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理论家，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和中外文化的根基，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和解决现实问题。他是称得上这样评价的。邓力群多年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对歪曲党的理论和历史、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敏感，总是勇于挺身而出。到底是随风偏倒的小草，还是独立支持的大树，在社会的大变革中间，很容易区分出来。力群年届百岁，他的历史，已经给他写下了结论。《邓力群自述》记录了邓力群的一生事迹。

《邓力群自述》是邓力群同志关于自己1915至1974年（60年）革命经历的自述。全书共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老家到北平（桂东老家；从长沙到北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第二部分：延安八年；第三部分：东北岁月；第四部分：新疆三年；第五部分：从中办到《红旗》（在中央办公厅；八大前后；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陪毛主席读书；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编辑《刘少奇选集》；七千人大会前后；西楼会议和1962年调整；八届十中全会前后；1963—1964年的文字工作及其他；参加“四清”；“文革”初期；干校生活；回北京以后；简短的结语）。全书语言简洁、生动，史料价值高，可读性强。

一 桂东老家

 (一)流源山口村

 (二)我的祖辈

 (三)我的父亲母亲

 (四)我的伯父、叔父和堂兄妹们

 (五)我的哥哥姐姐

 (六)我小时候

 (七)我的“学前教育”

 (八)小学七年

 (九)读遍旧小说

 (十)大哥邓飞黄

 (十一)三哥邓力成和四哥邓建黄

 (十二)我家的三个女性

二 从长沙到北平

 (一)在长沙兑泽中学

1．考入长沙兑泽中学

2．开始用“邓力群”这个名字

3．蒋桂战争与红军发展给我的印象

 (二)开始读新文学作品

 (三)辍学半年

1．军阀混战和红军占领长沙

2．做了七天“堂倌”

 (四)目睹“人头示众”

 (五)从长沙到北平

 (六)汇文中学四年

1．考入汇文中学

2．在汇文中学的生活

3．在汇文中学的学习

 (七)1933年春：思想转折点

1．阅读进步书籍对我的影响

2．时代的影响和环境的刺激

3．胡平被捕

4．到草岚子监狱探监

 (八)1933年暑假在南京的见闻

1．父亲对红军的好感

2．我看到了国民党官员的腐朽生活

 (九)父亲去世

 (十)我打定了跟共产党抗日的主意

1．大哥要我不参加政治活动

2．决心跟共产党抗日

三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当选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带头参加“一二·一六”游行

 (二)组织南下宣传团，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北平学联活动地点移到汇文中学

2．南下宣传团的组织和活动

3．成立民先队

4．担任北平学联执委

 (三)入团、转党

1．加入共青团

2．转为共产党员

 (四)在民先队中建团

 (五)党中央决定撤销共青团以后

1．党中央决定的传达与落实

2．民先分队和团支部的活动

 (六)我同贺凌由恋爱而结婚

 (七)考人北京大学，从事救亡运动

1．考入北大后的情况

2．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斗争

 (八)批准去延安

四 延安八年

 (一)奔赴延安

 (二)对延安的最初印象

 (三)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与学习

 (四)在马列学院的学习与工作

 (五)在中央政治研究室

 (六)整风中我写的一张大字报

 (七)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工作

 (八)八年总结

五 东北岁月

 (一)奔赴东北的前前后后

1．告别延安

2．从延安到张家口

3．新立屯连夜出发

4．辞谢陶铸的诚恳挽留

5．在东北局继续坚持下基层的初衰

6．分配到吉北地委

 (二)在东满根据地的斗争

1．开始做群众工作

2．农民的暗中保护

3．初次做发动农民工作的得失

4．调到榆树中心县委

5．从榆树向双城撤退

6．到哈尔滨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7．回榆树传达落实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

8．在榆树县学习贯彻《七七决议》

 (三)亲历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

1．北满三下江南、南满四保临江作战的意义

2．榆树县翻身农民踊跃支前、参军参战

3．土地改革使共产党在农民中站住了脚

 (四)在榆树县的战斗生活

1．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

2．转入反攻后的一次支前工作

3．主编榆树县《工作通信》和动员农民参军

 (五)土地改革中发生“左”的偏差及其纠正

1．全国土地会议之后

2．榆树县土改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偏向

3．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

4．榆树县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5．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关于榆树县打击面的研究》

 (六)在中共东北局工作

1．调东北局巡视团

2．学习张闻天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3．在张闻天领导下做研究工作

4．关注、介绍汪清县供销合作社的经验

 (七)为东北农村供销合作社健康发展努力工作

1．从东北局组织部调到财委秘书处

2．起草《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3．起草《东北农村合作社组织大纲》

4．撰写《汪清合作社的研究》，推进农村合作事业健康发展

5．起草《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等问题的意见》

 (八)从安东调北平

1．随张闻天到辽东省委

2．高岗在火车上给我的印象

 (九)三年多东北工作的小结

六 新疆三年

 (一)准备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

 (二)由莫斯科转赴新疆

1．在莫斯科的日子

2．接受新任务

3．新任务的背景

4．刘少奇的叮嘱

5．踏上祖国的大地

 (三)初到新疆的工作

1．建立党中央和新疆三区的“桥梁”——“力群电台”

2．与新疆三区负责人第一次见面

3．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洽派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

4．电告中央和王稼祥同新疆三区负责人见面及新疆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有关问题

5．关于赠送礼物的谈话

6．面交毛主席的邀请信

7．阿舍买提江等遇难，赛福鼎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北平

 (四)了解新疆三区和新疆军政当局情况并及时报告党中央-

1．向中央报告的军事情况

2．向中央报告的政治情况

3．向中央报告的财经情况

4．向中央报告的其他情况

 (五)秘密进驻迪化

 (六)新疆和平解放

1．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起义

2．大军进疆

 (七)建党建政

1．返回迪化

2．建立人民政权

3．发展第一批党员

4．改编起义部队

5．大办干部训练班

6．剿灭顽匪

 (八)再访苏联

1．见到斯大林

2．贸易谈判

3．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4．运回和安葬阿合买提江等烈士遗体

 (九)三上北京

 (十)南疆调查

 (十一)几项重要工作

1．组织翻译《毛泽东选集》

2．帮助王震修改《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

3．开展宣传文教等工作

 (十二)调离新疆

 (十三)心系新疆

1．和几位新疆朋友的交往与友谊

2．重返新疆

 (十四)与王震的关系

1．初识王震

2．战略眼光

3．屯垦戍边

4．良师益友

七 在中央办公厅

 (一)等待分配

 (二)初到中办

 (三)财贸组的工作

 (四)为饶漱石整理材料

 (五)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六)毛主席让陈伯达修改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1．毛主席交代修改文件的任务

2．对陈伯达说来，这是一个大难题

3．陈伯达向赵树理请教

4．毛主席提出具体办法并作出理论概括

5．毛主席的主意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6．我的体会：互助合作是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七)陈云同志提出用统购统销的办法解决粮食问题

 (八)到少奇同志楼下办公

 (九)起草加强团结的文件

1．毛主席退居二线引发的问题

2．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掀起风浪，搞“随波(薄一波)逐流(刘)”

3．少奇同志要我协助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

4．毛主席对我起草的决议稿不满意，要胡乔木重写

5．亲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十)参与起草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1955年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

2．参与起草李富春在全国人大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胡乔木与陈伯达起草文件方法的比较

八八大前后

 (一)少奇同志向三十多个部委做调查

 (二)准备八大报告

1．陈伯达起草的初稿不行，少奇同志要胡乔木也起草一个

2．毛主席论十大关系

 (三)八大的召开与关于八大决议争议的一些情况

 (四)毛主席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五)随少奇同志南下调查

1．少奇同志南下调查的目的和概况

2．关注中小学毕业生问题，写《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

 (六)在反右派斗争中

1．中央作出整风决议

2．所谓“引蛇出洞”

3．关于反右斗争扩大化

4．毛主席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突破

 (七)毛主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

 (八)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经过

九 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

 (一)《红旗》的创办和调我去《红旗》的经过

 (二)我到《红旗》时的状态

 (三)在《红旗》杂志的工作

1．《红旗》初创时的概况

2．陈伯达否定商品生产受到毛主席批评

3．小平同志重视《红旗》，编辑人员进一步充实

4．整理陈云同志的《当前基本建设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起草关于化肥工业的决定

5．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6．《红旗》编发了好文章，培养了人才

7．编辑部建设的十条经验

十 陪毛主席读书

 (一)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上提倡读书

 (二)在杭州，陪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三)上海会议期间的传达和胡乔木的反应

 (四)在广州读完全书

 (五)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涉及的问题

 (六)对毛主席谈话的整理和传达、学习

 (七)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的重新整理和编辑

 (八)对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的简要评价

十一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一)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

 (二)周总理起草“农村工作十二条”

 (三)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四)我参加了毛主席亲自率领的广东调查组

 (五)抓住了这次调查研究的纲

 (六)在番禺县大石公社西二大队深入调查

 (七)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八)“三南”、“三北”会议合到广州一起开

 (九)广州会议后的继续调查

 (十)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及其后对“六十条”的修改

 (十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

十二 编辑《刘少奇选集》

 (一)毛主席提议编《文Ij选》

 (二)中央书记处正式作出决定

 (三)最初的编辑情况

 (四)我担任《刘选》编辑组组长

 (五)少奇同志听汇报、谈意见

 (六)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整理补充

1．少奇同志关于怎样进行整理补充的意见

2．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四节的增补

3．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结构的调整

4．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节小标题的修改

 (七)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编辑工作

1．在广州初步完成《刘选》上卷的编辑工作

2．党内要求重新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呼声

3．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继续修改和重新发表

 (八)笑到最后的是我

十三 七千人大会前后

 (一)参加《工业七十条》的起草

1．起草任务的提出

2．边调查边起草

3．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及会后的修改

4．小平同志同意陶铸的一条好意见

5．关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产生分歧

6．小平同志口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章

7．毛主席看了《工业七十条》，表示满意

8．庐山会议上的风波

9．关于“工业八条指示”

10．小平同志对庐山风波的反应

 (二)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

1．建议大中型国营企业党委书记参加会议

2．整理《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3．关于会议报告的起草

 (三)听了最后三天大会的讲话

1．小平同志讲话给我的深刻印象

2．周总理的自我批评精神令人感动

3．林彪与众不同

4．陈云没有在大会上发言

5．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

 (四)协助整理少奇同志的口头讲话

 (五)对毛主席讲话的认识过程

 (六)毛主席到外地了解情况

十四 西楼会议和1962年调整

 (一)西楼会议的召开

 (二)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报告

 (三)关于传达办法的讨论和中央批转陈云等报告的指示

 (四)向毛主席请示

 (五)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六)选编《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七)陈云在第一次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

 (八)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

1．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

2．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3．毛主席提出以农轻重为序

4．陈云探索怎样以农轻重为序

 (九)周总理关于1962年计划调整的讲话和财经小组关于调整计划的报告

1．周总理关于1962年计划调整的讲话

2．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3．中央五月会议讨论财经小组的报告

4．中共中央发出《批发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的指示》

5．我的一些体会

 (十)各个领域作出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决定

1．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和决定

2．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

3．我所没有参与的重要决策

4．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点认识

 (十一)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调整

1．关于1958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

2．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3．干部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等方面的调整

 (十二)对西楼会议后调整工作的一些认识和感受

十五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

 (一)从北戴河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的背景和概况

1．背景

2．概况

 (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1．田家英的两湖调查

2．陈云及其他常委的态度

3．邓子恢积极主张包产到户

4．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5．刘少奇、陈云等的态度

6．我的一些认识

 (三)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

1．少奇同志的大胆建议

2．毛主席采纳刘少奇的建议

3．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

 (四)八届十中全会后我经历和知道的一些事

1．关于“九评”

2．关于创办托拉斯

3．《刘选》的工作停了下来，工作方法也改变了

4．中央工作会议座位的特殊安排

5．在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过程中提了一个意见

6．陆定一批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7．毛主席指出：中国也有修正主义

十六 1963—1964年的文字工作及其他

 (一)1963年至1964年参加“四清”前所做文字工作的概况

 (二)整理少奇同志的反修报告，组织编写反修小册子

 (三)参与《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写作

 (四)参与《十评》的起草

1．正式成立反修文件起草小组

2．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概况

3．毛主席提出还要写《十评》

4．陈伯达要我帮他一起搞《十评》

5．《十评》没有搞完；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五)在《红旗》杂志的几件事

1．传达少奇同志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2．发表了错误文章

3．由接待越南《学习》杂志总编辑暴露的矛盾

十七 参加“四清”

 (一)参加“四清”的背景

 (二)翟里“四清”

 (三)桂林“四清”

十八 “文革”初期

十九 干校生活

二十 回北京以后

二十一 简短的结语

后记

（七）我的“学前教育”

我小时候没有幼儿园，但也受到了“学前教育”。我的老师就是母亲、大伯母，还有其他两家的伯母，堂弟立言的母亲，这五个人那时都在四十岁以上。加上几个中年妇女，几乎每天晚上做完家务活以后，在我大伯母家的正堂屋里聊天。年轻的妇女不参加，因为老公在家，不让去。年轻的小姑娘也不让参加。由于母亲的关系，我经常参加她们的这个“聊天会”。她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讲本村的、外村的事，同辈人、前辈人的事，自己经历的和听到的故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学前教育，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

记得听她们讲过这样的事。有一个老太太的儿子，是个地主。抽上了鸦片，把地都卖了，谁劝他都不听，直抽到再卖地家里连饭都吃不上了，他才不抽了。他母亲向大家诉苦，说我们家原来有多少地啊，就是被他抽烟抽掉了，一边哭，一边骂。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人抽烟没出息，但他还有个界限，那就是能考虑到全家有没有饭吃，还是有一点责任心的。

她们有时还评论村里的是非，谁做得对，谁做错了，某某事处理公道不公道。对村里发生的事，她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评论。有一天，河对岸打雷打死一个人。她们又议论了几次，说那个人死后身上有几个字：忤逆不孝。因此，雷公就要惩罚他。

那时民间有唱本，她们不识字，有民间说唱艺人给她们讲。不少故事，我是从她们聊天中听到的。如“目连救母”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个老太太死了，阎王殿对她不公道，乱施各种惩罚，把她投到刀山、火海、油锅里去，受各种苦刑。她的儿子知道了，就修行、念佛，后来到阴曹地府的每一个地方去寻访，找他的母亲，把他的母亲从苦难中救出来。①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许仙斗龙”。那时南方经常闹水灾，比如我们山口，1889年就闹了一场一百多年没有的大水灾，把田都冲掉了。旧社会对这个没办法，只好等神仙来救。传说中有一个名叫许仙的人，深感水灾对人民的危害很大，就想用什么办法来治水。研究来研究去，发现水灾是一条孽龙兴风作浪造成的祸害。他学到了制服它的办法，和这条龙斗，把这条龙除掉，使它再也不能祸害人民。

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她们就联系到自己，要做好事，要有一个好儿子，还联系到山口村的这条河啊，那座桥啊，她们总是寄希望于神仙。

有时她们讲鬼的故事，我又想听，又害怕。那时候．，几乎每家都砍点木材回家，或做板子用，或做棺材。到了晚上，因为木材没干透，在干的过程中，木头裂缝，就会发出响声。她们讲，这是有鬼来号棺材。某某人要死了，其阴魂到处去找板材，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就会发出声音来。在这些人的头脑里，什么事都有鬼神在起作用。  说到神吧，我们流源上去有个庙，有些菩萨。传说我们哪一代祖宗，没有生儿子。这个祖宗的妻子就到庙里去求神，她向那个骑着白马的菩萨磕头、烧香，晚上还在庙里住了一宿，做了一个梦，梦见＿个骑马的将军到他们家里来了。后来，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她的儿子就是庙里的骑马将军。她们在讲这个故事时，都表现得真相信确有其事似的。

从我开始懂事到上学之前，大约四五岁吧，这两三年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偎依在母亲的怀抱，旁听她们的谈话，乐此不疲。父亲已睡了，一再催促：不早了，睡吧！我都不愿意离开。我觉得她们讲的故事，她们的议论、评述，使我了解了不少我不知道的风土民情和生活常识。也教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至少让我认识到做人要守规矩，不能胡来，做人要有良心，不能对人有坏心。P7－9

很多老同志有回忆录。时间和精力允许，回顾从青少年时代走向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经历，总结一生，对后人有所启示，也是向党和人民的汇报，作为党史、军史、国史的一些补充，很有意义。

我和力群同志的经历有点接近。“七七事变”以前，我们都在北平上学。在我们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天天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爱国群众和进步青年的黑暗现实。那时候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籍，苦苦思索救国救民的道理，后来接触到共产党，就豁然开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投身到党的队伍。

我们党培养干部，有一条叫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我们这些人从延安整风的时候开始懂得，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工农相结合。抗战胜利以后，力群和几个同志徒步从延安到东北。路过晋西北，亲见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形，深感正是这些贫苦百姓，在艰难中支持我们的党，舍生取义，拼死抵抗侵略者，继承和延续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那时候各地急需干部，到处都想“截流”他们，安排在县委、地委机关。他一个心思，就是要到基层。他在吉林榆树县的一个区里，贯彻中央的《五四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大刀阔斧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和浮财给贫苦农民。翻身农民的政治激情高涨起来，到处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干部带头上战场的“参军热”，迅速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和平解放新疆，他作为中央的联络员，奉命带一部电台进去，在各民族上层人士中间开展工作，同时深入了解、向中央及时报告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和政治情绪，是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的。后来在中央办公厅和《红旗》杂志社，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也成为他的经常性工作。

“文化大革命”是对领导干部的冲击，也是一种党性的锤炼。后来知道，无论怎么斗、怎么压，力群都坚持说真话，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五七干校五年半，有空就接触当地群众，白天挨批斗、劳动，每天晚上三个小时读书。他的自述开了一个书单，从《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和一大批其他历史著作、中外文学作品。一部《资本论》，一字一句读了三遍。还完成了《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初步整理了《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他说，在干校的读书和写作，为1975年恢复工作，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帮助邓小平同志进行整顿，做了很重要的准备。

党的十三大以后，力群退出领导岗位。年纪大了，听力、目力衰退，仍然孜孜于读书和写作，特别是按照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承担起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编纂国史的任务。应该说，他是很合适的人选。不负中央的重托，2012年，他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和前四卷，经中央审定正式出版。这也是对他晚年为党和国家工作的认可了。

读力群的自述，想起两位老一代革命家对他的评价。王震同志在新疆和他一道工作，称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两人相约，谁死得早，活着的人就负责把死者的骨灰撒到天山。他完成了王老的嘱托。“文化大革命”以后，先念同志说：力群这个人，浑身骨头没有肉。

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只有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谈到牺牲的同志，谈到老百姓的生活艰难，他会禁不住掉泪。谈到相熟的同志，他总是说，这个同志有什么长处，做过什么好事。对他来说，误解、毁誉、个人的荣辱进退，一概置之度外，认准的真理，就坚持下去。对待自己的同志，有话说在当面。对一些同志的批评，不能保证每一句话都正确，但是总是善意的、坦诚的，从来不做对党不利的事情。和力群一起在《红旗》、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尽管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对力群正派耿直、勇于承担责任和保护同志的品质，看法是一致的。

我亲听小平同志说，力群是我们党的理论家。这是很高的评价。共产党的理论家，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和中外文化的根基，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和解决现实问题。他是称得上这样评价的。力群多年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对歪曲党的理论和历史、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敏感，总是勇于挺身而出。到底是随风偏倒的小草，还是独立支持的大树，在社会的大变革中间，很容易区分出来。力群年届百岁，他的历史，已经给他写下了结论。

我想，读力群的自述，老一点的同志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年轻同志会从他的一生中看到，一个从旧家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怎样成长为一个党和人民需要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一月廿二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些熟悉的同志就建议我写回忆录。我曾断断续续谈过几次，有时老伴罗立韵也参加，由儿子英淘录音并整理出一些段落的初稿。十年前，经当代中国研究所领导同志同意，我请程中原、夏杏珍、李建斌、刘志男四位同志组成编写组，以后又增加了杨凤桥、丁明、卜岩枫等同志，对我1915年至1974年六十年经历的自述进行整理。

2006年暑期，我在北戴河休假，每天上午，同编写组的同志谈两三个小时。从8月4日至20日，谈话十六次。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革命的大熔炉，怎样把一个青年学生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老一代革命家的教育培养下，又怎样成为中央领导同志的助手，怎样经受住“文革”的考验。对于直接教育培养我的老一代革命家，从李维汉、张闻天、王震，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我也根据亲身经历，谈到他们的为人处世，言谈举止，思想理论，品格风范，谈到自己切身的感受和同他们接触交往中受到的熏陶与教诲。能够近距离在党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是我一生的幸事。

编写组的同志从一开始就明确分工：夏杏珍负责早期，从老家到北平；刘志男负责延安八年；李建斌负责东北三年；杨凤桥、丁明、李建斌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的祁若雄、熊坤静负责新疆三年；程中原负责从中办到《红旗》杂志社、五七干校，并负责统稿。根据分工，他们查找材料，核对档案，把我所讲的史实，和我在“文革”后与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谈人生经历的记录贯通整理，形成初稿。我把部分初稿送给我的老同学、老战友宋平同志过目，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他要我先将亲身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再细细斟酌。

2007年暑期，我又在北戴河同编写组的同志交谈。从8月1日至17日，谈话十四次。内容比上年更为具体，更加深入。在北戴河未能全部谈完，回到北京后又继续谈了几次。

编写组的同志都很努力，到2008年，初稿先后完成。这时，我的视力已经很差，无力自己动手修改了。但我听读了各章文稿，提出修改意见，要求继续查阅档案资料，充实、修正文稿的内容。经过多次修改，至2010年，大部分文稿经我审定，总体上比较满意。2012年7月，我向中央办公厅呈送报告，请求将我的这个自述正式立项，审查出版。中央批准了我的请求，并由中央宣传部将本书列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予以资助。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我深为感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随即明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同志为项目的首席专家。

2013年冬，我委托李捷同志定稿。他认真阅读了全书，进行了细致的校订；同时，我还请曾经与我共事，或熟悉我某段经历的同志审阅书稿。他们的审阅、校订，避免了我记忆的误差或评论失当，提高了书稿的质量。我女儿罗小韵选配了照片、手迹和书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许多工作，我很满意。对曾经帮助我记录文稿的朱元石、郭铁城、吕玉生、王凤环等同志，对帮助我审读“新疆三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的孙新刚等同志，和为本书编辑出版付出精力和心血的同志，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和宋平同志相识，已经近八十年了。他为本书写了序言，使我感受到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另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任和深厚情谊。

我年届百岁，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我希望，把我的经历坦露在有兴趣读一读的同志和朋友面前，有助于增进他们对党的认识和了解。

邓力群

2014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