授的背影。但他渊博的知识、果敢的决断以及十足的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后，我趁着人群散场和他有了第一次短暂接触。他身形中等，面貌清癯，眼光明亮，语气和善，握手非常有力。

可即便如此仍然未能消除我对一位年逾古稀老者的成见。这反映在当我第一次试图联系具体采访时，我对晚上八点半是否适合给他打电话颇费踌躇，唯恐他此时已经准备入睡。这一点在后来提起时不断成为笑谈，无论张教授夫人孟晓东、大女儿张晶还是他的博士生郑丽虹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张教授精力之旺盛是远胜常人的。中青年时期在甘肃考古第一线近二十年的摸爬滚打，让他的身板远比毕生只在象牙塔中徜徉的专家学者硬朗。即便在七十岁上，他依然可以晚间对着电脑工作到深夜，然后第二天一早准时起床。带着学生出国考察时，他总是一马当先甚至走到了没影儿。至于家中现在住的十楼小高层，他有时下楼倒垃圾拿报纸后嫌电梯下来太慢，索性就从一旁的楼道蹭蹭蹭走了上去……

为了顺利地与张教授沟通，采访之前我阅读了他已经出版的著作、论文以及相关媒体报道。尽管这种短时期囫囵吞枣的跨专业阅读不会形成太深的积淀，但我总是希望能在采访时形成一些交流而不是简单的应声。不过一个奇异的印象随着第一次访谈油然而来，那就是当你带着对“中国彩陶第一人”(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语)的崇敬心态打开话匣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张教授另一段少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其实他对绘画的热爱一点儿也不亚于彩陶。甚至他从人生一开始就是希望能成为一名画家的，只是命运“意外地”将他推送到了考古和彩陶研究领域。而从晚年开始，在已经赢得了彩陶研究界赫赫声誉后，他又重新投入对美术史的研究当中。

张教授是什么时候开始与画结缘的呢?1956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不是。1953年参加上海虹口中学美术兴趣小组?也不是。在我看来，这条线索应该上溯到1928年杭州建成“国立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西湖艺专”)。这座由蔡元培委任林风眠建立起来的南方艺术殿堂，培养出了赵无极、吴冠中、李可染、孙天赐、裘沙、王朝闻……太多太多后世知名画家，而它也是一系列对张朋川人生成长给予极其重要影响人物的母校——比如他的舅舅艾青(蒋海澄)，他在上海虹口中学美术组的老师朱膺，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张祖良和母亲蒋希华。正是他们俩在1931年分别从老家常州和金华考进西湖艺专并相知相爱，才有了后面那长长一串故事。

少年时期的张朋川已经表现出了对绘画特别是国画的强烈喜爱，而为他打下初步基础的正是父亲张祖良和美术老师朱膺。张祖良在读书时期受到过国画大师潘天寿的指导，而张朋川后来表示他更喜爱李可染。他的舅舅大诗人艾青同样丹青造诣深厚，但新中国成立后早已成为文艺界领导人的他并无暇对外甥进行专业点拨，不过他在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则对张朋川的求学生涯起到了另一种促进。对国画的喜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少年张朋川对当时僵硬的苏联绘画模式的厌恶——那种从石膏像画起，画三角体，画球体，直到最后画大卫石膏像的所谓进阶流程。相对来说国画以意驭笔，无视立体、焦点、比例等“纯粹理性”指标的画法更可以直抒胸臆。直到今天他依然对那种艺术教育的“僵化思维”耿耿于怀。在接受访谈时他曾表示：“这种教育模式是非常不对的。十五六岁的娃娃正是对艺术感觉最敏锐的年纪。这时候你叫他们去磨铅笔、画石膏，就整个儿地把人从活的画死了……中国的美术教育至今还是非常落后。因为这批老师、校长都是在传统苏联模式下培养起来的，然后这些人又都在美术院校里把自己继承的思想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他之所以晚年立志著书“重构中国美术史”，这方面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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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科学主义”为主要特征且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推进下，人类灵魂的宁静家园渐渐被时尚、功利和浮躁无情地取代了，其固有的韧性和厚度正日益剥落而变得娇弱浅薄，人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也正逐步消失。在当今中国以“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实现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征程中，“文化研究”、“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等极其自然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学者，自然不应囿于自己的书斋而沉湎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应该为这一伟大的时代做点什么；作为一名现代大学管理者，则更应当拥有这样的使命意识与历史担当。

任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总是不乏高度的历史价值、使命意识和时代意义，文化研究也不例外。应该说，我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缘起于自身经历的感悟和对本职工作的思考。近年来，我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工作访问。尽管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其优良的国民总体素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我在惊诧之余，也就自然萌生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为何在异国他乡能够得以充分彰显，却在本土当下鲜有表达?2013年5月，我应邀赴台湾地区参加了“2013高等教育国际高阶论坛”，这也是我首次台湾之行。尽管此行只有短短一周，但宝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常交往中，我不仅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台湾地区被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从错落有致甚至有些凌乱的古老街景中“看到”了隐含于其背后的一种持守和一份尊重……于是，我又想起了本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剔除封建糟粕的同时，几乎“冷落”甚至放弃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全面汲取苏联“洋经”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文革”期间，中华民族更是经历了一场“浩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自不必多言。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华大地在演绎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却没有得到同步保留或弘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沦丧的现象。这便是海外之行给我留下的文化反思与心灵震撼!

带着这份反思和震撼，平日里喜欢琢磨的我便开始关注起“文化”及“文化研究”等问题了。从概念看，“文化”似乎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精准定义的名词。在纷繁的相关阐述中，不乏高屋建瓴的宏观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处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决定了文化研究具有内容丰富性、方法多样性和评价复杂l生等特征。黑格尔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文化好似洋葱头，皮就是肉，肉就是皮，如果将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了肉。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梁漱溟语)，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我们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概念却被泛化或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从文化研究现状来看，我认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研究面临着“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挑战和挤压；二是文化研究多是空洞乏力的理论分析、概念思辨，而缺少务实、可行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今时代，被称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已独占人类文化之鳌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了，其固有的功能正日益被消解或弱化。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喧嚣和浮躁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软”科学的无奈与尴尬。即便是充满理性色彩、拥有批判精神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功能与文化功能，但在严酷的现实语境中，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所谓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技术范式来实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和研究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成果多以“概念思辨”、“理论分析”等形式表达，缺少与现实的联系和对实践的指导，难免给人以“声嘶力竭”或“无病呻吟”之感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苍白、乏力的研究现状加剧了人们视文化为“软”科学的看法。这无疑造成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尴尬。

从未“离开”过校门的我，此时自然更加关注身陷这一“困境”和“尴尬”漩涡中的大学。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探索新知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她不仅运用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人类文化知识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高级人才培养，而且还直接担当着发展、创造与创新人类文化的历史责任。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应该说，这样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在学理上看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似乎不是同一层次的、并列的要素。因为无论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或手段。如果将社会服务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就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另一方面，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的深层的、本质的内涵。那么，有人会问，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大学的运行就容易被视作为简单传递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化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承、创新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换言之，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应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如果说，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那么，大学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文化的“抢救”、“保护”和“挖掘”；这是现代大学校长应具有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责任感。言及大学文化，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习惯地联想起“校园文化”，显然这是对大学本质的误解甚至曲解。“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不是简单的文字变换游戏，个中其实蕴含着本质的差异。面对“文化”这一容易接受却又难以理解的概念，人们总是无法清晰明快地表达“文化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或可以相对轻松地回答“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没有文化”或“什么是文化缺失”等问题了。大学文化，在于她的课上和课下，在于她的历史与现实，她的一楼一宇、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她可能是大学制度文化的表达，可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彰显，也可能是大学物质文化的呈现。具体而言，校微、校旗、校训等标识的设计与使用是文化校园建设的体现，而创建大学博物馆、书画院、名人雕塑等，则无疑是大学文化名片的塑造。我曾主持大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这一令我“痛并快乐”的工作，让我感慨万千!面对这一靓丽的大学文化名片，我似乎应该感到一种欣慰、自豪和骄傲!然而，在经历这一“痛并快乐”的过程之后，我却拥有了另一番感受：在大学博物馆所展示的一份份或一块块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面前，真正拥有高度文化自觉或自信的大学管理者，其内心深处所感到的其实并不是浅薄的欣慰和自豪，而是一种深深的遗憾、苦苦的焦虑和淡淡的无奈!我无意责怪或埋怨我们的前人，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责怪、埋怨，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落实、来实现，从而给后人多留下一点点念想，少留下同样的遗憾。

这不是故作矫情，也不是无病呻吟，只有亲身经历者，方能拥有如此宝贵的紧迫感!这种深怀忧虑的紧迫感，实在是源于更深的文化理解!确实，文化的功能不仅在于“守望”，更在于“引领”，这种引领既是对传统精华的执着坚守、对现实不足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而又不失理性的憧憬。换言之，文化的引领功能不仅意味着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也意味着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尽管本人并没有宏阔博大的思想境界，济世经国的理想抱负，腾天潜渊的百炼雄才，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始终拥有一种朴实而执着的想法：人生在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做成点什么”；如是，方能“仰俯无愧天地，环顾不负亲友”。然而，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于任何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而言，“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当下社会，“文化校园建设”则更是“自找苦吃”!

人生有趣的是，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臭味相投”的“自找苦吃”者，与你同行!一年前，我兼任艺术学院院长。在一次闲聊中，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这一久埋心底的想法，便随即获得了马中红、陈霖两位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的积极响应。于是，《东吴名家》(百人系列)的宏远写作计划便诞生了!

也许是闲聊场景的诱发，如此宏远计划的启动便从艺术学院“起步”了!其实，选定艺术学院作为起始，我内心深处还有两点考量：一是“万事开头难”，既然事情缘起于我的主张和倡议，“从我做起”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事实上，我愿意也必须做一次“难人”；二是我强烈地感到时不我待，希望各个学院能够积极、主动地加入“抢救”、“保护”和“挖掘”文化的行列!尽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但在纷繁的现实面前，这项工作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义务”或“兴趣”，因此，我不能有更多的硬性要求。于是，我想，作为艺术学院院长，我可以选择“从我做起”，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可能比苍白的语言或“行政命令”更为有力、更富成效。

当然，最终选择艺术学院作为《东吴名家》开端的根本想法，还是来自我们团队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在我们古老的汉字中，“藝”字包含了亲近土地、培育植物、腾云而出的意思。这也昭示了艺术的本性：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超越生活。或许也正因为艺术这样的本性，人们对艺术的反应可能有两种偏离的情形：艺术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致习焉不察；艺术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致望尘莫及。此时，听一听艺术家们的故事，或许会对艺术本身能够拥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开篇中有云：“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各种艺术作品的背后，站立着她们的创造者，面对或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倾听创造她的艺术家，并与艺术家展开对话。这样的倾听与对话超越时空，激发想象，造就了艺术的不朽与神奇。也正是这种不朽与神奇，催生了《东吴名家》的艺术家系列。

最先“接近”的五位艺术家大家都不陌生：杭鸣时先生，被誉为“当今粉画巨子”，以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粉画的艺术价值；杨明义先生，浸淫于江南文化传统，将西方透视和景别融进水墨尺幅，开创出水墨江南的新绘画空间；梁君午先生，早年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艺术学院学习深造，深得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融汇古老中国的艺术真谛，是享誉世界的油画大师；张朋川先生，怀抱画家的梦想，走出跨界之路，在美术考古工作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填补了多项空白；华人德先生，道法自然，守望传统，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书学研究，都臻于至境。五位大师的成就举世瞩目，他们的艺术都有着将中国带入世界、将世界融入中国的恢宏气度和博大格局。

五位艺术家因缘际会先后来到已逾百年的东吴学府，各自不同的艺术道路在苏州大学有了交集和交融，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他们带来的是各自艺术创作的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所有这些无疑是我们应该无比珍惜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系列”的写作与制作也可谓一次艺术的“收藏”行动。

“收藏”行动将继续进行，随着“同行者”的不断加盟，《东吴名家》(百人系列)将在不远的将来“梦想成真”!为了这一美好梦想，为了我们的历史担当，也为了给后人多留点念想、少留点遗憾，让我们携起手来……

2013年11月，我们团队接到了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六位老艺术家写传记的任务。我的采访对象是中国美术考古以及彩陶研究领域的权威张朋川教授。

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阅读如下材料：(1)张教授已经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以及他身边部分亲友——比如舅舅艾青、老师庞薰栗等人——的传记；(2)美术史方面的材料，如迈克尔·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等；(3)考古学方面的著作，如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的多部专著，女学者苏三的几本书；(4)张教授生平重要学习、工作场所的介绍文字，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简史》这样的书以及《甘肃省博物馆自然部历史回顾及其发展历程》之类论文；(5)其他可以开拓视野的相关材料，如《燎原说画：近看西方现当代艺术》《小顾聊绘画》、“费顿·焦点艺术家”传记系列以及巫鸿、薛永年、林木等名家的专业论文。我的目标是，当自己能够坐在张教授对面提问的那一刻，脑中应该已经构筑起他人生的基本框架，等待的只是大师为它添砖加瓦，润色出新——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交谈者”而不是简单的“听写员”。

正式的访谈是从2014年4月8号启动的。由于张教授当时已经开始为将于6月12日举行的“中华古代陶器精华展暨第二届古陶文化艺术学术讨论会”进行前期准备，我们商量下来决定实行短时间集中采访，以免他长期为访谈耗费心力。由此整个4月我和我的摄制组可谓马不停蹄，于4月8日、11日、12日、13日、14日在他家书房内连续进行了五次访问和拍摄。随后又分别于4月14日、16日、18日和20日完成了对张教授夫人孟晓东(于家中)、大女儿张晶(于上海家中)、博士生郑丽虹(于苏大艺术学院)以及老同事林健(于常州博物馆)的采访。在此之后，就是漫长的录音整理、文字转换以及图像视频编纂工作。期间我们团队多次聚会交流心得，不断修改，力求完善。我的写作分为两大部分，即作为主体的《张朋川访谈录》和纪录片脚本《人生无界》。此刻，面对最终修订完毕的书稿，心中感慨万千。

我想首先感谢张朋川教授。对他的采访让我完成了自身知识文化的拓展和提升。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不懈的钻研精神、耐心细致的学术品格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都将成为我今后值得汲取的宝贵经验。对张教授的访谈，使我得到了弥足珍贵的近距离向前辈学者学习并与其交流的机会，走入并触摸他的历史，可以让我以人为镜，三省吾身。我同时也要感谢其他几位受访对象：张教授的夫人孟晓东女士、大女儿张晶女士、博士生郑丽虹老师以及老同事常州博物馆林健馆长。她们提供了对丰富张教授人生形象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资料，而我也从她们身上学到了热心对人，耐心对事，细心对物的优秀品质。

我还要感谢让我得以参与写作的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团队。在大半年的工作生活中，我目睹了中心主任马中红教授作为策划总监，为项目执行、协调、统筹所起的核心作用。她身上干练、耐心、细致等品质让我极为钦佩。陈霖教授对我的书稿反复审阅，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和建议，对本书最后成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杜志红副教授手把手教我创作纪录片解说词，并花费极多精力指导纪录片拍摄与后期制作，在此我要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

团队中承担其他艺术家传记撰写任务的鲍鲳博士、刘浏博士和姜红女士，通过多次会面以及邮件、微信讨论，为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在此也向他们致以衷心谢意。

苏州大学出版社的薛华强先生是这套丛书的直接负责人，他协助我们处理了全部的编务工作，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帮助。本书还得到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专项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想感谢配合我完成工作的几位硕士研究生：钱毓蓓、沈晶晶、俞欢陪同我全程采访并承担了摄影、摄像工作，书中所有图片以及整部视频纪录片的编辑制作均是仰仗她们的努力与才华方得以完成；虞昌胜承担了所有录音稿件的听写转换任务，他的付出让我节省了大量时间，可以更加集中于写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