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选讲》是叶嘉莹讲授清词的“教材”，收有10位清代词人作品赏析。叶先生认为，清朝是词的复兴时代，因为它重新找回了词的美学标准。清朝文人，由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加之文字狱的禁制，有着把酒不能言欢的窘迫。通过“词”这一深婉曲折的文体，他们得以抒怀叙情。作者说，“词的美感特质，即描写男女哀乐，可以道出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相比“谈诗”“谈词”，此本的主题性和系统性更强。特别是附收的论张惠言词长文，颇能展现叶先生“说词大家”的风采。

词的微妙，在于它有一种特别的美学特质，即以曲折深隐富于言外之意为美，以引发读者很多的联想为好。清朝正是词的复兴时代，借这种深婉曲折的文体，“道出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叶嘉莹著的这本《清词选讲》涉及清代词人十余位，从时代背景、生活际遇、个人性格、才华短长等诸方面，带领读者一起，邂逅最美的清词，欣赏清词的美好。

序言

第一讲 清词的复兴

第二讲 李雯

第三讲 吴伟业

第四讲 陈维崧

第五讲 朱彝尊

第六讲 张惠言

第七讲 蒋春霖

第八讲 王鹏运

第九讲 郑文焯

第十讲 朱祖谋

第十一讲 况周颐

附录 说张惠言的《水调歌头》五首

谈传统士人的修养与词的美学特质

在一个碧纱窗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这个男子就跪在女子的床前要亲她。这个女子的话语好像不太高兴，她表面上像是推辞但心里却是肯的。

这首作品在曲子里算是好的曲子，它生动活泼。但不是好词，词是不能这样写的。词一定要有深隐曲折言外之意的才是好词，明朝的人用写曲的方法来写词，所以词的美学品质就衰微了，就失落了。

我说清词是词的复兴时代，因为清朝找回来了词的曲折深隐富于言外之意的美学特质。他们是用什么代价找回来的呢？那是他们付出了破国亡家的代价才找回来这种曲折深隐的品质。我们今天有词为证，现在我就拿词的实例给大家讲清朝的词是怎么样复兴的，而且是怎么样在破国亡家的情况下复兴的。

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作者李雯，我选了他的两首词，第一首词的牌调叫《风流子》。我上次说过词跟诗之所以不同，诗是有一个题目说我要写什么，可是词有的时候没有名字，它的前面只是一个曲调的名字。第一首词的牌调叫《风流子》，可是他把这个牌调再附一个题目叫——“送春”；春天走了，然后下面再有小括号叫《箧中词》，《箧中词》是一本词的选集，在这个选集里边，在送春的题目底下还有三个字“同芝麓”，这就是说这首送春的词是跟芝麓一起做的，等一下我再慢慢地讲。

第二首词叫《浪淘沙》，它下面也有一个题目叫——“杨花”。在早期的《花问集》里边都只有牌调没有题目，像以前我讲过的欧阳炯啦、温庭筠啦，都只有牌调没有题目。可是后来的作者有的就有牌调同时也有题目了。

现在我先把作者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看看清初的词人怎么样付出亡国破家的代价来写他们的词。

李雯，字舒章，是江南华亭人。华亭是在现在的上海附近，原属于江苏华亭县，华亭在古时有一个别名叫云间。我们讲清代的词人，你们要注意他们死生的年代，他们的生平经历了当时什么样的时代风云，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他们怎样地反映了时代的苦难。李雯是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出生的，少与陈子龙、宋徵舆齐名，称“云间三子”。这三个人不但是好朋友而且家住得很近，甚至他们共同有过一个女性朋友，这个女子就是柳如是。柳如是是一个才技皆绝的妓女，她的出身是很卑微的，初在嘉兴名妓徐佛处为侍婢，后来嫁与人做姬妾，她很有才艺，又美貌、会作诗，还会写字，很得主人宠爱，但不容于其他姬妾，后来被逐出。她迁转于江南，与当时名士才子相往来，也想择人而嫁，这云间三才子都与她交往过。宋徵舆曾热烈地追求柳如是，但是因为当时他太年轻尚未中科举，他的家人强烈反对他与柳如是成婚，后来柳与宋遂因事决裂。她又跟陈子龙交好，陈子龙年岁较大，已经结婚，本来可以娶她做妾，但是他的家人也反对他娶妓为妾，因此婚事终告不偕。但是柳如是是个很有勇气的女子，她把自己乔装成一个男子，去拜望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文士钱谦益，后来遂嫁与钱谦益。

我之所以要讲这一段故事，因为这与李雯词的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当李雯、陈子龙、宋徵舆与柳如是交往的时候，这时他们写的词都是描述美女与爱情的作品。但是这种浪漫的日子过得不久长，明朝就灭亡了。这个大变故来临的时候，他们这三个好朋友就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落到了不同的下场。这云间三才子以陈子龙为领袖——就才华论以陈子龙为最高，他古文、诗、词，样样都写得好。陈子龙参加了“复社”，而“复社”的主持人叫张溥。张溥曾编订了《汉魏百三名家集》，是当时很有名的学者。除了“复社”之外，他们在陈子龙、李雯的故乡另外成立了“几社”。这些文社的成员都是关心国家政治的，他们以儒学为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因此这些文人学者都喜议论朝政。

当明朝败亡，满清入关时——你们要知道：中国从三代夏、商、周以降经过了几千年，也经历了无数的改朝换代。但是以南宋到元朝这一次易代和明朝到清朝这一次的易代，反抗最激烈。这又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因为元朝攻进中原的是蒙古人，清朝进入关内的是满族人，不像过去的那些朝代再怎么换同样是汉族人。满清之所以引起明遗民强烈抵抗的缘故，更是因为满族的服饰与汉族不同，汉族不只女子留发，连男子也留发。而满族一入关就下剃发令，要男子把头发剃去大半，只剩中间一块梳根辫子，这以汉人来看真是怪异，很不能接受。而汉人自小就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当满清严令剃发后，大家群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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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之盛，号称中兴，其作者之多，流派之盛，以及其对词集之编订整理，对词学之探索发扬，种种方面之成就，固已为世所共见。早在六十年代中，我曾经写过《对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一篇长文，继之又在八十年代中写了《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光照中的反思》，以及《论王国维词》与《论纳兰性德词》诸文，并且对于曾被龙沐勋称誉为“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的云间词人之代表陈子龙的词，也曾写过长文加以论述。凡此种种，当然都表现了我对于清词研读的兴趣。不过，自从五十年代我开始在台湾各大学讲授诗词诸课以来，直到我于一九九。年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为止，三十多年来，我却从来未曾在国内外各大学的诗词课中讲授过清词。这主要是因为一般大学中的词选课，主要都是从唐五代的词讲起，如此依时代次第讲下来，要想把两宋重要的作者讲完，在时间上已经极为紧张，当然根本就不会有机会讲到清词了，谁知就在我已经退休四年之后，我却在被新加坡国大中文系邀去客座讲学的半年中，得到了一个讲授清词的机会。

我之被新加坡国大邀聘，其事盖全出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原来我曾于一九九三年冬赴吉隆坡，参加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会议中得识新加坡国大中文系的陈荣照主任，恰巧我三十多年前曾在台大教过的一个学生——王国璎博士正在该系任教，于是我在吉隆坡开完会后，遂应国璎之邀至新加坡旅游。勾留数日，并做了一次讲演。临行前，陈荣照主任遂向我表示了拟于次年邀我前来讲学之意。于是我遂于一九九四年七月中来到了新加坡。当时我担任的有两门课，一门是研究生的“专家研究”，另一门则是本科三年级的“韵文选读”。后一门课由国璎弟与我合开，她教前半学期，我教后半学期。这一班学生对于唐宋诗词大多已经有了相当的学习经历，所以当我提出想要讲授清词时，就立即得到了系方的同意。新加坡国大沿用英国教学制度，除课堂讲授外，另有辅导课，由教师指定研读主题与参考书目，由学生自行研读，然后分为每十人一组，由教师指导讨论，并写成读书报告交由教师评阅。我担任的后半学期课，一共只有六周，每周的讲授课只有三小时，但因选课的学生差不多有一百二十人，所以每组十人的辅导课却有十二小时之多，我所拟定的教材内容原为清代词人十四家，依时代先后，计为：李雯、吴伟业、王夫之、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纳兰性德、项廷纪、蒋春霖、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共十四位作者。但因受时间限制，只能有一半作者由我在课堂中讲授，另一半作者只好由学生自己阅读教材，然后在辅导课中讨论。

这一册《清词选讲》所收录的，就是由姚白芳女士根据我在课堂中讲授时的录音所整理出来的文稿。其中所收录的，计共有李雯、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蒋春霖、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九位作者，至于其他在辅导课中讨论过的五位作者，则因讨论时多由学生发言，然后才由我回答他们的问题和指正他们的错误，是以内容颇为零乱。而且辅导课有十二组之多，其中自有不少重复之处，整理起来极为不易，因此未加收录。不过最后我们却增录了另外一位作者，那就是清代常州词派的作者张惠言。本来我并未将张氏列入讲授的计划之中，因为张氏的作品不多，在清词的创作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只是我们在讲课中既曾提到了清词中阳羡、浙西与常州三大流派，因此在介绍了阳羡派的代表作者陈维崧与浙西派的代表作者朱彝尊之后，也顺便选讲了一首张惠言的词，那就是他的《水调歌头》五首中的第一首。而其后我自新加坡返回温哥华后，有几位当地友人听说我曾在新加坡讲授清词，就要求我也为他们讲一些清代的词。那时我对于才在新加坡讲过的张惠言的一首词，正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遂决定把张氏的五首《水调歌头》全组词，做一次颇有系统的讲评。所以这一位本来未被我列入讲授计划之内的作者——张惠言，如今在这册书中反而占有了最大的篇幅，这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

不过相对于这些原在拟定的教材之内，却未能在课堂之中讲授的缺憾，我们在另一方面做出了补偿，那就是我们增录了一位原不在教材计划之内的作者——张惠言，而且因为在讲授张氏之词作时，并没有任何时间之限制，于是遂使我有了比较可以自由发挥的机会，因而遂造成了张氏之词在此一册书中所占分量为独多的一种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固然说明了时间之不足，对我的讲课所造成的是否能畅所欲言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则我以为这种表面不平衡的现象，却也在这册书的内容本质上，于无意间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的效果。因为如我在前文所言，我当初拟定教材时，原是想以忧患意识作为贯串清词之一条主线的，而就中国传统之士人心态而言，则在他们对于国家社稷的“进亦忧，退亦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以外，若就个人而言，则他们却原来也有着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于个人得失之外的“仁者不忧”的境界。而张惠言的五首《水调歌头》所表现的，可以说就正是这样的一种修养境界，而这种修养境界却往往也正是使得那些士人们去关怀和承担忧患的一种基本的力量，如此说来则张氏之词的不平衡的介入，岂不也有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的作用。不过纵然如此，这册书之并不完备、之并未能达成我初心原意的理想，则是一个不可讳言的事实。

在此即将成书之际，我除去对热心整理并促成此书出版的姚白芳女士表示感谢之意以外，谨将成书之经过及一切我所感到的不足之处，说明如上，是为序。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于天津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