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所著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纪实地钩沉了毛泽东与鲁迅彼此神交的心路历程和基本情况，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作者通过长达数年的研究，从茫茫史海中寻觅了大量材料，传神纪实地钩沉了毛泽东与鲁迅彼此神交的心路历程和基本情况，由此印证毛泽东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历史结论。

秋石所著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由两部分组成，上篇为长篇史实考证《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作者曾60余次赴各地自费调查考证，访问了尚未谢世的许多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档案，基本上廓清了一些传言，下篇为《毛泽东与鲁迅》。

写在前面的话

自序 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新版 序求是正未有穷期

上篇 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

 第一章 “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

 第二章 1957年7月7日晚：历史现场相与析

 第三章 毛泽东和蔼可亲：黄宗英等亲聆者说

 第四章 1957年：赵丹先生属于左派阵营

 第五章 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

 第六章 与黄宗英商榷：此遗言，非彼遗言

 附录1 参加1957年7月7日座谈会的各界人士简介

 附录2 为历史瞬间留影的徐大刚先生

下篇 毛泽东与鲁迅

 第一章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第二章 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

 第三章 诗心相通

 第四章 与鲁迅书长相随

 第五章 对“阿Q”的独特理解

 第六章 “圣人”和他的学生们

 第七章 爱屋及乌扬鲁迅

 附录1 毛泽东与我国遗传学家谈家桢

 附录2 “右下角一”，他不是罗稷南!——致“亲聆者”黄宗英

 附录3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备忘录1 本书作者对“毛罗对话”的五次质疑与批评

 备忘录2 有关“毛罗对话”的四个版本

后记 我的半个多世纪鲁迅梦

感言 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黄宗英还将稿子寄给了另一个人。这个人，黄宗英“亲聆”的文章中没有涉及，两位前来取稿的记者在《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中同样没有涉及。个中缘由很简单，由于不是“亲聆”，那个人也是无法帮助她解决任何问题的。

这个人是黄宗英女士的浙江老乡。1957年7月7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座谈会召开之时，这个人才17岁，还在老家上中学。有意思的是，2006年5月9日，上海、浙江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鲁迅学生黄源百年诞辰纪念会的前一日，这个人向人们笑谈了四年前他与黄宗英之间所经历的这一幕。聆听者有多位，笔者恰恰有幸与其紧挨着坐在一起并坦诚对话。他笑着告诉笔者：秋石，你有所不知，2002年黄宗英写好她那篇《亲聆》文章后，在没有交给《南方周末》和《文汇读书周报》之前，还专门寄给了我一份，说是让我看看……

黄宗英的上述作为令人费解，她为什么不找一同出席当年座谈会的人去核证，而去找两个当年并不在会场的人员进行“删改、调整”或“把关”呢?由此不得不让人起疑，她信誓旦旦的那个“亲聆”之说究竟是不是“铁证”?或者换言之，是否真的是源自于毛泽东之口?

那么，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参加座谈会的36位“各界人士”，除黄宗英之外，是否均已不在人世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楚。单凭黄宗英在上海的名气和各方关系，要弄清楚这36位人士还有几位健在，并不需费太大的周折。可是黄宗英从撰写《亲聆》到公开发表以来的这么多年中，她从来不曾这么去做。这就更令笔者疑窦丛生：这又究竟是为什么?

据笔者多次向上海有关方面有关人士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被告知：黄宗英于2002年12月发表此文时，参加1957年那次座谈会者尚有多人健在，而且神志并不糊涂。这就直接攻破了她在《亲聆》一文中与律师对话时所云“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这个判断。之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主观臆断，因为律师也好，黄宗英也好，既然能够花费大量时间“我就到处求助”，为什么不向其居住地及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上海的方方面面打听一下?

读了这段即时即景(在2002年7月4日“病中”动笔撰写《亲聆》一文同一时间)发生的对话，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向律师作这个咨询时，黄宗英为什么不先行认真地思索一番：这世上，除了“我”之外，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哪一些人活着?在打听清楚的基础上，哪怕是打听出一两个健在者后，是否还应当向活着的这一两个人印证一下，然后，再考虑如何发表的问题。等等。再有，从“我熟悉的律师”口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那句“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话，显然是顺着黄宗英的话头而来。“正因为”这三个字十分关键，表明了黄宗英本人首先是这样认知的——她应该是现今世上唯一“历史现场”健在者，自然是唯一能够证实“毛罗对话”内容真实与否的人。

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是相信了她所说的话的。何况，还有由她一手翻检出来，一脸欣喜地拥坐在毛泽东身边的那幅照片为证。

可也正是这段对话的内容，令笔者读后不由得疑窦丛生：作为著名演员和擅长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又是在向世人讲述如此一件惊天动地、惊吓得导致自己“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大事，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地不作任何调查，向包括自己的导师与好友、当年的同事在内的同一个历史现场见证人征询一字半句，就武断地认定其他“当时在场的人……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呢?

不光是在落笔撰写文章之初，而且，于文章写毕的五个月后，《南方周末》甫一刊出，事情就起了明显的变化。原因十分简单——从前一日《南方周末》文中“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表述，变成了第二天《文汇读书周报》文中去掉“大概”二字的“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的说法。显然，早在《亲聆》被《南方周末》记者拿去后的一段时间内，以及该文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当日当晚，就有人(而且不在少数，且主要在“毛罗对话”的原发地上海，反响尤为强烈)为这个“大概”的表述纠正上了：明确告知，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与黄宗英一道出席同毛泽东座谈的人士中，还有多人健在!

一个令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七年多来笔者不懈地寻踪调查、考证的结果，却是板上钉钉地印证了七年前笔者头脑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这个疑惑：至2009年3月，在已知的仍健在的多位当时在场的人中，就有黄宗英的两位前辈同事、好友在内!

P6-P7

“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是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与我初交时语重心长的叮嘱。

我同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有着近十年的交往。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说：从事学术研究是一门苦差事，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一定要坚持独立的观点和立场。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早期阶段，我就直言不讳地将我正在进行的探寻进展情况及要达到的目的，告诉了贾植芳先生。我还斩钉截铁地表示：综合毛泽东四十年如一日发自内心对鲁迅先生的推崇，他不大可能说出诸如此类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以后就更不可能搞清楚了。或许正是因了我的执著，或许是黄宗英女士的行文过于随意而令人难以信服，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并不那么相同，但贾植芳先生仍然满腔热情地支持我把这个问题搞出个结果来。尤其是在2006年9月，我在《作品与争鸣》杂志上发表质疑黄宗英女士文章的《“右下角一”，他不是罗稷南》的辩诬文字以后。当我告诉先生，那个“右下角一”，并非真的是罗稷南先生，而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漆琪生教授时，他微微地点了点头。那一年金秋十月挂尾的一天，艳阳高照，已是九秩高龄的先生，一时来了精神，在家人的扶持下坐上了轮椅，领着我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路南，距其国顺路寓所七八百米远的步行街上。下了轮椅，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步一顿地，先是引导我参观了在复旦学子心中颇具盛名的那家民营折扣书店。尔后，从书店出来，又轻车熟路地拐入设在书店斜对面的那个名叫“绍酒香”的假二层小酒楼，款待我喝了一通我的家乡酒——绍兴加饭酒……

面对当前激烈动荡的世界格局，战祸遍地的中东、非洲，以及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双重阴影笼罩下的某些西方国家，中国却是显得格外的稳定与和谐。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如同中流砥柱般矗立在东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值得庆幸的。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生存、生活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历时七年、自费5万余元，为搞清“毛罗对话”历史真相，不辞艰辛劳顿，不懈地进行调查考证的原动力所在。

长江东去，大浪淘沙，事物的本来面目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之中。同样，本书面世后的备受各方关注与好评(据了解，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还结合本书，向学生讲授那段历史，讲授治学之道)，正是对十一年前贾植芳先生为我这个草根学者量身定制的“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的著述原则，一次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功实践。

是为序。

附注：几经反复与斟酌，并在认真听取各方人士特别是学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最终我作出决定：由我自己为本书撰序。这是因为，没有人比我本人更清楚自己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及其信仰，我的为人为文原则，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动机与目的，历时七年调查考证及成书过程中遭遇的艰辛、坎坷与其他，更是本书之内涵及深远影响力所在。毋庸置疑，今后撰书，我仍将奉行自己撰序这一原则。

秋石 辛卯年岁末

当一名作家，对于正在上小学初中阶段的少年儿童来说，不啻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然而，要真正当上一名比较有成就且对人民对社会有些益处的作家，其走的路却是漫长得很，也崎岖得很，并不是发表一篇两篇文章，或者自掏腰包出上一本两本书就可实现的。

2013年，苏州市文学艺术界相继开始举行四年一度的首届“金圣叹杯”文艺评论奖和首届“叶圣陶杯”文学奖评选工作。我以一部《我为鲁迅茅盾辩护》的文学评论集，和一部《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的长篇纪实文学，双双获奖。同时也是两项文艺奖中唯一获得双奖的作者。作为自幼在苏州古城长大，最终又回到这片千百年来文人雅士云集的灵秀之地的我，心中的感慨白是多多。

先说一个感慨，巧合得很：2013年，距离我离开苏州去南京求学，毕业后辗转南北多地阅尽人间沧桑已有半个世纪；同时，还是我回归姑苏大地后，取得文学、学术、哲学社会科学多领域多收获的整20周年。

说起来，我的作家梦，缘起于距今54年前的姑苏阊门外，与东侧山塘街隔一条山塘河相望，一个四季飘溢着浓馥茉莉花茶香(因其左侧右侧背面均是苏州茶厂的井深仓库)名叫新民桥小学二楼的一间教室内。对于这里，我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1949年4月27日清晨6时许，时年三虚岁的我，从新民桥小学对面的潭子里以绍兴籍锡箔工人为主的大杂屋居住处出来，跑到新民桥上观看席地而坐的人民解放军人城先头部队。至今，脑海中记忆非常深刻的是，那一天，是一个温暖的有太阳照射大地的春日。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65个年头。回想11年后，在桥堍西侧新民桥小学二楼教室内立下那个“鲁迅式”的作家梦，似此看来，倒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儿。大干世界就是这样，常常不经意地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巧合。鲁迅先生毕竟是与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肩并肩地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权反人民的残暴统治。

遥忆54年前，1960年的阳春三月，这是我在新民桥小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即将升人初中阶段的四个月前的一天，年轻的语文老师，她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也是鲁迅的崇拜者，手中拿着一桢身着一袭长袍悠闲自得地坐在荒草丛中水泥坟包上的鲁迅照片，以一种钦佩得不能再钦佩的语气，向我们这些完全处于文学朦胧中的少年说：“这是我们中国首屈一指的大作家大文豪……”稍顷，她又无比自豪地强调了一句：“连苏联人也称他为中国的高尔基哩!”鲁迅照片展示完毕，年轻的女教师就要求我们写一篇有关鲁迅的作文。她的要求简洁、明了：“只要提到鲁迅就行，题目由你们自己定。”

作家，是人世间神圣的了不起的职业——“文革”前，人们无不是这么认为的。至于说到大文豪么，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目中，犹如年逾古稀的奶奶口中常叨咕的，像天上云端中祥云环绕的玉皇大帝一样高不可攀……然而，一想到我与鲁迅都是出生在和苏州一样闻名一样有着久远历史的越都绍兴，便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起来。我略略一想，就以女教师手中这桢坐在荒草丛中大坟包上的鲁迅照片为题，有感而发地写了一篇七八百字的《鲁迅不怕鬼，我也不怕鬼》的作文。题目大气磅礴得很，迄今趋向衰老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只是具体内容已经淡忘了，但是寓意是非常清晰的：鲁迅敢于坐在四野一片荒草的坟包上，足以证明他是一条胆大的汉子。可我的胆子也不小，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和同住在留园背后半边街上的小伙伴们打过赌后，愣是闯过一回半边街北侧、鸭行里斜对过那一片坟茔遍地的杨家坟!就这样，我硬是生生地将自己和鲁迅绑在了一块!与此同时，我暗暗立下了誓愿，一个未来极难实现的誓愿：长大后也要当一名作家。而且，这誓愿狂妄得很：鲁迅式的!吓!……

我的鲁迅研究还有一个引以为自豪的鲜明特色：敢于触碰禁区。这个禁区，就是35年前茅盾先生呼吁冲决的鲁迅研究领域中的“两个凡是”，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茅盾：《<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刊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35年的时间过去了，世界早已变了样，毛泽东研究中的“两个凡是”的冲破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可鲁迅研究中的“两个凡是”却依然顽固得很，甚至没有什么松动与进展。连他的儿子、孙子布下的谬托知己的迷魂阵也不准触碰，一触碰，一质疑，一批评，就被视作为对鲁迅的大不敬。不仅批之不得，连此类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也要有人出来进行干预，提前打招呼，让其避让三舍。可我愣是不信这个邪!先是有质疑、批驳周海婴先生那本连地理、历史常识也谬误多多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依据包括其亲生父母书信日记在内的不可辩驳的史料史实，撰写而成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万余字批评文字(刊2002年9月17日《文艺报》)，以及抨击其孙子辈后人不断借“毛罗对话”炒作，乃至力邀文化“台独”分子、不断撰文玷污鲁迅乃至攻讦鲁迅“也是抄袭大师，，的无知无妄后生在内的人等担任为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设立的绍兴论坛形象大使并作主旨演讲荒唐之举的《去革命、反体制及“绑架”说……》(刊2013年4期《红旗文稿》)。

令我欣慰的是，作为一介草根，我的鲁迅研究作品，不仅刊发于《人民日报》、《文汇报》、《鲁迅研究年鉴》等主流媒体上，而且还屡屡见诸中共中央的高端理论刊物。除2013年4期《红旗文稿》刊发的《去革命、反体制及“绑架”说……》一文，还有作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特约稿《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一文，以三个页码的超常规篇幅刊登在了2006年10月18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上，以及一举澄清八十多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最新研究成果《1927年鲁迅坚辞中山大学教职原因析探》一文，刊登在了2013年7月出版的第四期《党的文献》杂志上。

2014年新年伊始，又见开门红。

历时十年酝酿，七年撰写，并依据不断挖掘的可靠史料、著述，进一步修订完善的近7万字研究新成果，冲决鲁迅研究“两个凡是”并公开质疑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仍留存的带有“左”的明显倾向的《试论诬胡秋原为“托匪”由来之始末》的长篇辩诬论述文章，继为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组委会约稿撰写的万余字研究成果《胡秋原与“左联”》一文，继刊登在了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2011年1月出版的第13卷第1期《文学评论丛刊》之后，全文又刊登在了2014年6月出版的由复旦大学史料研究中心主编的年度重要学刊《史料与阐释》上。

至此，54年前新民桥小学立下的那个姑苏文学梦，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鲁迅式”少年作家梦，最终演变成了风险丛生然乐此不疲的学术之路。

从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我始终恪守着作为一名从业数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的原则与立场(尽管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决不会为自己的仕途、钱途，为那些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今天是人、明天是鬼的权势者，作任何一个字的正面画像，简之又简的“素描”也不中!后来的实践，证实了我前半生手中这支笔导向的无可厚非。文人当自尊，文人当自重，文人当自爱!就我本心而言，只想作人民信得过的记者、作家与学者，而非到头来一事无成，惯于左右逢源投机钻营贪赃徇私的小官僚。

距姑苏新民桥小学做的那个儿时狂妄梦过去54年后，历尽人生酸甜苦辣，历经艰难拼搏的我终于梦想成真。

我飞翔了!如同高尔基笔下那只在暴风雨来临前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空箭一般穿梭，发出阵阵欢快尖叫的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