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称为“游击战士”的青年学者,用自己的炽热激情和坚实脚步,丈量出自己丰硕的人生。
透过伟平先生的经历,见证了那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也为我们国家的历史刻下了这一代人的印迹和荣光——这一群“特别”之人,他们推动了时代的变革,也一直被时代改变着。他们集体将人生中的黄金二三十年,化成了国家发展需要的土地;他们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又秉承了“红军精神”,成为中国最有担当、最能吃苦耐劳、最有奉献精神的一代。他们,就是所有“50后”和一部分“60后”。
孙伟平的《我在故我思(精)》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有一种抱负、一种信念,并有身体力行的执着精神,就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机会,就在那里,但却属于那些不怕吃苦,勇于探索前行的人。
《我在故我思(精)》是孙伟平依据自身的成长经历,依托自身的哲学和文化素养,创作的有关学习、读书、研究、写作、游学、生活等方面的人生感悟、哲学思考。作为一位哲学学者,特别注重将人生经历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并通俗而生动地加以表述,令人在岁月的流逝中,感受到思考的乐趣和力量。
民办小学
1973年春,我揣着5角钱的学费,背着母亲自制的布书包,“正式”上学堂了。为什么说是“正式”呢?这是因为,1972年春,我已年满6周岁,在年长我近70岁的小脚奶奶陪同下,曾经试着上过几天学。不过,那时的我性格内向,胆小怕生,从不敢独自待在陌生的环境中。奶奶大字不识一个,耳朵也比较背,耐心地陪着我上了两天学。一天课后,她起身要走,我也随即跑出了教室,不理会身后的老师苦口婆心的挽留,远远地跟在奶奶后面溜回了家。父母见状,一时哭笑不得,也有些无可奈何。当时,知识分子还是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读书在农民们看来根本不知有什么用处,所以,父母也就顺水推舟,“大方”地应允,“那就再玩一年吧!”于是,我立马扔下书包,去找那些比我更小的伙伴们,稀里糊涂地又玩了一年泥巴。
在当时积贫积弱、百废待举的中国,农村教育着实“欠账”太多,远未走上正轨。与绝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当年我们就读的小学都是“土法上马”、不太正规的“民办小学”。当时我家居住地名唤常德县黄土店公社回龙桥大队,小学名叫“回龙小学”。毛泽东主席统帅的那个革命英雄主义年代,推崇“人多力量大”,狠批马寅初教授的人口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孩子多得不得了。别的地方我不知详情,仅仅我们第四生产队的情况就可见一斑:全队一共17户人家,一般的家庭生四五个,居然有两家生育了“八妹”“九弟”。每个大队都设有“民办小学”,有些甚至还有初中部,其盛况应该是空前的,估计也是绝后的。每逢上学的日子,简陋得连围墙也没有的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拥挤不堪,嘈杂极了。当然,“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学生娃多了,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校园里也总是一片欢声笑语,即便是愁肠百结的人,待久了可能也会受到感染。
“民办小学”最为稀缺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格教师。由于当时取消了中考、高考,中高等教育陷入混乱与停滞状态,加之原有的一些教师被“打倒”,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班”教师实在太少了。在广袤而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教师的需求量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只能靠“因地制宜”“土法上马”来解决。我们的小学教师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民办教师”,不少还是“民办”的“代课教师”。教师的来源十分复杂,主要是一些上过初中或高中、多少有点儿文化或者与大队干部有点儿关系的农民。教师上岗无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也不必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只要大队领导首肯了,一声令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传道授业解惑”。因为缺乏必要的“规矩”,“民办教师”换得太勤,教师上任像走马灯似的,有时刚刚熟悉了一位,转眼又换成了另一位。至今,我怎么也算不清曾经受过多少老师的谆谆教导,貌似好些亲戚、乡邻都正儿八经地教过我。
我生性胆小怕事,更怕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老师。但老师常年换来换去,我越来越不适应了:昨天还在生产队“修理地球”的“泥腿子”,一眨眼之间,穿戴得干干净净,拿着课本一本正经地给我们现炒现卖了。我禁不住有些恍惚,面对这些老师,是应该“怕”好,还是“不怕”好?至于这些“代课老师”或“民办教师”真懂假懂,教学质量如何,反正学生们都糊涂着呢,根本无从判断。当然,在当时批判“白专”道路的形势下,完全没有教学质量的要求,也无须作什么评判,无须对师生进行考核。—今天,若见某个孩子的数学、英语等成绩一塌糊涂,常常会听到朋友们调侃:“是体育老师教的吧!”而当年的我们呢,千真万确是“农民工”教的,而且还是未经培训的“农民工”教的!
“民办小学”中最具“民办”特色的,当属司空见惯的简陋校舍,以及各式各样“流动的教室”。因为极度的贫穷,加之教育不受重视,农村小学的校舍是普遍的老大难问题。我们大队破旧的校舍一直不够用,除了经常办复式班(两个甚至多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里,轮流听老师讲课),还曾常年到农民简陋的家里“打游击”。我家距离学校只有区区几百米,在盖新房子以前,有一间与邻居共有的厅堂。厅堂前后都没有装板壁,角落里也只放了少量杂物,空空荡荡的。平时,特别是雨雪天,这里便是我和邻居家孩子玩耍的好地方。将杂物挪走,厅堂变得更加敞亮,学校便经常借来做教室。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我无所事事,只能待在自己家里玩儿。而厅堂借给学校做了教室,教学需要肃静的环境,所以我的活动空间和玩耍项目便大受限制,至少,不能任由我发脾气、大吵大闹了。我有些憋屈,又无处讲理。有时实在百无聊赖了,便静静地躲在某个角落里,似懂非懂地听老师讲课,听哥哥姐姐们读书,瞧哥哥姐姐们玩耍打闹。虽然说起来我也算是在读书声中成长的,但是,这种过早接受规矩教育的经历,或许也助长了我的内向与胆怯,特别是养成了“怕老师”“躲老师”的毛病。P2-7
学者的本分,是思想。
在一定意义上,一位学者的人生经历,就是他的思想。当然,这里所说的经历是广义的,或许,可以包括阅读体验,包括思想试验,包括符号交往,包括虚拟实践,等等。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行路,都可以算是学者的人生经历:读书获得的是间接经验,而行路收获的是直接经验。
学者这一职业本身,学者肩负的职责或使命,注定了其人生有别于他人,注定了其基本的生存状态——“边走边想”。一位停止了思想的学者,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学者。当然,学者们为何想,想什么,如何想,还是挺有讲究的。思想的效果也会因人而异、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那些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思想”,绝不会只是幻想、空想和瞎想,绝不会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绝不会只是“无病无痛”的呻吟,而应该“接地气”、有所指、见实效,应该“想人之所未想”,“见人之所未见”,能够与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深刻“互动”,通过先进的理念和创新性思想而不断地“改变世界”。
迄今为止,我的生命历程一直局限于学校和研究机构,终日与书本和形形色色的学者为伍。这自然是一种“奢侈”的经历,但同时又显得过于苍白,读书、思考和写作,几乎就是全部的人生。这种“简略”的经历,注定了一生难免孤独,难免寂寞,难免平淡无奇,与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万众瞩目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从湘西北那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走出来,挤进北京这种气势恢宏、具有领袖气质的大都市,并不惧高昂的生活成本顽强地扎下根来,我知道自己所有的付出和坚持是为了什么。那些苦苦挣扎的日子里,曾经遭受的嘲笑和委屈,曾经体会的落寞和无助,曾经盈胸的不平和愤懑,都像是生活赐予我的“礼物”,让我品尝了苦涩的挫败感。那种挫败感曾经长时间地萦绕心间,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多年来,每当我感到落寞和无奈、委屈和愤懑时,是这样一个信念支撑着我:不悲观,不放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决不允许自己被打倒!今天,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战斗,虽然依然被湮没在这个喧闹、繁华的大都市里,但是,我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呵护着心中的信念,我仍然满怀希望,绝不轻言放弃!
我的父母都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小心谨慎本分极了的农民。他们不惧生活的困顿和身体的疾病,满怀欣喜地将我带到这个世界。在经济拮据、食难果腹的艰难日子里,他们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农民的勤俭与坚韧,竭尽所能、含辛茹苦地抚养我长大,并给予我无尽的爱。他们虽然卑微,逆来顺受,但对于自己的孩子却始终充满希望,希望我能够“争气”,光宗耀祖。不过,他们心目中的“争气”具有浓郁的“江南农村特色”,并不野心勃勃,好高骛远,因而我并没有感到那种沉重的抱负带来的压力。他们只是憧憬着,我能够走得平平稳稳,千万别摔了跟头,能够将自己的小日子过好。比如,能够过上丰衣足食、“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似乎就非常不错了。
……
不过,我也不想妄自菲薄,过于刻薄地看待自己。我想发自内心地承认,虽然常常身不由己,虽然常常四处出击,虽然常常力不从心,但是,对于自己所热爱的职业,我始终怀着一颗敬畏、渴慕之心,几十年来,一直在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周末,没有了节假日。一个个法定的休息日,都成了难得的“整块时间”,可以稍稍用来系统地思考和写作。对此,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几十本书、数百篇论文,可以作证。——当然,这些“东东”是否立得住,是否有价值,是否是“无用功”,那就不是我可以评价的了。我无论如何“谦虚”,无论如何“客观”,都当不得真,算不得数。如果有睿智的读者诸君感兴趣,请大略地翻一翻,尽管畅所欲言地“批判”好了。
展望未来,我觉得自己犹如离弦之箭,已经欲罢不能。我早已行进“在路上”,我还想做许许多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越是认真地去做,头绪越是“剪不断,理还乱”,同时,自己心中的想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杂。面对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面对一大堆高深的专业性问题,具有浓厚游击习气的我,虽然莫名地亢奋,但似乎已经“失控”,实在难以理清思绪,只能利用有限的时间,草草地应付那些我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当今有一个领域最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中国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探索——全球化背景下同步展开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已经拉开了大幕;中国本就有自己厚重的文化传统,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正在向一种新型文明——“生态文明”转向;这一切,令古老的中国在世界上显得十分“另类”,尚没有什么理论、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在我的眼里,神州大地几乎就是一个气势恢宏的“试验场”,“一切皆有可能”。咀嚼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大胆而新颖,已经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万众瞩目。而迈入新的时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层出不穷,数不胜数。问题就是机遇,问题就是“命令”!以中国前无苦人、开创性的大胆试验为基础,我想,完全有可能提炼出一种新颖的“中国理论”,并形成一个独特的“中国学派”,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转型,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作为一位中国学者,置身其中,感同身受,我认为,理应对此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理应勇敢地投入进去,善于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为这一伟大的探索事业添砖加瓦,竭尽所能。
2015年春节
岁月汨汨流逝,青春随风而去。这是自然铁律,谁都没有办法。但我和大家一样,虽为凡夫俗子,仍然有些不甘心。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之余,我总是想,能不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以纪念“水土流失”的青春,以怀念一去不复返的岁月?
在我平平淡淡的生活中,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为习惯。每天如果不读点书,不写一点儿什么,就感到有些空落落的,浑身不自在。许多时候,因为恼人的琐务缠身,没有完整的时间“啃大部头”,或者进行系统的写作,于是,就只能零打碎敲,“生产”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这个集子里的文字,不少便是在这种背景中“挤”出来的。
至于集子里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我深藏心底的一些记忆,近年来的一些自我反省,以及有关时代和现实的一些稚拙的思考。我深深地感觉,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社会的变化一日千里,曾经的自己日渐陌生,今天的生活也不是自己设计的。作为一介百无一用的穷书生,没有多少自己把握命运的机会,只能被时代的潮流推着走,被社会的架构“导”着走,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如果不能扯起反思的大旗,不能记下一点儿“心得”,令一切都随风而逝,无影无踪,我总觉得辜负了时代,甚至对于自己,都不能算是“负责任”。
当然,占用宝贵的社会资源,发表这些掺杂着个人隐私和个人偏见的“东西”,我一直是缺乏底气的。特别是,虽然我愿意对书中涉及的“事实”负责(当然免不了因视角、情感等不同而导致对“事实”的认定存在分歧),但哲学职业令我惯于自以为是、尖酸刻薄地“批判”,这难免又会深深地“刺痛”“得罪”人,实在令本愿与人为善的我有些惴惴不安。特别是,如果因此浪费了读者诸君的时间,又令大家毫无收获,那纯粹就是罪过了!若如此,那就该对读者诸君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大多数是首次发表,但也有少数曾经接受过读者的批判。这次有幸能够集中面世,特别要感谢黑龙江出版集团的丁一平先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赵力社长和宋舒白、李绍楠等朋友,是他们不嫌拙作粗陋、散漫,赐予了一张宝贵的“出生证”。此外,李绍楠、尹江燕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对全书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进行了悉心的审改,其对本书的关爱和付出的辛劳已经不是一声谢谢所能表达的了。
因为本书的主线是我的成长,其中多次提及了我的已过世的父母,因此请允许我将这本小书献给我的母亲刘春美女士和父亲孙文森(伯炎)先生,感谢他们在身体和经济状况都极其糟糕的情况下,毅然将我带到这个纷乱、远不完满的世界,并言传身教了我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飞逝的时光改变了许多东西。今天,我已经过上了他们曾经瞳憬的“丰衣足食”的生活,可子欲养而亲不待,他们早已驾鹤仙去,再也无缘消受了……我,想念他们,从心底里想念他们。
孙伟平
2015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