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重返现实主义的启示性范本！

走进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毕飞宇的王家庄、王安忆的上海胡同，

探寻曾经充满“灵光”与“风景”的当代文学。

《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是著名作家梁鸿的当代文学评论集。从家族小说、女性身份、乡土文学等不同切入点，对中国当代文学做了评述。

在文学批评泛化的年代，普通的文学批评文章已经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了，面对文学批评界如此严峻的现实遭遇，梁鸿所著的《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一书的出现，多少会给文学评论界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梁鸿对重返现实主义、家族叙事、女性叙事、乡土叙事以及作家代际等文学评论主题的深入探讨，使其牢牢把握住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对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或文本进行解读依然能说出新意，则是显示了梁鸿在文学批评界感性与理性并重的优越性。在我们熟知的王安忆的《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中，对此的评论文章多如牛毛，有深度的批评也并不罕见，从女性批评的角度进入评论的文章也为数不少，但是梁鸿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却依然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新颖的批评视角。

梁鸿：行走在现实与学理之间

第一辑 重回历史维度

 “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

 当代文学批判主义历史观的简单化倾向

 对“常识”的必要反对：当代文学“历史意识”的美学匮乏与美学误区

第二辑 家族主题的嬗变与现代性追寻

 家族苦难史与新的革命话语、民族叙事的建构

 回家·审父·文化寻根

 解构·恋祖·寓言：“家”的象征叙事

 性与族权：《白鹿原》中的性文化意蕴

第三辑 女性身份的叙事

 女性书写中“男性”角色的转换与象征：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与困境

 从性的成长史看女性命运：李昂小说中的性意识

 女性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写作理念

 王安忆的“布尔乔亚”：论《长恨歌》女性叙事的空间隐喻

 悲天悯人的“撒旦”

 陈染、林白作品中的性世界

第四辑 当代乡土叙事的美学裂变

 “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乡土小说的美学裂变

 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从阎连科、莫言、李锐的小说世界谈起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小说精神

 通往“底层”之路：对“底层写作”概念的批评与反思

第五辑 “个体时代”的来临

 狂欢话语考：大众文化的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发生

 理性乌托邦与中产阶级化审美：60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

 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70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考察

 暧昧的“民间”：“断裂问卷”与90年代文学的转向

 王朔：从“黑马”到“白马”的嬗变

 毕飞宇：“温暖”美学及其可能性

后记

理性与“灵光”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

解构·恋祖·寓言：“家”的象征叙事

一、《敌人》：解构家族与历史的惶惑

仿佛是突然之间，20世纪90年代小说家族主题以一种新的姿态繁荣起来，这些小说似乎不再重视或者有意舍弃家族的真实背景和结构方式，也不再过多探讨传统文明的具体延伸和影响力，竭力淡化文学作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而是借助于鲜明、生动但又模糊多义的家族隐喻来结构和解构生生不息的民族历史，从而试图揭示出历史的存在状态和表达自我的存在焦灼。在小说中弥漫着几乎是一种迫不及待的考问——我是谁？我来自何处？又往哪里去？“在关于自我的追问中，小说被迫由看得见的行为世界转向对不可见的内心生活的省察。”（昆德拉）这种对“根”的迫切的寻找，对自我存在理由的追问，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怀疑和虚无感几乎上升到一种哲学意义的追寻。他们也不再试图从真实的家族历史发展中寻找历史的真相，而是一开始就彻底否认历史有所谓的真相，他们的叙事处处表明探索历史的困难，这困难不单来自意识形态的遮掩，而且来自语言和人性本身。《纪实与虚构》（王安忆）、《敌人》（格非）是这一时期家族主题小说最具本质追问性的小说。作者并不关注其作品是否反映出了家族制度的某种文化含义，而是旨在描述在家族这一人类生存的基本链条之下“个人”的存在状况。

和《白鹿原》的巨大历史空间和舒缓而深情的描述相反，《敌人》则用支离破碎的先锋语言描述了一个典型的有关家族生存的寓言故事，多年以前赵家那场神秘的毁灭性的大火和掌门人留下的那份无法找到的仇人名单成了赵家后人无法摆脱的命运。“谁是敌人”这个焦灼而又永恒的悲剧性命题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宿命和盲目，也许“敌人”就是赵家族辈本身，他用那份也许本来就是虚拟的名单达到对后代的控制，以实现自己的统治欲望；也许“敌人”是故事的叙述人赵少忠，正是他的多疑、残暴、乱伦、通奸导致他杀害儿子、情人，并把女儿送进了婚姻的牢笼，而从作品若隐若现的叙事也让人猜测，多年前那场导致赵家毁灭的大火可能正是四岁的赵少忠所做，那份也记录了自家人姓名的敌人名单成为赵家悲剧命运的来源。在这样一个绝对阴影的笼罩下，赵家人孤独、怪异、冷漠并且相互背叛彼此猜疑，他们的仇敌隐匿不明，那场灾难始终追逐着他们，毁掉他们的家族，也毁了他们生存的意志，找不到敌人，或者敌人不来找他们，都意味着他们的存活失去意义，但同时，这不断搁延的复仇行动又支撑着他们生存下去。最后，赵少忠暗杀了他的儿子，想以此证明他们的确有敌人，也为他们的生存找到一个支点，但是，最后赵家还是沦为废墟的命运证明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就《敌人》而言，其实更多的是先锋文学的实验之作，作者对形式的喜爱，对形式本身所承载意义的琢磨，要远远大于对故事本体的兴趣。《敌人》的家族故事只是一个框架或线索，作者对家族逸事，爱恨情仇，对家族制度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内在矛盾性、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命运及对个体生活史的影响，包括对当代政治发展史，都不感兴趣。作者旨在寻找个体的命运，它不是具体语境的人的命运，而是哲学意义的人的存在性，与此同时，作品探讨了更为普遍的人类命题，如恐惧、空虚、死亡、残忍等。因此，虽然《敌人》以迷离晦涩的情节来书写神秘的家族仇恨对赵氏后人的巨大牵制力，但是，最终你更多地感受到的却是对家族精神的彻底解构，以血缘亲情与道德伦理为特征的家族精神被生存本能与人性欲望所控制，作者更侧重于对整个人类存在进行隐喻式书写，而不是对家族本身进行某种探讨。因此，当《敌人》再次重版时，竟被称之为“神秘小说”，而这也得到作者的认同，也由此看出作家写作着重点的不同。

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历史背景更为模糊，竹器商人家族荣辱兴衰的不可捉摸，有关性、生殖和瘟疫、灾难之间的隐喻，都展示出人类生存的晦暗、苦难、萎缩和悲剧性的一面，从而展示了一部缩微了的种族生存历史。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以创世纪般的热情不断地建构和解构自己的家族根源，“我”，茹家的后代，一开始便沉浸在急于寻找自己根源的宿命的狂热中，她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从流传于故乡的先祖逸事中，发现了“茹”姓饮毛茹血、剽悍悲壮的过去，她渴望在对家族神话的追寻中来对抗日渐萎缩苍白的种族后代。家族作为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基本背景与现实生活中“我”的生活经历形成一种张力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作者并不关注她的家族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是否反映出了家族制度的某种文化含义，她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我”存在的理由，也可以引申为人类个人生存的意义。余华的《活着》则从另一层面揭示人类生存的哲学理由：个人的存在意义从来都是建立在亲人的背景之下的。死之意识弥漫在主人公福贵的灵魂中，只要他活着，他的亲人们便存在。使人特别关注这部小说的原因不仅仅是它的主题意义的独特，而是小说中所弥漫的那种轻松随意略带调侃和民间幽默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使家族意象转化为一种家族审美意识，从而使家族生存上升到人类生存境遇的抽象意味之中。这些构成了20世纪小说家族主题的第四阶段特征：寻找“人”的存在位置。（P72-P75）

梁鸿：行走在现实与学理之间

阎连科

在作家的队伍中，有许多队员来自乡村，但在批评家的队伍中，更多的队员来自城市。究其缘由，大约是作家更易于野生野长，所谓的自学而成才，如许多人说的那样，好像作家果真不需读太多书似的。而乡村那块土地，也正好是最易野生野长的去处，是块很难找到图书馆的地方。这样，从今天日益大将起来的批评家的队伍里看，来自乡村的批评家比例偏低，也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好在，来自都市的批评家，也还钟爱乡村文学。

好在，批评家的队伍里，总还有来自乡村的学者和热爱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家。现供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青年学者梁鸿，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生于乡土、长于乡土，而学于学院、成于学院的批评家。因为都是河南人，河南人又多重乡情，我与她也就自然地有了过往，渐次地熟悉。终于到了人家一声一声地叫我“阎老师”，听起来像叫大哥一样自然随意。但真正对梁鸿由熟悉到了解，再到对这样的晚辈有了尊敬，是忽然有一天，不仅听说她是完全生长于乡村，而且同我家乡的弟弟、妹妹一样，从小都割草喂猪、下地干活儿，而且直到初中毕业，到县城读师范学校之前，还没有离开过家乡那隅乡镇。

于是，师范毕业，她就又回到乡村做了小学教师。在教了三年书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老师居然还可以考教育学院脱产继续读书，欣喜若狂，经过了一番苦读，就又到教育学院上学去了。终归，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到了学校，眼界就更为宽广，一下子明了，读书原是如登山和攀爬阶梯一样，有着一级一级的更高。于是，也就开始了自学本科，从ABC起始自学英语，然后考到河南省会的郑州大学读研究生，接下来，又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的博士。在茫茫人海之中，一个来自偏远乡村的女孩，就这样一脚踏着乡野的小道，一手抚弄着路边的荆草庄稼，如同一个拾麦穗的孩子，把她的学业一穗一把地拾进篮里，装进自己的心中。末了，也就从王富仁的麾下毕业，留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读书、读书写作、写作批评，年纪轻轻就做了副教授，做了一个年纪轻轻就对当代文学可以指点说议的批评家。

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如同一个人永远无法了解另一个人走过的人生途中有多少荆棘一样，我们，谁都无法了解体悟一个乡野的女孩，把牧羊的鞭子挂在田头树下，或把在田野累了一天的铁锨锄头倚靠在回家的门后，迅速捧起书本的那种感觉。无法体验因为劳动，使十指麻木胀大，握不住笔杆又必须像握住锄头样握住笔杆的那种感觉。我想，放下握锄头的双手，无间歇地迅速去握住笔杆，那大约如同拥抱了一天大地，在夕阳西照之时，又要迅速去拥抱一缕落日。

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  总之，忽然对梁鸿有些敬重。对她走过的人生，有着几分敬畏。也就特别去看她写过的文章，尤其是她写过的批评文章，也就读到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洋洋洒洒，二十六七万字，完全是一部长篇的篇幅。20世纪，河南是人口大省，因为基数甚大，作家自然甚多，复杂的文学现象，各类文学作品，也如汗牛充栋。中原自古就为国之中心，文学的分量和杂乱，也如一个国家的有序和无序，可在《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中，却被一个年轻姑娘分析得条条理理、筋腱如丝、丝如筋腱。依据着河南的土地、文化和历史及其在20世纪中国政治空间中的位置及变迁，依据河南人的文化共性和做人的私性，先有宏观的史论，然后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分析，一切都如她的一盘理论之棋上的车马相卒，有规有矩、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有时一卒，在整个文学中，有着车马之用；有时一车，在文学中，也才一卒之功。分析作品，大可笼统而去，小可精雕细刻，有时让人印记如刻，有时让人内心欣慰。终于，也就对这个博士，这个年纪轻轻的学者，感到尊敬，感到敬畏，感到原来土地可以出产作家，也可以出产论家，并且是有些别样的理论家。

说到欣慰，是因为梁鸿在她的文章中常常提到我的名字和作品，而且，为我的作品写过不少表扬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与其说我是一个作家，倒不如说我是一个庸常的俗辈，因为批评家说我好时，我总是心里高兴。有些文章，说我的文学成就多高多高，哪怕过头、名不副实，我也还是满心欢喜；而说我不好，哪怕名副其实，我从心里接受，但也会觉得没有比说我好感到愉快。

说到尊敬，是因为说我好的批评文章，也常要说到我的不足。这种不足，不是在通常中见到的那一种“瑕不掩瑜”的说法，而是文本分析，有条有理，让你无言以对，不得不服。而至于梁鸿，对她的那份尊敬，是因为我们彼此熟悉，来往较多，我又年长她许多，而她也敢于直接地批评我说，“你的《受活》技术性过强，隐藏着小说的‘技术主义’”，“你的《为人民服务》被禁了也好，因为它的故事重复了《坚硬如水》”，“你的《丁庄梦》写得委婉，但却缩手缩脚，最应该是一部有巨大张力的小说，被你写得玲珑剔透，过分完整”。她不光说这些，还要写上这些，还要在《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从阎连科、莫言、李锐小说的地理世界谈起》一文中，那么直接、确切地说我的“耙耧山脉”的封闭和局限，及我对整个世界在认识和描写上造成的阻隔和遗憾。

因此，对她感到欣慰，也感到尊敬。

说到“别样”，我是觉得，她的理论文章，有自己的人生融在其中。小说、故事中没有作家的人生，就不会有作家的心灵。没有心灵，就不用再谈小说的好与坏了。但是，对于批评家学者的文章，应不应该在文章中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心灵，实在是件难以叫人说定的事情。一说到理论，论文和论著，我总觉得那是学问，学问似乎是不应该有作者的人生与心灵似的，似乎只有那样才客观，也才更见包容。可是我，小说读得多了，养偏了胃口，总是爱读那些能在自己的论文、论著里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心灵的理论文章，爱读那些简洁、晓白，行文上有些“散文味”的论文。

梁鸿的批评中没有散文的味道。

可她，能在那些文章中揉进自己人生的体验，揉进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由此，挥散开来，表达自己对文学、对作品的分析、理解和评判。曾听她提及过，当年她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还因为论文中融入强烈的主观情感和对现实文化现象的关注而被答辩老师反复讨论。再比如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那篇《当代文学往何处去——对“重返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就实在是有些好看，实在是有着它的道理，有着她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生经验与体悟的揉入。还有《当代作家评论》“批评家专辑”中论说李洱小说的文章《“灵光”消逝后的乡土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李洱的这部小说，从乡土文学出发非常值得讨论，绝不能用好与不好来简单评判。梁鸿从中发现的是它与乡村“灵光”叙事在美学意义上的不同，给了这部小说全新的定位和理解，使《石榴树上结樱桃》从文学史的角度有了新生的意义。这样一篇文章，不光指出了《石榴树上结樱桃》中隐藏的作家李洱的写作光点，也闪现着梁鸿自己对乡村世界、尤其是当下的乡村现实的认识和看法。读了之后，实在是可以给我今后的写作一些意外的启发。还有她的那些关于河南作家整体批判性文章和作家论，如“刘震云论”“周大新论”等，都让人感到她自己人生与心灵在那论中的光耀。

近年来，梁鸿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宽广，从她思考的方向，以“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为切入点考察当代文学理论转向的问题，从作家批判主义简单化倾向思考当代文学“历史意识”的美学匮乏问题，从文学“灵光”的消失与妥协的“方言”现象思考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与“底层存在”问题，从对“狂欢”话语的考证切入90年代文学场与文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可以发现梁鸿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逐渐成熟与思维深广度的增加。更为可贵的是，它们显示了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她不仅仅是把这些作为学问来做，还将之作为理解社会、人生与自我生命存在的途径，她把自己的生命热情与体验也融入了进去。这也是她这本著作《“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最让人难忘的地方。

后记

本雅明在论及传统艺术的价值时，使用了一个非常感性的理论术语——“灵光”（aura）。“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毋庸讳言，在哈代的英国乡村、福克纳的南方小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村庄，在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毕飞宇的王家庄、王安忆的上海胡同那里，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灵光”的存在，它由乡村的尘土、阳光与原野，由生命、神话与历史中折射出来，经过心灵，凝聚为精神的故乡，激发着人类最为深沉的情感悸动。

对于当代而言，充满“灵光”的文学正在消逝，这一“灵光”不仅仅指文学中乡愁、大地、天空及与之相关的神韵的消失，也是指心灵在逐渐丧失对这一“风景”的感受力。这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的转变，“灵光”的消逝使许多被遮蔽的矛盾、真实呈现了出来，使我们看到了复杂、喧嚣、共生的当代现实，但是，却也使我们丧失了从文学中寻找悠远、广邈情感的乐趣与美感。与此同时，在世俗化的、消费的、娱乐的语境中，“灵光”已经是一个被污染的，没有独特价值的词语，是可以无限复制的情感、格调与时尚的象征。如何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大课题。

我仍然梦想着这样的文学，在这里，不仅有大地裸露后的真实，虽然这一真实可能丑陋、破败，但却仍然有某种深远的诗意，正如秋收之后的裸露的原野，在这里，不仅有对大地的关注，那苦难、沉重与责任，也有对天空的向往，阔大与轻盈，现实与心灵，大地与天空，鸟巢与云雀，永远都是一个事物的双面。只追求沉重，或只向往轻灵，或许都会损伤文学的品质。我也梦想着这样的文学研究，不是对作家作品评头论足，不是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找那可怜的边角料作为自己发现历史的功劳，而是在对文学的阅读中寻找自己心灵的对应点，进而具备理论的穿透力和扩张力。由此，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它有文体、体温与热度，在这里面，必须渗透着论者对文学的热爱，必须渗透入论者对历史的理解，这样，才有足够的资格去对作品、作品中的世界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言。这是批评的立场，也是批评的道德与原则。而文学研究，并不仅仅是学问，它要解决的仍然是心灵的问题，是“当下”的问题，不只是“历史”。

我依然对文学充满信心，因为它能给予比我们的精神，比我们的时代宽广得多的东西，它是一门奇妙的艺术，面对它，就像面对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就像一次次路途遥远的探险，有令人向往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