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军衔大将,曾任帝国军队首领,也是帝国军队灭亡的见证者;他的客人有王室贵族,也有国家领导,希特勒、兴登堡、施莱谢尔和帕彭都是他的座上宾;他公然反对希特勒,却并不反对子女加入与自己完全对立的党派阵营;将军和他的子女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对抗、反叛、间谍战;他们为避免成为政治靶心而陷入危险的双重生活!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著的《将军和他的子女们(一段德国历史)》以回忆录的形式描写了汉默斯坦将军家族,并透过这个角度展现二战时期德国的一段历史:从希特勒妄图掌握所有“政权”到德国在东西方间的摇摆不定,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到抵抗运动的失败,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诱惑到冷战的结束。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著的《将军和他的子女们(一段德国历史)》以回忆录的形式描写了汉默斯坦将军家族,并透过这个角度展现二战时期德国的一段历史:从希特勒妄图掌握所有“政权”到德国在东西方间的摇摆不定,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到抵抗运动的失败,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诱惑到冷战的结束。这是一段以往德国人与犹太人共同生存的典型的德国历史,在德国历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在那段岁月里,孩子们经历了最奇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一方面,他们能接触拥有马和马车的贵族朋友,比如西里西亚的吕德维兹家族的亲戚邀请他们去玩。“当我长到足够高的时候,”玛丽亚’泰蕾兹说,“我坐在没有鞍和缰绳的马上,所有年长的阿姨们都走到草坪上,观看我骑马。我从不胆怯。”孩子们——这时汉默斯坦已经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常常到父亲的朋友冯·阿瑟波克一那恩多夫在马德格堡平原的城堡去做客。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租赁的小木房子里度过了很长时间,在那里,他们养些鸡和鸭来糊口。(汉默斯坦从未拥有自己的房子。)
在这样的条件下,贵族式甚至平民式的教育都无从谈起。这当然引起玛丽亚的父亲,老吕德维兹的不满:“玛丽亚是如何忍受这种由她的婚姻而带来的艰难生活环境的?她从无一句怨言。她几乎一直没有佣人,她同所有的人一样照顾着她的六个孩子和整个家庭。”同时吕德维兹也为他的女儿没能给孩子们一个好的居室而惆怅。而对玛丽亚·冯·汉默斯坦来说,她早就习惯了高度的自主。
她的二女儿玛丽亚·泰蕾兹,小名爱丝,在回忆中自问:“我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否应该换个职业,像他的很多朋友那样?在战争期间,一定是出于愤怒吧,他得过两次带状疱疹。这愤怒常常被提及,而伴随而来的折磨却从未减退。”
其实,战争期间高级军官的薪水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高。用军人的老话说:“国王的裙子暖和,却也很紧。”魏玛共和国时期,很多人生活都很节约。起初是通货膨胀,之后又出现世界经济危机。20世纪20年代将军出游也只能坐简陋的四等车厢。“旱些年,我们没有钱,”海尔格·冯·汉默斯坦说,“母亲也不太会计划。每个月的20号,薪水就已经花完了,最后10天我们只能过没有钱的日子。有一次,在卡塞尔,通货膨胀初期,我们把打猎得到的干兔毛皮拿到老城的旧货市场卖了。后来,很幸运,总有一些阿姨和叔叔帮助我们,这些困境总能被轻松地克服过去。我后来在柏林弄丢了100马克——当时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原本我要拿这钱去杂货店交付一个月的账——这件事被告知了我的一个富有的教母,所以我可以到她那里拿钱,这可是很大的援助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默斯坦家有个规矩,那就是哥哥姐姐必须照看弟妹,这在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方面发挥了作用,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三姐妹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弟弟要看管。海尔格后来说“我没有童年”,因为她被指派照顾弗朗茨,这个任务让她压力很大。
这可爱的、混乱的家庭生活在汉默斯坦提升为少将后才有了一些转变。当然,岳父对这新的起点还是有很多的不满意:“我们住在他们哈登贝格街的房子里,我当司令时也曾住在那里。而我当年住的是华丽富贵的房子,现在我们只能委屈地居住在简陋的房间,相比当年的我,汉默斯坦仅仅拥有四分之一的房间。我们也不能从正门进出,只有房子后面的楼梯可以使用。”
直到1930年,汉默斯坦被提升为陆军司令后,老吕德维兹才有些许满意,但是他还是无法放弃他的成见:“他有一份丰厚的薪水和一座漂亮的房子,但是,他也处在一个政治上公开暴露的地位,之前所犯的一些错误和缺点很快会被揭露出来并受到攻击。我担心,不可避免的右倾势力会让他和他的朋友格勒纳、冯·施莱谢尔身败名裂。”
事实上,汉默斯坦在哈登贝格街居住时,有一个专职司机和一个非常有规模的政府提供给官员的公寓,这公寓有三层——楼下是办公室,同时可供社会交际使用,楼上是给家眷的,顶层有一间带有单独房门的隐居套房,三个女儿的居室被安排在那里,还有她们不可或缺的保姆,来自奥斯特尔布尔格的艾儿斯·卡斯帕丽小姐,小名叫帕丽,从她们出生那天起,她就在这个家里。她也经常从一家到另一家去工作,深知对家庭的私密保持沉默。而在哈登贝格街,汉默斯坦也还是坚持他比较知足的生活方式,家中还是不用佣人。据说家庭主妇在搬入新居时,曾经因为害怕社交的责任而泪流满面。“一天三次的邀请、更衣、交谈令人极其疲惫。”宾客的名单充分证明了这个说法。在名单上,几乎有一半是达官贵族,从普鲁士的王子路易.费迪南到另外几家,如施托尔贝格、布吕尔、多纳和哈登。当然还有军方官员和政治家,比如兴登堡、施莱谢尔和帕彭。再有就是几乎所有大国在柏林的大使和特派员。这同时也证明汉默斯坦的地位,在政治上是很有分量的,这对今天的将军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长长的宾客名单上,也有中国和埃及来的客人,却没有苏维埃共和国的。显然,主人在这一点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况且他根本不看重代表性。或许冯·昂斯瓦德先生更受他的欢迎,冯·昂斯瓦德家,并目对狩猎颇有研究。P38-41
为了将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的《比空气轻: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诗集》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与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版权部取得了联系,他们很热情地寄来了许多恩岑斯贝格尔的书,其中这本文学传记(原书名“汉默斯坦或者固执”)深深吸引了我,尤其是在201 5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之际。
这是一本记录德国灾难时期的历史巨作。作者使用了大量史料讲述“二战”期间德国政界、军界的人物,并配了60多幅照片。书中描写的是一位杰出的将军库尔特·冯·汉默斯坦一艾库德(1878—1943),以及他的妻子和子女们的故事。库尔特·冯·汉默斯坦一艾库德是德国陆军军官(1934年起被授予大将),他是军事抵抗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员之一,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军,而在家庭中,他却是一位看似严厉的父亲。
汉默斯坦一艾库德出身于一个有过几位著名军官的贵族家庭。1888年,念完小学后,10岁的他加入了普伦(少年)军校,并在1893年进入柏林一利希特菲尔德(少年)军校,随后加入第三步兵团,1898年3月15日被提升为少尉。1905__1907年,汉默斯坦一艾库德在卡尔斯鲁厄驻扎;1907—1910年,就读柏林(普鲁士皇家)军事学院,191 1年进入总参谋部作战部;1909年被提升为中尉;在第一次世界战争期间,他先是担任军需处副官,之后在不同的部队担任参谋官;191 7年被提升为少校。
在魏玛共和国期间(1918—1933),汉默斯坦加入了防卫军。1919年在其岳父瓦尔特·冯·吕德维兹部队的参谋部工作;1920年被提升为中校,同年,他因拒绝参与吕德维兹支持的卡普政变而调换工作到卡塞尔第二集团军担任参谋长;1922年他接受了在慕尼黑的营长职位;1924年进入柏林第三防卫军参谋部;1929年10月1日被提升为少将,并担任军务部主任。军务部是《凡尔赛和约》‘’’中被禁止的参谋部的后继组织,他接替了维尔纳·冯·勃洛姆堡的工作;1930年11月1日,他被提升为步兵将军,并担任陆军司令。任职期间,他致力于加强国防军的装备和军事人员的培训,并将部队扩张到40多个师。
1933年10月,汉默斯坦向兴登堡提交了辞呈。兴登堡在1933年12月23日通知汉默斯坦,1934年1月31日将为他举行离职告别仪式,他将被提升为“准予穿戴参谋部将军军服与徽章”的大将。他自此退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中,汉默斯坦又被起用。1939年9月24日,由于他没有执行希特勒的指令,以及他反对纳粹主义的思想而“被退休”。
1907年,库尔特·冯·汉默斯坦一艾库德在卡尔斯鲁厄与玛丽亚·冯·吕德维兹结婚。他们育有女儿玛丽·露易丝、玛丽亚·泰蕾兹、海尔格和禾朵儿,儿子康阿特、路德维希、弗朗茨。其中两个子女加入了共产党,另外两个参加了抵抗希特勒的运动。 汉默斯坦的女儿海尔格曾经说过,她的父亲对很多好奇的人讲:我的孩子是自由的共和党人。他们可以说和做他们所愿意说和做的事。事实也正是这样。当时,他的7个子女中的好几个,均属于在社交上很早独立,在政治上却又不与时代画等号的青年。尽管当时国家压制打击犹太人,他们却有很多犹太人朋友,并帮助那些受追捕的朋友逃脱,汉默斯坦对这些事都是了解的。当他的几个孩子把军事政治方面的材料传递给德国共产党时,他显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也没有加以阻止。就是这样一位父亲,使得他的子女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本书作者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出生于1929年11月。20世纪60年代,他也曾卷入过当时的运动,并在之后几十年中参与了对过去的探索及思考,以及对过去与今天的关系的研究。他与尤尔根·哈贝马斯、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一样,都是属于20世纪20年代出生,对今天的德国文学有着重要影响的学者。他们都有自己的使命:君特·格拉斯是正直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哲学家,马丁·瓦尔泽是语言尖锐的旁观者。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却是这四重奏中最灵活、最潇洒和最幽默的人。在1957年第一本诗集出版时,他就成为了著名的诗人。德国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教皇”马塞尔·莱希·拉尼奇曾经说:“汉斯·-5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是当今德国最杰出的诗人。作为散文家,他也是最优秀、最智慧的。无论是诗还是随笔散文,都能表现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文体学家,他对当代社会各种不同的现象有着非常敏锐的眼光。他是1945年后德国文学界的杰出作家之一。”
小时候,恩岑斯贝格尔像其他政府职员的孩子一样,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但由于他的倔强和不满而被开除。“二战”结束后,他获得德国民众学习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爱尔兰根等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恩岑斯贝格尔多次参加“四七社”‘’’的研讨会。从1957年起,他作为自由作家在欧洲许多地方生活和工作过。33岁时他就得到了毕希纳奖。1965_-1975年,他出版发行了文学杂志《指南))c《指南》及他的诗歌、随笔使得恩岑斯贝格尔先生成为1967年学生运动的指导人物。1967年他起草了西柏林《共和党俱乐部纲要))。他在观念和物质上支持了“议会外反对党”(APO)。除了连续不断的诗歌创作,恩岑斯贝格尔先生还发表了很多随笔,内容涉及移民、文明社会的暴力、诗歌和数学等。1962_2015年,恩岑斯贝格尔先生先后获得了十几项文学奖。文学作品有诗集、随笔、散文、小说、儿童少年图书、评论、电影、翻译等等。
为写库尔特·冯‘汉默斯坦一艾库德将军,恩岑斯贝格尔先生花了3年时I".-I,从莫斯科到柏林,从慕尼黑到多伦多,走访了许多档案馆和将军的家属、朋友、同事。这本文学传记中大多数内容都是有据可查的,而可称为小说的部分,则是通过特殊的写作手法‘‘与亡灵对话”和“旁注”来体现。作者曾经说:“我要以现代人的想法与亡灵对话。”并在后记中写道:“尽管这已经晚了,或许是太晚了,因为很多证人都过世了,我还是决定要对这件事刨根问底。我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从汉默斯坦家族历史这个小空间,可以看到德国危难时期所有决定性的意图和矛盾:从希特勒掌握所有政权到德国在东西方间的摇摆不定,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到抵抗运动的失败,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诱惑到冷战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段以往德国一犹太人共同生存的典型的德国历史,它同样显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妇女解放运动之前的妇女之强大,依靠她们才使得幸存者得以再生。”
感谢张小波先生对这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热情支持。
姚月
2015年秋
作者是如何选择他的主题,这与读者有什么关系!最多是恰巧有人必须要写硕士论文,而不辞辛劳去调查。否则有很多理由,读者不必了解这样的信息。我当然对抵抗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很有乐趣,而且这也不是我自己的故事.却是完完全全其他的一些入,他们这些人,我相信,是值得人们怀念的。
我是在半个世纪前,1955年,第一次听说一位名字叫汉默斯坦的将军的,那是在位于内卡河街以前的斯图加特电台。感谢阿尔弗雷德·安德切请我到德国南方电台,加入他的广播~随笔编辑部,这是第一份,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份工作,因为当时电台是有自由度的主导媒体,这在今天已经变得无法想象了。台长根本不干涉我们,这位名字叫弗里茨。埃伯哈德的人,是1937年逃亡英国的抵抗者。“二战”结束后参与了民主结构的建立。在他担任台长期间。沃尔夫冈。库本、阿诺·施密特和狄奥多.阿多诺都曾经到那里去过。除此之外,他也是不多的几个为流亡作家出力的人,而这些作家在文化界没有人想要知道,并且这些作家在国外的某个角落过着很糟糕的生活。
有一天,在他的邀请下,斯图加特的编辑部走进一位来自旧金山,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瘦小且衣衫褴褛,但有着战斗激情的人,他就是弗朗茨·荣格,属于当时被同代人忘却的人。在这儿我们迅速列出几点来略微展示一下他的经历:
“一战”之前,与埃里希·缪萨姆和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是朋友。是表现主义杂志《暴风雨》和《行动》的成员。1914年,在陆军当了逃兵,曾被监禁,还被送入精神病院。拥有双重生活:通过当经济记者和写股市报道挣钱,参与地下政治活动。《达达俱乐部》出版者之一,与乔治·格罗茨、约翰·哈特菲尔和理查德·胡森贝克关系密切。战后参与柏林报业区的斯巴达克战斗。再次经历被捕、逃亡。德国共产党党员,1920年被开除。去莫斯科后,在一艘被劫持的捕鱼蒸汽船上,再次坐监狱,罪名是“在公海劫船”。
1921年,德国中部三月暴动后,被驱逐去苏联,后在诺夫哥罗德建火柴厂。1923年以化名弗朗茨·拉兹回到德国。再次以经济记者和企业家身份工作,进行不透明的外币交易。此外,他还是剧作家,皮斯卡托工作室成员。1933年后担任经济问题新闻发言人,同时为地下组织“红色战士”工作。又一次被捕,逃亡去了布拉格、维也纳和日内瓦,但因为经济间谍罪被驱逐。1939年在布达佩斯任保险代理,1944年再次被捕,逃往意大利,被关押在博尔扎诺集中营。1948年移民美国。
这样的履历给阿尔弗雷德·安德切留下深刻印象,他想,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为荣格摆脱困境做些事,于是为他安排了几个电台的专题。来访者提出了几个建议,我还记得其中有关于汉默斯坦和他的女儿们的话题。我对荣格讲的这些非常着迷,并捕捉到了一个典型的材料。我天真地把听到的叙述当作事实,而忽略了荣格提示过的廉价小说的元素。而就如他的其他很多项目一样,这个专题最后也没有做成。
弗朗茨·荣格,1963年在斯图加特贫困潦倒死去。他的作品再次被发现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他那本强大、无情而真诚的自传《向下的路》(1962年)的发行也没能改变什么。直到11年后,这本书以“鱼雷甲壳虫”为书名再次发行,才引起了人们对这位作家的兴趣。至今已有两套他的文集出版,而且还有一本他的信件合集。
鱼雷甲壳虫、他的发明、荣格的图腾,可以作为被折断的“短暂的20年代”的生命的象征:
“甲壳虫飞快地向前爬行,不断向着目标加速……紧闭双眼,时间在惶恐的气氛中流逝。遇到障碍,然后下跌……这是鱼雷甲壳虫的生物特征,它向着目标飞行并撞毁……落地了,所有的力量即刻消失。观察者已经可以确定:甲壳虫不会成功。但是它成功了,再次从它的起点开始……这样的飞行,我在自己的身上体会过无数次,日日夜夜。结局总是相同的:撞、跌、地上爬行、自己恢复到起始状态向着起点,艰难并花费很大的力气……甲壳虫飞向的墙是坚固的。多少代人才认识到这一点。也许,那个狭窄的口子,不断被撞击点亮,一成不变,只是一个幻影,而事实上并不存在。”
……
尽管这已经晚了,或许是太晚了,因为很多证人都过世了,我还是决定要对这件事刨根问底。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因为从汉默斯坦家族历史这个小空间,可以看到德国危难时期所有决定性的意图和矛盾:从希特勒掌握所有政权到德国在东西方间的摇摆不定,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到抵抗运动的失败,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诱惑到冷战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段以往德国一犹太人共同生存的典型的德国历史,它同样显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妇女解放运动之前的妇女之强大,依靠着她们使得幸存者得以再生。
这样的工作当然会带来一系列认识论和文学方面的问题。
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19世纪的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经有过非常激进的思考,他说:“一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这是深刻的、悲惨的事实。人类历史史册从未书写,也不会书写,甚至,如果有这样的史册,我们这些局外人也不会去阅读。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本命运的大书中的这一页或那一页,而这些被刮过大地的风暴吹走。我们尽最大可能,用我们近视的眼睛破译这些记载,但是所看到的一切,是迷茫的混乱。我们遇到的是象形文字,而我们没有掌握它的钥匙。”
我并不想那么深刻。莫特利的质疑也带着过分的浪漫诗意的悲哀。但顾忌和保留,在像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是很合理且很有必要的。每个刑法学家从沉痛的经验中都得出结论,证人的证词不是全部有价值的。即使是比较好的报告也会有漏洞或矛盾。爱慕虚荣和美化,同样还有记忆衰退或凭空捏造,都制造了迷惑。档案文件的可信性诱导着人们,而这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时间段跨越很大的回忆录也避免不了健忘的痕迹。
当然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难题,那就是随意伪造,而我们可以揭穿它。相反,那些特殊的,在现今官僚主义中不可避免的学究气和草率的混合,却是更糟糕的干扰。更危险的,还有在政治动机推动下的歪曲因素。因此,在这个故事的许多地方,如果牵涉到情报局的信息来源,更要非常小心。在这里,不仅有阴谋和利益,甚至还有环境导致的幻想起着作用。完全值得怀疑的,还有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案件中,被告在酷刑下不得已而做出的证词。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我还是尝试着区分开事实与自由发挥。很多事情并没有得到透彻的解释。很多时候,对同一件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因此,对于信息来源的彻底评价,我必须留给专家来做。
然而,这本书并不是小说。做一个大胆的比较,这更像是照片而不是绘画。那些我通过文字和口头得到的信息来源,我尽力将它们与我的主观判断区分开,在书中以“旁注”章节出现。此外,我还用了与死者对话这种古老的文学形式。这种与亡灵对话的形式使得今天的我们与那些过去的人之间的交流有了可能——一场争论,一场众所周知有着多种理解沟通困难的争论,因为没有经历过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比那些一直处于紧急状况,并冒着生命危险生活的人们知道得更多。
不把它归为小说,并不是说这本书有多少科学性。谁要是想探个究竟,那请自己参照目录。另外,我还得到了很多未公开的资料:大量书中提到的档案,采访在世的家属,以及研究他们提供的书信和录音。对我的谈话对象,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没有历史学家和档案资料员的帮助,我跨不出这第一步,然而,窥探他们的领域并不是我的本意。每个人,当然包括作家,如果他能够,他会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