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分为“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和“健在作家的作品”两辑,丛书意义在于给“新文学”定位,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闻一多编著的《闻一多选集》为丛书其中一本。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闻一多选集》撷取了闻一多不同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新诗、论文和杂文等,选集分为诗选及文选两部分。诗选部分选登诗歌三十几首,文选部分选登文章二十几篇。既反映了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战士的各个人生侧面,又能见出闻一多内在诗人气质的统一。成为闻一多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给臧克家先生
克家:
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但没有回信,一半固然是懒,一半也还有些别的理由,你们作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在你所常诅咒的那故纸堆内讨生活的人原不止一种,正如故纸堆中可讨的生活也不限于一种。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你跟我的时候,我的工作才刚开始。(这可说是你的不幸吧!)你知道我是不肯马虎的人。从青岛时代起,经过了十几年,到现在,我的“文章”才渐渐上题了,于是你听见说我谈田间,于是不久你在重庆还可以看见我的《文学的历史动向》,在《当代评论》四卷一期里,和其他将要陆续发表的文章在同类的刊物里。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馀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单方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最终的单方能否形成,还要靠环境允许否,(想象四千元一担的米价和八口之家!)但我相信我的步骤没有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这是我要抗辩的第一点。你还口口声声随着别人人云亦云的说《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天呀,这冤从何处诉起,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哪里。假如我真有,我一定和你们一样,今天还在写诗。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这样的颠倒黑白,人们说,你也说,那就让你们说去,我插什么嘴呢?我是不急急求知于人的,你也知道。你原来也是那些“人”中之一,所以我也不要求知于你,所以我就不回信了。今天总算你那只“流泪的白蜡”感动了我,让我唠叨了这一顿,你究竟明白了没有,我还不敢担保。克家,不要浮嚣,细细的想去罢!
新闻的报道似乎不大准确。不是“抗战诗选”而是作为二(克家按:“二”下漏“千”字)五百年全部文学名著选中一部分的整个“新诗选”。也不仅是“选”而是选与译——一部将在八个月后在英美同时出版的“中国新诗选译”(译的部分同一个英国朋友合作)。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三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人文科学学报》第二期有我一篇谈图腾的文章,若找得到,可以看看)。关于新诗选部分,希望你能帮我搜集点材料,首先你自己自《烙印》以来的集子能否寄一份给我?若有必要,我用完后,还可以寄还给你。其他求助于你的地方,将来再详细的写信来。本星期及下星期内共有三个讲演,都是谈诗的,我得准备一下,所以今天就此打住了。顺祝撰安。
一多 十一月廿五日灯下(三十二年——克家)
信里所谈的请你不要发表,这些话只好对你个人谈谈而已。千万千万。
《学术季刊》第二期有我的《庄子内篇校释》可作读《庄子》之助。又及。
《泥土的歌》已收到,随后再谈。
现在想想,如果新闻界有朋友,译诗的消息可以告诉他们,因为将来少不了要向当代作家们请求合作,例如寄赠诗集和供给传略的材料等等,而这些作家们我差不多一个也不认识。日来正在译艾青,已成九首,此刻正在译《他死在第二次》。也许在出书以前,先零星寄到国外发表一部分。重庆的作家们也烦你替我先容(?)一下,将来我打算发出些表格请他们填填关于我写传略时需要的材料。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唯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揽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脑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这里的朋友们正是这样的鼓励着我,重庆的朋友们想也有同感。
(选自全集庚集《书信》)P99-0102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其出了11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11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1950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22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馀20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