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持正蒙学堂
20世纪初的中国，八国联军入侵，内忧外患愈烈。《辛丑条约》的签订，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其在民众中的威信降低到了最低点。时势的动荡，对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1902年，陆费逵已成长为17岁的青年。
当时，为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的“新政”运动渐次展开，与社会文化事业相关的主要是兴办教育。随父母在南昌的陆费逵，仍然以自修学习为主。他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嗜书如命的人，不会轻易让时间白白地流逝。同时，陆费逵也想到，自己已经17岁了，应当在社会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从何人手呢？他与几位友人商量，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开办一个小学校。他们几个人按照预定的计划，首先是集资23元作为办学的经费，其次是租赁房屋作为教室，最后是招收了一些学生。就这样，学校开办起来了，起名日“正蒙学堂”。陆费逵任堂长和教员。
正蒙学堂招收小学生27名，收学费五六元，作为房租和一切开销的费用，其中有8名学生因为家境贫困，是全部免费的。陆费逵年轻气盛，很有干劲，为学堂付出了很多心血。作为一校之长，一方面他要加强管理，包括订立课程，招聘老师，编写教材，安排食宿，打扫卫生，维持教学秩序；另一方面他要担任教员，亲自上课，教学生识字，解读文章，算数学题，等等。起初，大家凭着一股热情，相互提携。后来，别的人不太过问了，学堂的事情，就只有陆费逵一人支撑。他不但不支薪水，而且回家吃饭。学堂里雇用一个校役，原来是陆费逵父亲的当差，因为积蓄有数十元，情愿不要工钱，免费为学堂打工。该差役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作为交换条件，要求陆费逵每天给他讲一小时的书。他的文化水平，有二三年级的程度。陆费逵给他讲解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因为自己早就读过梁氏的文章，所以讲起来驾轻就熟。陆费逵还给他讲解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在世界上影响很大，1902年由著名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合作，花了66天的时间译出的。这说明，陆费逵是该译作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也是最早的宣讲者之一。
当然，人们要干一番有益的事业，仅有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还应当具备物质基础和其他必要的条件。对于招生办学，培养人才的事业，尤其如此。在陆费逵的努力下，正蒙学堂总共办了八个月的时间，最终还是结束了。不过，“不但没有亏空，还剩四元几角”的结果也算差强人意。①
正蒙学堂是陆费逵走向社会后从事的第一项事业，虽然持续时间不长，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对于年轻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人生磨炼。
二、开办新学界书店
开办新学界书店，是陆费逵职业生涯的第二站。
那是1903年春天，在南昌的陆费逵应日语老师吕星如的邀请，北上武昌。两人达成共识，白天，陆费逵教吕星如三个弟弟《国文》、《算术》；夜间，吕则教他日文，供其膳宿，彼此不出学费。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于陆费逵来说，颇有收获。一方面，他巩固了以前所学的知识，提高了日语水平。另一方面，在教书过程中，他每每遇到疑难字词，经常查找字典。渐渐地，他感到市面上字典非常缺乏，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就立下宏愿，将来要编一本新的字典。
到了1904年秋，年仅19岁的陆费逵与日文班的几个同学，想在武昌开一家书店。这源于一位同学的倡议，得到了包括陆费逵在内的几位同学的响应。据陆费逵回忆，开办这家书店，并不是几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出于爱好读书的缘故。读书，需要有钱买书，也需要有地方买书。这一年，“几个同志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觅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①他们都是一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想法简单，性格也比较直率，说干就干。有一位叫黄石安的同学(曾任最高法院庭长)说：“伯鸿干，我来股；伯鸿不干，我不来。”②他们凑齐了1．500元作为股本，在武昌横街租了几间旧房子，就开办起来了，起名为“新学界”，陆费逵任经理。新学界书店用度非常节省，量人为出。每月房租费用10元。陆费逵的薪水，在前半年每月6元，后半年每月10元。雇用一位账房先生，每月5元。伙计二人各3元，学徒二人各200文，伙夫一人1000文。伙食费用约10元，灯火、日用品和其他临时性的费用约20元。这样，一个月下来，维持书店的开支约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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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龚书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所写毕业论文题为《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由此，与陆费逵、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早就知道中华书局，但对于陆费逵的名字，却是在考博士时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的书上得知他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在商讨博士论文选题时，龚先生说，中华书局成立90周年了，这么大的一个出版社，目前没有人做过研究，你先摸一下材料，看是否能做。就这样，我步人了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的研究领域，自然，陆费逵是绕不开而且必须重点对待的人物。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山东工作，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仍继续关注陆费逵、中华书局的研究。其问，写作了《也谈<辞海>的编纂问题》、《中华书局教科书与日本的纷争》、《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陆费逵的优质品质与历史地位》、《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史实辨析》、《走近陆费逵》、《陆费逵与<论学部编纂之教科书>》等文章。2008年，我从山东南下桂林，任职于桂林旅游学院。但对于陆费逵、中华书局的感情，一如既往。这是我的学术情结，这种感情时时激励着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不停地追求。陆费逵在中国出版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影响、地位，值得后人敬仰。陆费逵的品行、思想和行为，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并将他的爱国、奋斗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扬光大。
本书始终围绕着陆费逵出版素养的形成、教育出版、教科书、工具书、古籍文献以及经营管理的风格，尽量挖掘出来。作为一个出版家，要懂书、知书、编辑书，还要懂印刷、发行和教育，而这些，陆费逵都经历过、实践过，由此创办中华书局，终成一代出版家。
关于书稿中的图片，一部分是自己拍摄，另一部分是中华书局编辑俞国林先生提供，再一部分则由陆费逵之女陆费铭琇老师提供，她一直关注对陆费逵的研究，总是不时地提供信息、资料和图片等，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许多的帮助，在此向她致谢！
周其厚 谨识
2015年11月15日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志业的追求中，服务于民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本丛书所传写的50余位出版人，均为活跃于20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人本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阐幽发微、立传人史，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在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
周其厚著的《中国出版家(陆费逵)》主要介绍中华书局创办人、著名出版家陆费逵的出版生涯及其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贡献。主体部分共八个章节，回顾了陆费逵步入书业、开办书店、在《楚报》、昌明公司、文明书局、商务印刷馆的编辑经历，详细解读了他创办中华书局、出版大量著作、工具书、教科书、古籍、期刊杂志，努力传播中西文化的历程，讲述了他在“《楚报》案”“民六危机”等重要人生节点中的故事，同时对他的编辑思想和出版经营理念进行了详细解读。
周其厚著的《中国出版家(陆费逵)》以陆费逵创办与经营中华书局为线索，从他步人社会开始，书业经历、编辑生涯奠定了他出版家的素养。随后，他创办中华书局，立足书业，遭遇“民六危机”磨难，但终于挺过来了。陆费逵在民国前后，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并演变为出版理念与方针，中华版教科书、教育图书、国语图书等，都是其教育思想在出版实业上的反映。中华书局以一家民营出版业，在教育上的巨大贡献，与他的这种思想及出版理念有关。陆费逵重视发展综合业务，配合时代文化浪潮，策划并主持工具书、古籍与译作。同时，他非常重视印刷技术的引进与提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上述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他的经营管理策略。中华书局经营中的“陆费风格”，独具特色，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