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寻旧梦录》是作者夏衍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所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从童年到新中国诞生，以一个剧作家的角度，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最风云变幻的半个世纪的风貌。从史料角度看，这本书既有作者个人的经历，可作为新文学作家研究的史料；又反映历史细节，可资近现代史学取材；此外书稿文笔晓畅，内容丰赡，作为文史爱好者的读物也非常优秀。夏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者，这本回忆录是作者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所留下的记录，具有史料性；作者文笔晓畅，书稿内容丰赡，具备可读性；2015年是夏衍逝世20周年，又在上海活动，具有一定的话题性。

夏衍是现代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等诸多领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他的回忆录、书信和日记是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手史料，弥足珍贵。《懒寻旧梦录》收录了夏衍的回忆录手稿。

自序

日译本序(两篇)

家世·童年

从“辛亥”到“五四”

心随东棹忆华年

左翼十年(上)

 1．“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2．革命文学论战

 3．筹备组织“左联”

 4．“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5．五烈士事件

 6．《文艺新闻》及其他

 7．歌特的文章

左翼十年(下)

 1．“一·二八”之后

 2．进入电影界

 3．阵线的扩大

 4．“左联”的后期

 5．三次大破坏

 6．“怪西人”事件

 7．重建“文委”

 8．萧三的来信

 9．两个口号的论争

 10．在大的悲哀里

 11．西安事变

 12．从“七七”到“八一三”

 13．郭沫若回国

记者生涯

 1．上海《救亡日报》

 2．广州十月

 附广州最后之日

 3．从广州到桂林

 附别桂林

 4．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

 附走险记

 5．《新华日报》及其他

 6．《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7．香港《华商报》、《群众》

从香港回到上海

 1．离港赴京接受任务

 2．从北京到上海

 3．迎接新中国诞生

附录

 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

 新的跋涉

 《武训传》事件始末

家世·童年

一九〇〇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也是这一年，孙中山在香港被选为兴中会总会长。就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八日（公历十月三十日，这一年是闰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衡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家祖籍河南开封，是宋室南迁时移居到临安的“义民”。但是，南迁到杭州后能够在战乱中安下家来，又能在城里城外都置了房产，并和官宦人家结了亲缘，特别是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因此我想，叫“义民”可能有点夸张，说“义官”也许比较恰当。浙江杭嘉湖一带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个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离杭州城三四里的严家衡，还有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大而无当的旧屋。据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几次进攻杭州的时候，曾在这间房子里设立过总部，这都是乡间人的传说，无从考证。不过我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确曾被太平军“俘走”，因为他读过书，所以后来就当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在安徽寿州战败，陈才派一个“小把戏”（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由于这个缘故，他未曾应试，没有功名。祖母余杭章氏，是章太炎的堂房姊妹，据我母亲和姑母们说，她是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十分严厉的人。我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一个不第秀才，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他的医道颇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一九。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瞬上，在祭祖上香的时候，一跪下去就中风而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当时我才三岁，因此，除了后来在“灵像’’（当时还没有照相）E看到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从村人口中听得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之外，没有任何印象。母亲徐绣笙，德清人，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两个早逝外，一个哥哥，四个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个人抚养成长的。她识字不多，但是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我的长兄沈乃雍（霞轩），十四岁就到德清的一家叫“长发当’’的当铺去当了学徒。祖传的二三十亩旱地，在父亲去世前后就陆续典卖了大半。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两间小平房出租，有几块钱的房租，和每年养一两季春蚕有一点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两个姑母的周济。舅父徐士骏，是德清的一位绅士、地主兼工商业者，开一家酱园，也是一家当铺的股东。我的大姑母适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桥；二姑母适李家，住羊坝头后市街。他们两家的上一辈都当过不小的官，我记得二姑母的公公李巽甫，做过安徽的学台，有一点政声。这三家亲戚都比较富裕，因此过年过节都给我家一点资助。至于余杭章家，在辛亥革命前和我家还有来往，后来章太炎参加革命，被认为“大逆不道”而“出族”，此后我大哥结婚、大姊出嫁，也不敢向章家发请帖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从小穿的衣服，乃至鞋袜，都是樊、李两家表兄们穿过的“剩余物资”。我母亲对这些周济是感激的，但是每当她带着我和姊姊们到樊、李两家去拜年的时候，总要事先告诫我，不准向表兄表姐们要东西，他们给用的或吃的东西，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决不准接受。有一次我的表兄李学灏（幼甫，民族音乐研究家李元庆的叔父）送给我两支毛笔，和一个很精致的白铜墨盒，母亲就只让我收了毛笔，把墨盒退回，说我还不到用这种“好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这种神情给母亲察觉到了，回家后就给训了一顿。带着我五六岁的时候，家境更艰难了，母亲忍痛把我的三姐（芷官）“出族”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为了减轻负担，又把大姐（荷官）嫁给我舅父的长子徐梦兰作了“填房”。大闺女给人作“填房”，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光彩的，徐家是六房同居的大家庭，幸亏沈、徐两家是至紊，我舅父徐士骏又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家长，所以在妯娌之间还没有受到歧视。家里穷，又没有劳动力，只能把剩下的十来亩旱地租给别人种。二姐和四姐，还靠“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可是在严家衡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一家还是被看作“大户”，因为那座老房子被风火墙围着，附近的农民就把我家叫作“墙里”，但那时候的乡下人都说，“墙里大不如前了”，“过年连供品也买不起了”，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受到村里人的尊敬。每逢过年过节，樊、李两家会送给我们一些节礼，如糖果、日用杂品和鸡鱼之类，母亲总要省出一点来分送给邻里中比我家更穷困的人。我还记得她经常关心的两个人。一个是住在我们后园陈家荡北面的一位孤身老太太，我和四姐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只是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总和我母亲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完，而讲的又是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的老话，主要是她死了的丈夫和出走了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听烦了，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烦烦老太太”，而母亲却特别耐性地听她讲过十遍八遍的老话，也特别关心她，不单在年节，连我家自己种的蚕豆、毛豆收下来的时候，也总要叫我们送一点给她，还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别嫌她“烦”，她孤身一个，谁也不理睬她，有话无处讲，让她讲讲，心里也舒坦一点。还有一个是住在我家沿街平房东侧的一个叫“杨裁缝”的妻子兰生娘娘。因为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吃过她的奶，所以别人叫她“兰生娘娘”，而我，母亲一定要我叫她“娘娘”。她的儿子阿四和我同年，到我进城上“学堂”，他一直是我的赤脚朋友。P1－3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公费保送到日本留学，1921年人明治专门学校（今九州工业大学）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读书期间，夏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19年“五四”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后参与创办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4年加人中国国民党，后担任国民党驻日神田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1927年夏衍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及革命文化翻译工作。1929一1930年间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左联”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33年2月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1935年发表短篇小说《泡》，第一次署用“夏衍”笔名。1937年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等地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1946年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工作。1947年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返港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委员、书记。1949年4月到北平，后入上海，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党组书记等。“文革”期间，夏衍受尽折磨，锁骨、腿骨均被打断。1977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历任政协常委、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夏衍是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夏衍的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自述文字，是了解夏衍本人，也是了解20世纪新文学运动和社会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为此，我们整理出版了“夏衍自述文字”系列丛书。

此次整理出版，我们的编辑体例如下：

一、本次整理以《夏衍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本为底本，以单行本参校，其中文字有出人处，辨证是非，尽量从作者原意。

二、因资料搜寻不易，《懒寻旧梦录》中所提及的自传文章，如《别桂林》和《走险记》等，附在正文之后，以便读者翻检；书前增加了《日译本序（两篇）》；夏衍谈及的“两个口号之争”、“上海工作六年”以及‘《武训传》事件”三篇专文，也作为附录放在书后。《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所收345封书信依日期排序并编号；已署年或据附录、注释等可推定年份者，按年分辑，年份不确者编人最后一辑，增补以。标记；月、日不全者据下限编入：其他情况，先从拼音，次依全集本排序。《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每一时期文字前皆有专文介绍背景，为便于读者理解，正文中部分外文词、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等，做了简要的注释说明。

三、原稿中用字、标点与当下通行规范不合者，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做了规范处理。文本订正的过程中参考了底本的意见，对脱漏和笔误以［］补正，模糊或残缺处以口标示，衍文以【】标出。书信及日记中的部分外文已译为中文，日文内容用楷体，英文内容用斜体。

四、对文中个别易引起歧义或前后表述不一致处，为尊重原稿，仅以“编者注”形式注出，以示区别。

在“夏衍自述文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有幸得到沈宁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她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手迹和照片，为丛书增色很多；同时，我们也得到沈芸先生和陈子善老师的大力支持，在得知丛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后，他们慷慨惠赐尚未公布的夏衍书信，以减少遗珠之恨，在此一并致谢。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