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的各种体裁，特别是近体的格律，干百年来，有其形成的规律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是约定俗成，相当稳定。即使在长期推演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不断地出新、创化，但其基本规律与格局并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假“创新”之名，以“任情适意”为借口，而置固有格律于不顾，率尔操觚，随意填写，以致降低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诗词形式所固有的文化素质。窃以为，要写作旧体诗词，特别是已经标示出为“律”为“绝”，注明了“调寄”某某词牌，那就应该谨遵型范，合格人律；假如嫌旧体形式拘缚太严，不愿循规蹈矩，或者根本没有掌握这种固有的形式，那就莫如径直去写自由体的新诗好了。
从原发意义上讲，诗歌是一种口头文学，是人类赖以互通情愫的一种传达方式。《诗经·国风》，古诗十九首，李太白、白乐天、李后主、苏东坡等大家的诗词作品，大都富有音乐感，流畅、明朗，易懂、易记，因而得以流播众口，传诵千秋。而后来一些所谓“文人诗”，用语日益书面化，特别是受清代乾嘉朴学“考经榷史、训诂形声”的影响，许多诗词以艰深文浅陋，里面填塞大量经义、典故，佶屈聱牙，满含“学究气”，以致被人讥为“误把抄书当作诗”，最后导致诗词走向末路。
在当代诗词创作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有些学者、文人腹笥丰厚，而且精通诗词格律，可是，他们写出来的诗词却味同嚼蜡，晦涩板滞，缺乏诗词应有的优美、酣畅的韵味。其成因，我想，固然和长期沉酣于学术研究，习惯理性思考，以致阻隔了形象思维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创作路径上有不尽顺适之处。从前，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是说，练习写诗，首先应该多读多记前人的典范诗篇，做到烂熟于心，随口都能吟诵。如果走的不是这条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钻研、死记诗词格律，然后再像小学生填方格字块那样，按照格律去填写、推敲，这样，恐怕很难达到畅达的要求。
十多年前，上海大学吴欢章教授曾经指出：“如今写作旧体诗词，难不在合格入律，而难在运用旧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旨哉斯言!应该说，对于许多诗词作者来说，实现这个要求，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当今诗词写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偏向：有的作品，格律确也谨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诗性，只是内容陈旧，词句锈腐，缺乏新的意境、新的气息，根本不像出自现代人之手，引用清代性灵派主帅袁枚的说法，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
最后，想谈一谈治祁先生的古诗今译。我认为，以新体形式翻译旧体诗词，起码要突破两个关口：首先，要对所译诗词文本作深入、透彻的揣摩与剖析。这有赖于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娴熟地掌握古典诗词创作规律，并具备一副独到的眼光。作诗固难，解诗其实也匪易。“好诗正似佳风月，解赏能知已不凡。”(吕居仁诗)但是，要译古诗，就必须闯过这重难关，因为它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另一个关口就是语译，亦即运用现代人的思维、语言、句法对旧体诗词加以重构，实际上就是寻找新体与旧体诗词的契合点。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早年曾选译过《诗经》，他是深谙个中甘苦的：“有时只是一个字，得费上几天、甚至成年累月地琢磨。读者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字，但实际上那是你长期研究的结果。至于准确地、原汁原味地传达出原诗的意韵，真是比创作一首诗还难。”也许，正是通过解诗、译诗这一番艰苦的磨炼，才使治祁先生不仅养成了熟练运用现代语言从事古诗译作的本领，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诗词创作的水准。
P6-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