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担任张闻天助手，共和国早期外交风云的见证者，亲历“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等历史事件。

览阅一位耄耄长者的曲折人生，见证中国近百年来的风雨沧桑。

《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讲述了作者何方已走过的90多年人生路的风风雨雨。

《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讲述了作者何方已走过的90多年人生路的风风雨雨。作者早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来跟张间天从事外交工作、蒙冤下放，平反后进入社科院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离休后转向中共党史研究。其中，作者亲历的延安整风、共和国早期外交风云、“反右倾”、“文革”、改革开放，以及他与张闻天、刘英、李一氓、宦乡等人交往的故事，尤有历史价值。

第一章 少年时代（1922—1937年）

 （一）改名换姓：学鲁迅、丁玲随母姓

 （二）家住临潼：从女娲“炼石补天”到“西安事变”

 （三）我的家庭：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

 （四）童年往事：四五岁时开始挖野菜、割草

 （五）偶尔上学：学了《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四书》

 （六）走向革命：开始读马克思、列宁的文章

 （七）奔赴延安：得自己筹集路费

第二章 延安岁月（1938—1945年）

 （一）进入抗大：一面学习，一面种地

 （二）紧张学习：当助教后拼命读书

 （三）整风前的延安生活：歌声遍地，自由平等

 （四）劳动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五）延安整风：“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六）抢救运动：一时被迫承认自己是“复兴社”成员

 （七）告别延安：急于离去，“没打算活过二十五岁”

第三章 东北四年（1945—1950年）

 （一）到东北去：和张闻天、高岗同乘一节闷罐车

 （二）双城工作：提前缴了保安队的枪械

 （三）南下土改：接受张闻天领导

第四章 在驻苏使馆（1950—1955年）

 （一）待命驻联合国代表团：等了一年零两个月

 （二）跟张闻天赴苏：使馆面貌完全改观

 （三）当研究室主任：研究报告受到周恩来重视

 （四）随张闻天回国述职：给我创造条件解决婚姻问题

 （五）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众生相

 （六）离苏回国：自费参观列宁格勒

第五章 跟张闻天回到外交部（1955—1959年）

 （一）坐上“特别快车”：成了张闻天的“秘书”

 （二）编《每周通报》等内部报刊：毛泽东也经常看

 （三）起草修改文件：张闻天一般不征引毛泽东语录

 （四）跟张闻天视察驻外使馆：“请何主任给大家作报告”

 （五）外交部的运动：因埋头业务，做了旁观者

 （六）张闻天的外交工作作风：与周恩来、陈毅的异同

第六章 祸从天降的反右倾（1959—1960年）

 （一）卷地而来的反右倾风暴：被迫同张闻天划清界限，表明“坚决跟毛主席走”

 （二）对我的批斗：批判我追随张闻天“反总理”

第七章 饥饿线上挣扎的一年（1960年）

 （一）下放安徽：一个油炸萝卜丝素丸子要卖一块钱

 （二）农村情景：鸡犬不相闻，死一般寂静

 （三）“跃进”种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四）下放生活点滴：一天吃了四十多斤萝卜

 （五）告别安徽：从来没见过人们这么木然

第八章 “文革”前五年（1961—1965年）

（一）调理身体：打下好几十条蛔虫

 （二）出任综合组组长：“你装什么蒜，见了人都不理”

 （三）甄别和轮训：我没有任何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行

 （四）参加“四清”：“三农问题”早已存在

第九章 卷入“文化大革命”（1966—1968年）

 （一）一回到北京就成了牛鬼蛇神，

 （二）抄家与破四旧

 （三）在被隔离的日子里：每天上班打扫二十来个女厕所

第十章 九年干校生涯（1969—1978年）

 （一）干校探源：从毛主席的批示说起

 （二）凄凉上干校：训练猪听指挥回圈和上厕所

 （三）干校的后五年：开除党籍受沉重打击

第十一章 20年冤案得到平反（1978～1979年）

 （一）等候复查：又先后学起了英文和日文

 （二）复查的交锋：最终在《审改决定》上签了字

第十二章 恢复工作（1978--1979年）

 （一）离开外交部：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二）为张闻天平反：参与起草悼词

 （三）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住进了江青使用过的小套间

 （四）筹建国际片：效仿“刘备借荆州”巧要地

第十三章 日本研究所（1980—1988年）

 （一）受命筹建：不攀领导、不走后门

 （二）学科建设：着重抓日本经济的研究

 （三）全国规划和学术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

 （四）我的研究工作：从来没请过他人代我起草稿件

 （五）离开日本所：转入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第十四章 国研中心（1988—1995年）

 （一）岗位变了：还挂名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二）科研工作：创办“政策建议”短小报告

 （三）离开国研中心：1999年77岁时办离休手续

第十五章 离休以后（1999年至今）

 （一）改行学习党史：希望留下点历史资料

 （二）“自传”从口述变手写：力求表达准确，保持个人文风

附录何老印象（邢小群）

（一）改名换姓：学鲁迅、丁玲随母姓

1922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一个姓李的乡下人家，上学后取名李彦贤，参加革命时改名何方。村子里有人一知道就说我把姓给卖了。因为在旧社会，人们把姓看得很重，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换姓，所以姓也值钱了。例如一个穷家子弟入赘富家，就得随女家姓，这就算卖了姓，因此被人看不起。这种事只有家境实在贫寒和娶不起媳妇的人才干。在有了点新思想的知识青年中，当时却兴起参加革命要改名换姓的潮流。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隐姓埋名，以防国民党给家里找麻烦；二来也有点赶时髦。列宁、斯大林不都改了姓？中国的进步文人也大多用的是笔名。

至于我为什么要改姓何，那是学鲁迅、丁玲的办法：随母姓。我感到全家以至全世界最喜欢我的是母亲。何况母亲娘家特别穷，外婆寄居我家，一个舅父又没男孩，无人传宗接代。所以我就决定改姓何，也让子孙后代不必再回过头姓李。但是名字原来用的是草字头的芳，半懂不懂地取意于“天涯何处无芳草”，表示决心跑得远远的不再回来了。到延安后的头两年，就一直叫“何芳”。例如1939年出版的《生产战线上的抗大》中那篇《独战一方的四大队》，其中列我为“劳动英雄”，用的就是“何芳”。

1940年，我在抗大三分校当助教，邻队助教霍世章和我关系很要好，他是南开大学学生，文化比我高得多。一天闲谈时他给我提了个建议，说你的名字要那个草字头干什么，不如叫“何方”也还有点诗意。我想也对，这样写起来反倒简单些，于是说改就改。那时改名字还没有什么规定，只要你填表、写自传、打报告、向人介绍时用新名字，慢慢也就改过来了。结果“何方”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二）家住临潼：从女娲“炼石补天”到“西安事变”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临潼县。提起我们临潼，可是大大地有名。过去的中国文人，大概没有不知道骊山、秦陵、华清池的，两千年来不知留下有多少诗词歌赋。临潼的有名，当然不光是有不少古老传说，主要还是由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那里。特别是秦兵马俑的出土，更使临潼成了闻名世界的参观景点和旅游胜地。

要说临潼，先讲点传说。原来最早的人就是在那儿造的。那儿是后人称为骊山老母的女娲氏“炼石补天”“抟土作人”的地方（河北涉县也有女娲宫。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但骊山老母别处却不能再有）。我小时候还去过那个炼石的地方石瓮寺，红彤彤的石头真像火烧过似的，现在还在。后人为了纪念女娲造人，还在骊山顶上修了个“人祖庙”。但是直到今天，香火仍然旺盛的却是西边半山上的老母殿。每逢阴历六月庙会，县城周围的中老年妇女，大都要携儿带女，爬上山去朝拜。我的母亲是小脚，每年总是要去，我小时候就常跟着看热闹。最不争气的是我两三岁的弟弟，总是缠着要母亲抱。我气不过，但又干涉无效，有时就把他骗到离母亲远点的地方打一顿，吓唬他不准再叫妈抱。他只好答应，但过不久老毛病又犯了。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好笑，也更感到母爱的伟大。另一个传说是旧戏中秦穆公主办的“十八国临潼斗宝”。我上小学时还曾看到被说成当年楚国伍员（伍子胥）举过的千斤鼎。像这类的传说和所谓遗迹还有的是。

不过传说到底是传说，使我们临潼出名的，还是三千年来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许多带有转折性的重大事件曾经在这里发生，并且留下了著名的遗迹。下面就举几个特别有名的例子。

一是两干八百年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作为当时全国军事调动紧急警报中枢的烽火墩，就建在骊山顶上。周幽王为博得他的宠妃褒姒一笑，竟点燃骊山的烽火，引得四路诸侯立即领兵来救，到后才知道是上当受骗。后来犬戎真的打到骊山，再放烽火，诸侯已不相信。结果镐京失陷，幽王和褒姒被杀，西周也就灭亡了。周室东迁到洛阳，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

二是秦兵马俑震惊世界。建筑在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离我们家只有十多里。几年前带孙女去参观，人家告诉说，你只要记三个数目字就行：两干三百年前，用了七十二万人，修了三十七年。现在只是挖出陵园一个附属部分兵马俑坑，就已轰动中外，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来这儿游览的，已有七八百万人。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大多要来此参观。美国前总统里根就说过，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到这里来看看。如果将来条件成熟，能开发秦陵全部建筑，特别是地宫，那就更了不得了。但也正是由于秦始皇的残暴，很快就激起全国起义，推翻了秦朝，使它成为中国统一王朝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P2－4

我原来并没有想过写自传之类的东西。一个小人物，也没什么传奇经历，有什么可写的？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被两位倡导并实践口述历史的年轻朋友丁东、邢小群夫妇给说服了。所以能有这部书，完全应该归功和感谢他们，特别是小群。她为了来我家采访，可说是“带病出征”（她有腰疼的毛病），先后跑了二三十趟，有好多次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着实令人感动。后来她又先后整理成二三十万字的材料给我送来，真是费力费时不少！恰逢我已写完《党史笔记》，也就可以专门来处理这个自传材料了，于是就着手改写。由于过去长期写政论体裁文字养成的习惯，还把小群重视的生动、口语化、多写细节以及对话等，基本给改掉了。请教丁东，这样行不行？他说，没关系，反正各人有各人的特点。他还拿出去分别给几个刊物先行发表了几章。由于实在不像口述，后来商量干脆改名《自述》，反正意思是一样的。

我改变初衷同意写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清理一下这辈子的思想，做点自我解剖，看自己是怎样从一个单纯的少年很快就变得有点儿世故，学会说假话，连胆子也变小了。例如当我头一回和十多个同学去延安的时候，途中遭国民党扣押，我们就敢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批评他们专制独裁，公开说我们去延安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表示士可杀志不可夺。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看来释放无望，还真敢冒生命危险翻墙逃出，二上延安。那时还不到十六岁。想看看自己是怎样变化的，又是怎样在革命的熔炉里被锻炼和改造的，这还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当然算不上典型，但一滴水也可照见太阳，从我这七十多年的经历中总能多少看到一点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可以设想，假若大家无论是在对敌斗争还是内部斗争中，都能做到“坚持真理”，始终保持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不信神，不怕鬼，推己及人，我想一切整人的政治运动肯定都搞不起来，那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早已成为自由、民主、文明、富强和站立在世界前列的大国。

其次，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地反思？人到暮年，再不好好想想，以后可就连想的时间也没有了。

再则，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我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这些重大原则的指导、规范和约束。以自己的经历来说，虽然有不少行为是被迫的和随大流的，但总体上说来还是基于对这些重大原则自觉自愿地皈依和遵守。所以过去无论是平时还是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联系考虑到这些重大原则。有时想得通，有时想不通，而且越到后来想不通的情况越多。现在谈自己的一生经历，当然联想就更多了，我也把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但是由于问题太大，自己的水平太低，写了好多遍，所谓几易其稿，还是说不清楚。

末了，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做点说明。

第一，本书一概没有列出注解。因为一开始是作为“口述自传”写的，没有以学术著作对待。口述哪能带着书本或者数据，不是随口说就行了吗？后来校改时发现一些引证应当查清，但觉得这都是些人们熟知的话，何必注明出处？由于我一直研究国际问题，谈中国的事总习惯于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特别是喜欢和别的国家作横向比较，所谓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这就不能不引证一些数字。我的处理办法是：凡普遍用的，估计属于人所共知的，就省略了说明来历；稍微生疏的，则尽量在行文中做点交代。

第二，本书几乎没有带引号的谈话。因为无论是我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谈的，我都不大可能记得原话，顶多记个大意。有些连大意也没记住，而只有个模糊印象，那就只好不提了。我看过一些有大段大段带引号的对话的回忆录、口述自传和传记，我以为那只能是十之八九以传主为模特儿写的小说和编的故事。在时隔久远，既无录音、又无速记的情况下，编的越具体就越不真实。有人说，这是学《史记》的写法。但《史记》除了“史家之绝唱”一面外，还有“无韵之离骚”一面，而且互相矛盾和夸张不实之处确实很多。所以史学家唐德刚就认为《史记》不是历史，而是小说，并以吕不韦、缪毒等为例。

第三，我的自述很难做到具体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个人没能保存有关自己的材料。我本来从小就有个记日记的习惯，写的还比较详细。可是后来在政治运动中，不但变成麻烦，还被收缴后永不归还。于是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写日记了。其后在工作中，总有些事不能不记，结果又形成数十本的“工作笔记”。然而，1959年“反右倾”，被有选择地收去部分材料，其余“工作笔记”和一些别的材料，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抄走，而且也是有去无回。所以这次写自述就只能主要靠回忆。有时乍一看，年月日还写得很具体，但大部分是从别人的资料中抄下来的，如《张闻天年谱》《周恩来年谱》等。因为跟他们工作，时间总是在一起的。不过应该指出，虽然缺乏个人资料，但对个人过去的经历并没有任何瞎编之处。因为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凡记不清也查不实的事情，就坚决舍去不写。

最后，我每写一章都要打印出来送请一些熟悉的朋友和过去一起学习或工作过的同志审阅校正。除几位老友，如萧扬从头到尾做了审阅并随时提出阅后意见外，大部分则是只请有关时期的同学同志给阅提意见，如延安同学、东北工作时的警卫员赵守先，困难时期下放劳动时住过的房东袁世银等。对他们以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同志，我都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此，谨向《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林昶小友，本书责任编辑陈红女士、特约编辑刘火雄先生致以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