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狂风一起旅行(精)》虽然故事性很强,叙事方式也非常讲究,但终其实质,并不是一般的恋爱小说,而是探究“人”的生存意义。尤其是中篇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这是薛忆沩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成名作,爱情和信仰交织在一起,很克制,很纯净的悲剧,读过这篇小说的人,很多都会被戳中泪点。在一个信仰缺失、情感淡漠的时代,他对生活的理解和叙述,建立在一个内向而理想主义的维度上。用比较小资一点的说法,薛忆沩是一个“浓情又清醒”的人。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人们越来越需要把握和认同城市本身的价值,并保持批判和警醒,对自身处境的理解更敏感、更精确、更主动,才能在“城市”里,获得一个人所应获得的真正幸福——这也是薛忆沩对今天的读者和文学界的意义。
《与狂风一起旅行(精)》是薛忆沩以“两性关系”为主题的自选小说集,这本书写出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情感困境,敏感、多思,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人文关怀,这在他的虚构文学中体现尤其强烈。这九篇小说题材、内容各异,但都是围绕爱情和性爱问题展开。在作者的笔下,两性关系是一个私密、严肃、充满悲剧性的话题。它维系着对爱、欲望、信仰、归属和认同、对历史的参与感、生和死的意义等一系列人生的终极追问。 “两性关系”也是我通过文学作品执着地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出现在我最早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我最近的作品中;它出现在我最长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我最短的作品中。我一直相信,探讨“两性关系”的奥秘是文学的天赋和使命。——薛忆沩所有的激情都具有同一种颜色,这种颜色就叫做“青春”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是青春期症状的奴隶。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参加那次庆功会的真实原因。那是市教委为我和我的老师举行的庆功会。那是为我获得了全国业余钢琴大奖赛少年组二等奖而举行的庆功会。会议组织者将会议的安排通知我父母的时候说,那一天全市所有的媒体都会派记者到场,而主管文教的副市长还将在庆功会上致辞并亲自为我和我的老师颁发奖金和奖状。
但是在开会之前二十分钟,会议组织者突然接到了我父母的电话。他们说我因为高烧一直不退,肯定不能在庆功会上露面了。他们说我是两天前开始发烧的。他们说医生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病情却还是不见好转。他们向会议组织者表示非常抱歉。他们说他们自己仍会按计划出席庆功会,为我代领奖金和奖状。不过,他们将肯定没有时间和心情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希望会议组织者能够体谅他们的处境。
实际的情况是,我父母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去向。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已经发现了我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四处寻找,找了将近八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他们不得不打那个电话。他们不得不那样撒谎。他们以为我第二次离家出走了。我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发生在他们拒绝我更换钢琴老师的请求之后。他们最后是接到广州火车站铁路公安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才知道了我的下落。这一次,他们却完全“以为”错了:我根本就没有离家出走。我就躲在我们楼下的配电间里。天还没有亮,我就躲进去了。我决定一直躲到庆功会开始之后再出来。
我父母参加完庆功会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了。他们如释重负。他们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他们应该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又一次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我不会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我是两天前向他们提出不去参加庆功会的请求的。如果他们稍微耐心一点,让我有时间把话说完(也就是让我说出早已经编好的理由),事情肯定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不由分说地拒绝了我的要求。他们甚至说,我即使是发高烧发到了走不动的程度,他们也会要将我架到庆功会的会场上去。
我父母一起走到了我的床边。他们没有责备我,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没有去参加庆功会非常可惜。他们说副市长在会上的致辞令人振奋。他们说我的老师关于我这一两年琴艺飞速长进的介绍更是引起了到会的所有家长和琴童们的兴趣,将庆功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我一直低着头。我耐心地等待着我父母把所有的话都说完。在他们最后准备将奖状打开给我看的时候,我突然抬起头来,向他们宣布了我如果去参加庆功会的话就会在那里当众宣布的决定。“我再也不会碰琴键了。”我坚定地说,“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再碰了,一辈子都不会再碰了。”
……十三年过去了,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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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父子关系”一样,“两性关系”也是我在文学作品中执着地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出现在我最早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我最近的作品中;它出现在我最长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我最短的作品中。我一直相信,探讨“两性关系”的奥秘是文学的天赋和使命。
以“两性关系”为线索,从我的全部小说作品中精选出一部小说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一方面,入选的作品都是我的代表作,它们足以呈现我写作的基本美学特征;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作品又都涉及一个共同的主题,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的共同主题,这有利于读者去体会文学认知的丰富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