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有一句话：“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玻璃禅》的作者陈纸尽量把人物间物理上的距离缩小缩小，把人物心理上的内在结构无限地撑大。找准互为映照对方的生存境遇，以此为切入口，让人性在人物身上发生复杂而斑驳的交织，渲染出物质与精神、身体欲望与心灵、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碰撞和撕裂。

《玻璃禅》为广西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短篇小说类）之一，共收录小说20余篇。作者陈纸用句洗练、朴实无华，用词独到、巧妙含蓄；旨在以虚拟的故事记录人性的复杂，并在冲突中坚定展望光明而美好的未来。

一线

松风阁

高雅颂

莲池币

城里的月光

刚果的羊

鱼生之名

屏蔽

玻璃禅

大道朝天

布老虎

名字

放空

笑步吟

安魂曲

闯入者

灯火银河

道路纪

凶器

母仪

阑尾

蒙面考

隔离

二字诀

直到母亲刘秋云喊邓若兰到厨房里去端蛋花西红柿汤，邓若兰才真正抑制不住，又一次哭出声来。刘秋云转过身，看到女儿邓若兰双手揉搓着那顶白帽子，满脸都是泪花儿，湿漉漉，发着光。刘秋云说问：兰，你今天怎么啦？说着，她的脚步紧紧地牵到女儿面前去。

邓若兰扑在母亲怀里，哽着声音，说：我就是想当个纺织工人，我一直在努力地工作，像你一样地努力工作，我也不比别人落后，我甚至比很多人要先进，可为什么要我下岗？刘秋云一听，把目光慢慢地定在对面的墙壁上，一动也不动。许久，她才说：不关你比别人落后不落后的事。邓若兰擦了一下母亲的手背，那上面，滴着她的泪。邓若兰的头仍低着：那是为什么？刘秋云说：碰上你了。刘秋云把女儿推到饭桌边，又说：现在的事呀，人与人，比不得。

邓若兰说：连你也不站在我这边。刘秋云说：我站在你这边有什么用？当初我让你去考大学，你不是不去？你不是非嚷着要顶我去纺织厂？说着，她在女儿邓若兰的肩上拍了两下，说：下午我就去跟厂长说说？停了三四秒钟，她又说：唉，不知厂长还认不认得我这张老脸，我在厂里的时候，他是车间主任。邓若兰说：妈，我知道，你千个不愿万个不愿，你还是不要去了，现在是我的事了，不该叫你管。刘秋云说：了解你妈就好。说完，她叹了口气，脸上拧起了几丝笑意，又拍了邓若兰的肩上两下，说：明天我给你织一条披肩，一米的，白色的，上面织花的，一片一片，翻起花瓣，保证好看。

邓若兰仍盯着墙壁，目光定定：为什么厂长刚好经过那里？为什么恰恰断了一根纱线呢？刘秋云说：不是那根线的事，不关那根线的事。邓若兰说：那我以后怎么办呢？刘秋云说：那能怎么办？找其他事做，找其他工作。邓若兰说：除了纺纱织布，我还能做什么？刘秋云说：你妈做了一辈子的纺织女工，天天盯着那根纱线，很快就走完了。你也要学你妈，除了纺纱织布，就不会其他？邓若兰说：我喜欢几百号人在同一个车间的热闹，我喜欢机械嗡鸣的喧嚣，我喜欢大集体企业的荣耀。刘秋云说：那是因为你只走了一条路。刘秋云把女儿按在凳子上，又说：先吃饭吧。

丈夫听说邓若兰下岗了，脸色不阴也不晴，这让邓若兰更觉得难受，她认为，丈夫的那口闷气反倒堵在她心口。她希望丈夫说点什么，哪怕是骂一句厂长也好呀。但丈夫一句话也没有说。

丈夫在一家报社做发行员，每月挣一千二三百元，不知是让他觉得羞愧还是什么原因，他主动把每天早上和下午接送女儿的事揽下来。现在，邓若兰说：我没事做了，明天起，我来接送女儿吧。丈夫点点头，还是没说话。邓若兰又像被人推了一把，逼上了一个更狭窄的角落，她甚至感到了呼吸困难，胸口胀闷得慌。她想喊，想大喊，想替她丈夫喊，想喊得比车间里的机器还响，她真的想张开嘴，可看到家里的地板呀、桌椅呀、电视机、电冰箱呀，都瞪着眼睛，看着她，在等着她喊，邓若兰觉得它们是在看她的笑话，邓若兰脖子一缩，却喊不出来。

第二天，邓若兰把女儿送到学校，回到家，想再睡会儿，可睡不着；想看电视，脑子里掏空了一样，记不下东西。她坐在客厅里，她实在待不下去，她看了一下墙壁上的钟表，时间好像也与她作对，才到七点十五分的位置。她又回到床上，决定干脆好好想想未来怎么办。谁知，她没想到一个开头，反倒迷迷糊糊睡着了。

从梦境中醒来，到了上午九点多，她又洗了一把脸，感觉心越收越紧，家里没人，四周空旷。她想起在车间里，那么多机器，那么大声响，把四周塞得满满当当，好像除了她的身子是空的，周围全是满的。但她也没觉得逼仄，而是脚步轻快，游刃有余，好像一个偌大的舞台上，就她一个人在表演，她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休息时，与同事们讲几句话，开个玩笑，那话语，那笑声，仿佛能直冲云霄，到达九天。

现在没了，好像是一根纱线，勒住了她的脖子，绊了一下她的后路，让她一下子喘不过气来，让她来了一个踉跄。她感到脖子越勒越紧，让她窒息；她的脚想到了挣脱，她终于奔向了饭桌，把一碟豆芽炒肉片和两个馒头吃了个精光。她把一根根豆芽绞在一起，用尖利的牙齿狠狠地咬，她听到满嘴的呻吟，她感到了快意，她第一次尝到了胜利者的滋味，她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邓若兰决定出去走走，骑着电单车出去走走，走到没有了电为止，然后，找个地方，快速充电后，再回来。

不知为什么，邓若兰第一想到的，是往城郊方向走。她奇怪自己，不再像刚才那样，怀念那一片喧嚣，好像只一瞬，她要寻找的，竟然是安静。

早上的光线，晶莹透亮，出了闹市，她第一次感到，一尘不染的清明，在她的生活中还是有的。太阳从硫黄色的云缝中，滤出一道道黄中带红的光柱，斜斜地，射到地面上，映得树叶闪闪发亮。已是十月底了，这座城市的气温前两天经过短暂下降后，今天又缓慢回升了。所有的树叶似乎都没有掉，到处都还是绿意，邓若兰感觉，这是生活在这座南方城市中唯一的庆幸。

现在看来，这唯一的庆幸，成了她重要的焦点。

邓若兰没有想到，树林离城市这么近，或者说，中间只隔着一条快速环道，是快速环道隔断或连接了宁静和喧嚣。宽宽的六车道的快速环道也成了邓若兰心情的分水岭，把她带人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邓若兰对快速环道充满了感激，尽管她能想象得到，在起飞的机窗内看它，只是像一根细线而已，现在，她对它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和美好的回忆。

四周长满了树，邓若兰踏进林子，林子把整片天空吞没了。邓若兰贪婪地呼吸，大口大口地吸气，大口大口地呼气，她在树与树之间疾走，她朝着幻想中的另一片林子跑去，她坚信，林子一定连着林子，她突然找到了一种不由自主。

然而没有，出了这片林子，眼前豁然开朗，所有的绿意矮在她的正前方，邓若兰的目光不用抬高，也不用放低，那一团团、一簇族，浓浓的、密密的绿意——叶子的绿意无限地、肆意地铺陈开来，一望无际，微笑着，站立着，注视着邓若兰。

没有林子，邓若兰没有感到失望。邓若兰觉得，这是她第一次为“欠缺”找到了一个不失望的理由，她不去想电单车放在哪个地方，她自顾自往前跑，沿着湿湿的、软软的田埂往前跑。身旁那些闪动的叶子，像展开的手掌，在向她致以欢迎的礼节。

她在绿意中，看到了掩映着的十几二十幢房子。邓若兰的脑海里立即蹦出两个字：农家。她沿着桑叶掩映的那条田埂，像掐准了一根线一样，沿着线头，一直走去。

村子里很静，静得让她陌生，又让她舒坦。邓若兰把呼吸调到最自然的状态，她感觉，她的呼吸也很静。P8-10

插入裂缝的一柄短刀——关于小说创作的片言只语

(代自序)

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有一句话：“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创作观让我怦然心动，也让我的周身泛着寒意。这几年来，当我提起笔要写小说，就有一种寒意，就情不自禁地想表现人性当中的那种“黑”与“暗”，我认为，这是让我们产生悲剧和痛苦的永远根源，我病态地迷恋这个。我知道，这可能与我做过记者有关。我尽量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把“广阔而惊人的力量”，以及“温暖”和“光亮”，留给比我更坚强、更乐观的读者。

有一天，翻阅旧杂志，集中地，在1980—1981年的《世界文学》上，读到了几个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它们是：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的《最好的顾客》《凡尔赛归来》，匈牙利作家久·莫尔多瓦的《会说话的猪》《遭殃的机关》，意大利作家阿·莫拉维亚的《梦游症患者》《想象》，土耳其作家阿·涅辛的《逼疯》，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作家久·莫尔多瓦的六个“一分钟小说”，篇篇精彩，入木三分。读到这些短篇小说，我恨自己的废话太多，恨自己的小说写得太长，想把不必要的东西坚决去除掉，力求做到海明威所谓的“只露冰山一角”。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在创作小说时，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重要：结构和语言重要；为何写？写什么？也重要；作家的生活面有多广、知识面有多大、眼界有多宽、境界有多大、懂的有多少，所谓花鸟虫鱼、吃喝拉撒、琴棋书画、人情世故、道佛基督等“信息”层面的东西，更重要。

有时，什么都想好了，就是因为没有想好如何才能写成一个短篇而迟迟没有动笔——无论如何，都要写成一个“短篇”，成了我写小说前面临的最大考验。发表了八十余篇小说，仅有四五次，没有把持住，“不小心地”，把短篇小说写成了中篇小说。为此，我不感到欣喜，反倒感到沮丧。

本来以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够短、够凝练了，但读了迪诺·布扎蒂不足五千字的《鲨》，顿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失色。小说《鲨》中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语，都像一柄柄尖利的短刀，密密实实地插入象征财富、权利、爱情、厄运、疾病、死亡、幸福、好运的意象中，让人生未揭示的秘密，隐隐透着光亮，仿佛在遥远的地方，呼唤着什么，而人，始终选错时机。小说透过这只鲨身上永远互相矛盾的种种，诠释了人的一生。

句子做到简短、洗练、朴实无华；用词做到独到、巧妙、含蓄。尽量把人物间物理上的距离缩小缩小，把人物心理上的内在结构无限地撑大。找准互为映照对方的生存境遇，以此为切入口，让人性在人物身上发生复杂而斑驳的交织，渲染出物质与精神、身体欲望与心灵、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碰撞和撕裂。让入感到，在城乡的天空下，有爱的真挚与做人的尊严。面对生活的不公和环境的恶劣，仍旧葆有向上生长的力量，葆有对爱情神圣和纯洁的向往。或者，让小说像一柄短刀，撬开一道窄门，那是一条让读者通向心灵的隧道。——从我发表的长篇小说《下巴咒》《逝水川》以及前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天上花》《少女为什么歌唱》，到这部集子中的这些小说的要旨和内容，多是如此。

构思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一旦要动笔了，却小心翼翼，特别是第一句话，更是处心积虑。当我写到两三百字时，就大抵知道这个小说是成了，还是败了。于是，更加不敢停笔，生怕这口“气”断了。有时，写到喘不过气来，恨不得让时光舒缓一点，让自己的体力、精力不要减下来，我希望这口气的力量也不要减弱，不要。我要让它保持一种飞扬的状态，一直勇猛向前，让它在最高峰戛然而止。

时时问自己：我一年会读多少个中篇和长篇？为什么微型小说比中长篇小说受欢迎？读者真的是蠢吗？他们难道不知道你想要讲什么吗？非要把话写“绝”吗？因此，我就愈加要把短篇小说看得“短”而“小”，我千方百计地，把“长”的东西奋力压缩，放在尽量“小”的空间里。在下笔之时，我花很多时间想小说的结构：如何把几块玻璃像多棱镜一样地打开来；如何把无限“长”的时间和无限“大”的主题，放在最“小”、最“短”的空间和时间里。我相信：在很小很小的篇幅里，表达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做到的。

不知怎的，当我以一种游戏的心理，对自己说：要写一个有趣的、有意思的小说时，我就会用一种轻松的、无所谓的心态去创作。创作完之后才发现，它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甚至作品的主题，都比以前貌似认真创作的小说要严肃、严谨和严密。

现在想来，我大多数小说是在我以前困顿、痛苦时灵魂活跃的产物，当我的生活安逸舒适时，反倒写不出小说了。我不由得问自己：以前小说里呈现的那些困顿与痛苦，到底是人物形象的，还是我自己的？

阅读时，我总是分外留心小说中，那些夹在叙述与描写之间的、不经意甩出的一两句议论的句子。它们有如闪烁的珍珠，是作家智慧的结晶，显露出作家聪明的程度、深刻的程度，有的，甚至决定了作品品级的高低。

我始终相信：没有哪一部小说不是来源于生活，而又真正高于生活的；一部好的小说来源于我的生活，也来源于你们的生活。

库切的《迈克尔·K和他的时代》，齐诺瓦·阿切比的《崩溃》，这两部小说都写到了非洲文化。《崩溃》篇名来源于叶芝的一句话：“一切都崩溃了，价值已再难持守，世界上到处弥漫着混乱。”齐诺瓦·阿切比在《崩溃》中，写的是尼日利亚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崩溃。我的意思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同情和理解，使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一个作家的成功涉及很多方面，有个人成长、价值尺度等内部的，还有宗教、文化观念等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显文化或隐文化的东西，都综合地在一个作家身上发生作用。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现代性与传承性文化的融合时期，能否在文化语境上寻求创作上的突破，是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关键。

艺术创作源于现实，高于现实，最后须回归现实。回归现实，实际上就是回到常识。我现在创作小说时，更多的，是注重所写的对象和细节，是不是符合“常理”“科学”，经典的作品不会违背这些，《红楼梦》不会，达·芬奇也不会。

我所有与小说创作有关的言论与话语都是不可信的，我真正想说的、要说的，全部在我的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