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本书考述的就是他们三人的生平，评析的就是他们三人的思想。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考述公安三袁的生平、评析公安三袁思想的学术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特点有四：一、注意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本书在结构上分为由里及外的三个不同层次，即以袁宏道为核心，以三袁为主体，以公安派的羽翼及其影响为外围。注意三个层次之间的联系及其公安派成员之间的理论顾盼，展示了公安派的总体风貌。二、理论批评与计文创作相结合，注意以作品印证文学思想。三、以动态的分析方法展示公安三袁思想、创作的变化过程。四、注意研究传主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的相互关系。如，本书全面分析了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并揭示了其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在资料方面，本书注意发掘新材料。在评述袁宏道的佛学思想时，运用了北京图书馆藏明刻《金屑编》、《珊瑚林》等鲜见的珍贵资料。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论：公安派肇兴的文化背景

 一、万历以前的文坛状貌

 二、隆、万之际的学术与士风

主篇 袁宏道评传

 第一章 唯求“适世”的一生

一、家世与乡里：最初的文化孳乳

二、蒙学与科举：早年的学术涵濡

三、初仕吴中：高倡性灵，力矫拟古之风

四、任职京师：由矫激到稳实的转变

五、归居公安：“白石青烟梦，空花水月诗”

六、再仕京华：“若问朝中事，但观鬓上丝”

七、典试秦中：最后的人生业绩

 第二章 “性灵说”

一、“性灵说”的思想诱因

二、“性灵说”的文化诱因

三、“性灵说”的主要内涵

 第三章 出入禅净、融会诸说的佛学思想

一、习禅修净的文化背景

二、习禅——由“精猛”到“稳实”

三、修净——作《西方合论》

四、兼融三教的理论取向

五、“诗理入禅参”——佛禅与文论的关系

 第四章 清俊自然、信腕信口的诗歌

一、“纵送宕逸”、“破人执缚”的前期诗歌

二、人世忧时、含蓄蕴藉的后期诗歌

 第五章 庄谐杂出、自然天成的散文

一、“倩冶秀媚”的山水游记

二、意趣横生的尺牍、杂著

三、自然流畅的序传

副篇 袁宗道评传、袁中道评传

 第六章 骅骝开道于先的袁宗道

一、生平概略

二、以释诠儒、良知为本的学术思想

三、崇“识”尚“理”的文论

四、清润和雅之诗，婉妙典正之文

 第七章 克尽其功于后的袁中道

一、生平概略

二、平允冲和的文论

三、“以意役法”的诗文

末篇 公安派及其影响

 第八章 公安派的重要羽翼：陶望龄、江盈科

 第九章 公安派共同的情结：推尊苏轼

 第十章 以“幽深孤峭”为宗：竟陵派对公安派的继承与变革

 第十一章 公安派的流风余韵

附录 公安三袁年表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革除冗员。旧政的一个弊端是冗员过多，乃至三四个人共为一阙，其中有些人并无专门薪俸，“惟借公事渔猎里闾”，榨取百姓。而宏道则革除了这一旧习，将其中少数清正明敏者配以专门俸禄，对另一些冗员则不派遣差务，使他们不能任意搜括百姓，以至“终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归农”。这种革除冗员的办法成效卓著，受到了后人的认同，如顾炎武在《菰中随笔》中载龚子芎云：“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数千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驱使，余交罢遣，令自便营业。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则无所售其吓射，即勒之应役，将有不愿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务也。”龚氏所言，其实即是宏道为官吴中时革除冗员的方法。

为政明敏朗彻。中道谓之“遇一切物态，如镜取影，即巧莫如吴门，而终不得遁。故遁词片语而折，咄嗟狱具”。以往因为县府为政冗沓，等候决断者久滞县城，致使衙署前酒家生意兴盛，而宏道主政后，由于决断迅速，吴门谓之“升米公事”，因此，“署门酒家萧条，皆移去”。

宏道任吴县县令前后的一段时间，也是他高倡性灵，最富文学革新精神的时期，这与其仕吴前后与同道的交游切磋有关。令吴虽然政务繁剧，但也有同道相谊的欢愉，自云：“早说吴令烦苦，其实良朋相聚，亦是快事。”一是与同年进士，同时铨选赴任的江盈科往还甚密。江盈科是宏道令吴期问最为相得的朋友，也是公安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们情同手足，行则同舆，食则比豆。政事之暇，经常酬唱赠答，宏道为官吴中时所作的《锦帆集》、《解脱集》都由江盈科作序。二是在赴京候选期间，与当时的另一文坛豪隽汤显祖结下了友谊。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赴京上计。袁氏昆仲与汤显祖、王子声等七人，在雪夜之中，围炉畅叙。汤显祖是一位著名的戏曲家，同时又是一位志意激昂的正直文人，因为不肯附阿张居正而使科场穷老蹭蹬；文学主张也与宏道相似，以抒写真情为务。尝云：“我朝文字，以宋学士为宗，李梦阳至琅王牙，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其后，宏道为官吴中，他们仍有尺牍相往还，互相推挹，宏道作诗云：“徐渭饶枭才，身卑道不遇。近来汤显祖，凌厉有佳句。”汤显祖对袁氏昆仲也有这样的评价：“海若极服楚才，以为不可当。”又云：“时把中郎《锦帆》，案头明月珠子，的白乐江靡。”三是辞官之后，与陶望龄曾作东南之游，在陶望龄寓所阅徐渭《阙编》诗一帙，惊喜异常，“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慨叹“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为徐渭自出手眼，尽翻窠臼的风格所倾倒，为其诗文中表现出的“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所震憾。徐氏作品“一扫近代芜秽之习”，“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这正是宏道的难觅知音。徐渭足宏道最为崇仰的明代文人，宏道曾写下了激情洋溢的《徐文长传》。

徐渭，山阴人，曾被胡宗宪招至幕下，掌管书记。诗文书画俱佳，一生意气豪甚。著有《徐文长三集》、《徐文长逸稿》、《徐文长逸草》、《四声猿》、《南词叙录》等。徐渭长宏道四十七岁，宏道至越中，得其诗文时，徐渭已去世。钱谦益曾慨叹：“微中郎，世岂复知有文长！”陶望龄则将他们比作扬雄、桓谭之间的关系。诚为知者善言。

这一时期，宏道与当时的文坛豪俊往还甚密，无论是对逝者的悦慕，还是同道的激荡推扬，都对宏道思想的成熟，文学风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至此，晚明文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心会神契，徐、李、汤等已着先鞭，宏道登坛振臂的时机已经成熟。

宏道性情疏放，画船箫鼓、奇花异草、酒坛诗社、青灯伴读是其心醉神驰的生活内容。铨选之初和上任伊始他便大叹为官的苦经，其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这一时期诗文的主要内容，云：“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又云：“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鬓眉，辄尔自嫌，故园松菊，若复隔世。”“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宏道叹苦的原因除了清高孤傲的性情难以适应官场逢迎阿谀的现实而外，最主要的难处还在于这样的原因：“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个中详情宏道自己言之甚少，但中道在《行状》中有这样的记述：“会吴中有天池山之讼，先生意见与当道相左，郁郁不乐，遂闭门有拂衣之志。”所谓“天池山之讼”，未见史乘详载，但宏道其后在《袁无涯》的尺牍中有这样的文字：“花山公案何如？往日凡夫愿力过于吴令，故成毁顿异。但宝地既复，则当平气处之。”据王鏊《姑苏志》卷八《山》上：“花山，旧名华山，去阳山东南五里。……山半有池，在绝嵫，横浸山腹，逾数十丈，故又名天池山。”可见，天池山之讼是关于“宝地”的归属问题，宏道为此曾专门“以勘地而往”，处理此事；但是与“当道”者意见相左。这无疑是宏道速速去吴的重要原因。万历二十四年(1596)二月家中又来信说詹氏病危，詹氏对宏道恩同怙恃。这年三月，宏道曾因此陆续两次上《乞归稿》，但均未获准。八月，他又不幸染上疟疾，痛苦异常，几至骨瘦如戟，奄奄一榻，前后达六个月之久。令吴及患病期间，衙斋荒寂，唯有王樨登、曹子念时常过往晤谈，宏道谓之“奇谈逸语，驱却两年尘土肠胃”。在宏道患病的这一年除夕，王樨登、门客方文馔，与袁宏道一起守岁，袁、王、曹三人吟诗互答，使宏道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慰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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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 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徽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卜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慨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沦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发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市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没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从接受《袁宏道评传》写作任务至今虽然还不到三年，但是，对公安三袁的研习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了，那还是师从卞孝萱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由于对晚明这一独具情采的历史阶段浓厚的兴趣，选择了《论儒释道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为学位论文题目，而晚明文学思潮的重镇便是本书所论的公安三袁。当然，这还仅是为写作三袁评传提供了可能，当三年前原作者因事退写《袁宏道评传》时，由于有过涉足三袁的经历，就增加了主动请缨的勇气，承担了这部评传的写作任务。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领导和分管副主编周勋初先生出于扶掖后进的目的，慨然应允，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研究三袁的机会。根据公安三袁的特点，写作本评传时，着意尤多的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三袁以文学名世，何以从思想家的角度论述之？即如何写好作为思想家的三袁？其实答案就在三袁自身的文学实践及其思想底蕴之中，就“本色”的思想家而言，三袁也并不逊色，尤其是袁宏道的佛学著作《西方合论》，曾受到明代高僧智旭等人的推重，加之在北京图书馆访求得十分稀见的万历刻本《金屑编》、《珊瑚林》等文献资料。有了这样的文献，本评传对袁宏道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本色”方面力求写足。

其二，三袁首先是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们能够一扫王李云雾，无外乎以他们主张独抒性灵的文学理论以及他们清俊自然的诗文。毫无疑问，研究三袁，首先得研究他们的文学思想以及体现其思想的文学作品。对文学思想自然应当着墨尤多，但是三袁响贯文坛的重要原因是因他们迥异于时的作品风格。因此，在写作《袁宏道评传》时，我们既注意探论其思想底蕴，把握其“意”，又注意从作品入手，依凭于“象”，据“象”以求“意”，着力展示三袁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从审美的角度研究三袁。同时，根据文学家的特点，注意处理好性情、心态、行谊、思想之间的关系。

其三，袁宏道之所以能够改变文坛风习，在于公安派之间的桴鼓相应。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写作《袁宏道评传》时，既注意突出公安派魁杰袁宏道，同时又注意宗道的首发之功、中道的继响与修正，陶望龄、江盈科等公安派文人的附应，竟陵派的继踵与变异。即注意“点”与面的关系。在评述宗道、中道乃公安派其他成员的文学业绩时，也力求注意与宏道进行比较，从对宏道的补苴与发明中厘定其在晚明文学思潮中的地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袁宏道评传》又是一部以袁宏道为中心，以公安派为基础，展示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为重要内容的评传。

在《评传丛书》的“大本营”——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来完成这部评传，这是我的幸运！更为幸运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心诸位领导与师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能够以较为容与的心态来完成这部评传。我这里能做到的只有是对于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拙作载荷着他们的期许和关心。

书稿写成后，周勋初教授、陈书录教授通审全稿，从版本的择取到文辞的修饰，提出了详尽而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我深受教益。蒋广学教授、巩本栋教授、徐雁教授对拙作也多有斧正，使我获益匪浅，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才识浅陋，书中的不足还有不少，尚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周群

1999年12月6日于南京南秀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