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该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陈献章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明代硕儒，兼哲学家、教育家、诗人于一身。他上承周敦颐的濂溪之学，又糅合二程朱陆张载等诸家之学说，提出了“以道为本”、“心具万理”，且又“天地一气”、“道通于物”的虚实互参的新哲学体系，创立了“江门学派”，其学影响到王阳明和王夫之。本书在扼要考辨其治学和人生道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陈氏“以道为本”且又“道通于物”本体论主张，同时又分析了他“心具万理”、“学贵自得”的心学理论，进而分析了他的入世进取与自然超脱的理想人格、“用则行”“舍则藏”的处世态度和“半醒半醉”的人生态度，以及爱国恤民的政治思想、有教无类启发自得的教育思想、以道为诗以涛为教的诗学理论。最后又介绍和评价了陈氏弟子湛若水的“体用一原”论和“随处体认天理”的主张。进一步厘清了陈献章所创之学既非唯物论、也非唯心论，而是具有综合各家又具有显著特色的新理学体系。本书的这一观点具有作者独创的性质。

前言

第一章 生活的时代

第一节 由盛而衰的历史时期

第二节 日渐步出落后的明代广东

第二章 生平与教养

第一节 老庄家教，江西拜师

筑春阳台，学有自得

第二节 复游太学，名震京师

潜心学问，自立门户

第三节 一代醇儒，被荐赴京

乞归养母，辞官隐居

第三章 自然哲学

第一节 “以道为本”

第二节 “以自然为宗”

第三节 新的理论构架

第四章  “主静”之心学

第一节 “静中养出端倪”

第二节 “心具万理”

第三节 “学贵自得”

第四节 渊源与导向

第五章 人生哲学

第一节 理想人格：入世进取与洒脱自如

第二节 处世态度：“用则行”与“舍则藏”

第三节 人生态度：半醒半醉与半梦半觉

第六章 政治伦理思想

第一节 爱国恤民与廉明政治

第二节 忠君孝母与重纲常

第七章 教育思想与实践

第一节 兴学育才为务

第二节 有教无类，启发自得

第八章 诗论、诗风与诗教

第一节 诗论：“诗之工，诗之衰”

第二节 诗风：以道为诗，平易浅显

第三节 诗教：以诗为教，道鸣天下

第九章 影响、评价及争论

第一节 陈学对后人的影响

第二节 后人的评价与争论

附传：湛若水生平及其哲学思想

第一章 生平

第二章 “体用一原”论

第三章 “随处体认天理”论

第四章 “合一”论的系统提出

附录

陈献章年谱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宪宗宠用汪直，使宦官势力抬头，并组织“西厂”，进行特务统治，激化宫廷之争，这些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宪宗曾因后宫发生意外，产生对朝廷内外官员的不信任，故常派太监汪直易装进行刺探。成化十三年(1477年)，宪宗专门为汪直建立一个特务机构，名日“西厂”，与永乐年间的“东厂”在名称上有别，但有比东厂更大的势力，上至朝政大事，下至民间琐事，无不由它干预，甚至“不俟奏请”也可逮捕朝官。汪直侍着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屡兴大狱，陷害朝臣。汪直的淫威，使朝臣们人人自危，“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与其狼狈为奸者，则加官进爵。

成化十五年(1479年)七月，宪宗诏令汪直巡边，使汪直有指挥九边军队的权力，此时，汪直手中的权力已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世人称“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足见其势力已到了使皇权受到威胁的程度。当宪宗意识到手中大权已经旁落之后，即开始疏远汪直，后来在朝臣的压力下罢黜汪直。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死去，第三子朱祜樘继位，是为孝宗，年号为弘治。《明史》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孝宗一改自升平盛世以来明代皇帝的“怠玩”、“骄奢”，故《明史》赞其“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这虽有溢美失实之词，但事实上，孝宗为淑妃纪氏所生，一直遭到万贵妃的妒忌和迫害，自幼少染纨绔荒唐习气。即位后，有心匡正自正统以来的积弊，处理了一批奸邪，能任用贤能，广开言路，减轻赋役，宦官专权现象有所收敛，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弘治八年(1495年)以后，孝宗热衷于斋醮、炼丹而渐怠于政，以至晚年，出现“宦官扰乱国典，勋威、官僚挟势行私，朝政更趋腐败”，“兴作相继，费出无径，民困于科派，里困于力役”。

关于陈献章生活的时代，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时代的学术思想状况。明代统治者虽崇儒，但学术气氛沉闷，是“六籍无光辉”的时代。

P9-10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人于1986年接受《陈献章评传》的写作任务，因工作调动，耽搁数年，后调回哲学所工作才得上马。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多方的支持与帮助，首先是得到李锦全与潘富恩二位导师的殷切的鼓励和具体的指导；得到陈献章故乡江门市有关领导的支持，得到江门陈白沙研究会会长林永年先生、副会长罗邦柱教授以及陈白沙纪念馆梁炳尧副馆长等诸位的鼎力支持，得到新会方志办陈占标先生的热情帮助；得到广东省博物馆肖洽龙副馆长的积极支持。1994年赴港收集资料期间，得到香港陈白沙纪念中学校长陈炳星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刘章义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图书馆郑子丹先生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李锦全教授作为审稿人，更是严格把关、从严要求，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以使书稿得以进一步提高。罗邦柱教授和华南师大中文系何伟棠教授对书稿的史料与文字进行了悉心的校订；“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常常给予鼓励和鞭策。对如上诸位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本人至为感激，特在此致谢。最后，还要感谢我爱人卢昌健，近一年多来，他一直带病当我的第一读者，书稿凝结着他的心血。

陈献章一生，诗多文少，对其思想历来有较大的争论，本人鉴于学识与功力的不足，深感写作难度大，书稿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学术同仁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黄明同

1997年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