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西藏至今已近65年，关于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此次为第一次整理出版。廉湘民主编的《进军西藏日志（1950－1951上下）》共约47万字，用日记体的形式较为系统、全面、客观地综述了1950年、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基本情况。部分机要文件作为附录补充在文末。

廉湘民主编的《进军西藏日志（1950－1951上下）》较系统、全面、客观地综述了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这段历史的基本情况，不仅可以为西藏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也是部队进行传统教育、发扬老西藏精神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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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星期一 晴

1951年1月2日，达赖喇嘛到达西藏边防重镇亚东以后。1月上旬，亚东噶厦在亚东召开官员会议。1月11日，官员会议建议西藏地方派出的代表赴北京，正式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派出扎萨索苏·旺青次旦、仲译钦保·群佩土登二人，在准备去联合国敦促答复前去之信件经印度返藏时，于1951年1月18日，向袁仲贤大使送交了请求谈判的信。袁仲贤及时上报中央。中央1月29日复电表示欢迎，并嘱袁仲贤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喇嘛亲政。袁仲贤照此复函达赖。2月17日，达赖分别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称：“除已令阿沛等立即经昌都前往北京外，另派出三品官凯墨和土登丹达经印度去北京谈判，并期望达成好的协定。”

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和平代表团的详细经过，亚东噶厦以达赖名义给代理摄政王洛桑扎西与鲁康娃有一复函。

亚东噶厦以达赖名义给代理摄政王洛桑扎西与鲁康瓦的复函。

代理摄政王洛桑扎喜、鲁康娃阁下：你们于藏历铁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出的电报，由侍卫官于29日通过吉恰堪布收悉。内称：前后接到两次指示后，有关情况于23日、24日遣信差与骑乘送去报告。另称最近亚东噶厦给拉萨噶厦电告：关于派扎萨与秘书长前往印度新德里与共产党大使接洽之事，考虑到汉藏和谈之时期，不宜迟亦不可早，有必要说明有关利害关系。由于“扎萨”与秘书长已经出发，便要噶厦发报说明：“在新德里与共产党政府大使接触中不可失言”。此后，亚东噶厦于12月25日就此事问拉萨噶厦作过情况说明，并由“吉恰堪布”与亚东噶厦进行了讨论，尔后又与我处（指达赖）研究之后，于25日做出的答复中说：关于《在昌都首先举行汉藏和谈的报告》与经西藏会议讨论：由昌都总管为首席，另又派出“堪穷”与四品官为助手，带去五条有关谈判内容之后，便向在昌都的王其梅与噶伦阿沛通知了此事。并指出堪穷与四品官即将到达。尽量在昌都就地协商解决问题。如果推翻原先做出的决定，通过驻印度共产党大使提出在北京举行和谈，那些在昌都的文武汉官们不知会有什么想法？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不久前昌都噶伦总管通过布达拉宫“噶卓”所呈报告中说：“派强佐与孜本通过印度去北京谈判之事，对此所作出的答复前后完全一样，由此可以察知对方的意图，说明过利害关系，这点噶厦已经清楚。”现在汉藏和谈还未肯定之前，就所提出的五条谈判方案中，哪些问题将会达成协议？对其中未能达成协议的又如何加以处理以及协议条文签订地点选在北京或其他近处？对这些问题能及时进行商讨，表示感谢。但是，就根本而言，汉藏和谈是关系到西藏的重大事情，不是一般人所能考虑和决定的事，应请示西藏大救主（达赖）。如果亚东噶厦等有关方面不拿出内定的和准备公开的两套方案，在昌都谈判的代表和我们有关人员只能将其一切后果（不管今后有无利害）归咎于在拉萨或在外的噶厦。当（谈判结果）对内、对外公布之后，是否有过失和遗漏，是否有失误，（我们）无法承担责任。另外，有关北京政府对西藏的意图是好是坏，就我们方面眼下对内对外不宜多加评论，等等。原先根据西藏会议的提议，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决定将政府分成在拉萨和在外地的两个政府。我（指达赖）和我们随从来到亚东。到此地后，对于正在发生的局面不去过问，长此下去，其结果如同阿里二“噶本”来电所说：“上部藏北改则一带共军队队相连，压境而来，如不立即举行认真有利的谈判，未设一处哨卡之上部藏北将遇到比藏北和康区更大的危险。”看来，拉萨噶厦或在外的噶厦以及上、中、下藏区面临着难以估计的危机。英、美等国是否真有诚意帮助西藏。如没有，汉藏之间是否举行和谈？为此，将派往联合国求援的“札萨”与秘书长等三名代表、赴汉区办事人员“强佐”与“孜本”二人、赴印商务代表团招回亚东，与驻亚东的大小官员一起连日开会研究，此次会议纪要的抄件，已由亚东噶厦寄给拉萨噶厦。其要义为，从派往国外的各使团汇报隋况看，无论是美国、英国以及印度等政府都绝不会诚心诚意帮助西藏。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与共产党中国和谈相好，反而趋向更大对立，从国力强弱悬殊的情况来看，无力与其进行较量。另又以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在不顾个人安危的情况下所提出的独特见解为依据，派出了“堪穷”与四品官等僧俗官员为助手，提出五条谈判方案，并已经给共产党政府代表发出了盖有内宫印（指达赖的私印）的信函。鉴于以上情况，不能不立即签订汉藏和谈协议。是否可考虑仍按原来的任命，由昌都总管噶伦阿沛为首席，“堪穷”与四品官为助手，其他僧俗办事人员由噶伦阿沛决定，经康区赴往北京。另由“强佐”与秘书长二人为助手，托付有关事宜立即经印度飞往北京。对于以上所述，如果能做出决定，尔后再讨论制订拟在和谈时要提出的条条内容。又通过秘书长和“孜本”口头报告，以上条文内容由噶厦、代理“吉恰堪布”、秘书长与“孜本”以及外事局主办官员共同讨论制订较为妥当云云。我（指达赖）和我的随从已经来到靠近外国的亚东地方，这是众所周知之事。因此，不派出人员向共产党政府说明其原因，不难引起疑惧，应由噶厦、代理“吉恰堪布”、秘书长与“孜本”以及外事局主办官员等讨论后，在报告中应提及：共产党方面曾向昌都总管噶伦阿沛保证说：不让军队越过“日恰”以西，但实际越过了边坝以西，没有执行诺言。因此，我和我的随从暂时来到亚东，如果不再有汉政府军队的威胁，我并不打算越过亚东去其他地方。同时以阿沛及其职员为汉藏和谈代表前往北京。另经印度派出适当的官员，要求在边境不再发出新的事端、撤出军队等。其后按有关方面允许同意派出“扎萨”与秘书长二人。此二人出发后，亚东噶厦接到拉萨噶厦的电报说：“扎萨”和秘书长暂不宜前往，尔后又有报告做了说明。但这时“扎萨”与秘书长已经抵达新德里拜会了共产党的大使，无法挽回。我方汉藏和谈的代表由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出任较合适，亦符合拉萨与各地民众之心愿。只因为噶伦阿沛及其随从官员处境被动，失去了行动自由，便一改商定，向共产党政府大使说明，和谈地点选在北京，如同流水源于雪山，能做出决定，与（在昌都会谈）如同大树与枝叶的差别，不仅无害相反而更为有利，亦不存在贻误时机造成不良后果的因素。特别“扎萨”与秘书长于12月27日从新德里返回噶伦堡及给我（达赖）写的报告和给西藏会议的说明书中提到：共产党政府的袁大使说，这次能见到“扎萨”索康巴与“堪仲”曲培土登二位代表感到非常高兴。毛主席给我（大使）来信说，达赖喇嘛掌管政教权利，应向他表示祝贺。这次在信中提及的有关问题，已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报告过，并下达指示说：对派出汉藏和谈代表，感到高兴。北京正在做准备，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发电报通知驻昌都的官员，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噶伦阿沛，由拉萨派出的“堪穷’’与四品官从昌都赴北京。从西藏经康区路途很远不能及时赶到，中央的意思是经印度、香港之路再派一些代表。去汉区代表的护照由我（大使）负责办理等。信中指明，得知我（达赖）亲自掌政表示高兴。阿沛噶伦之助手，只答应从这里（指亚东噶厦）僧俗官员中选合适的人之外，尚未指派“强佐”与秘书长，还可进一步考虑，为使阿沛及其随从能尽快出发前往北京，已由噶厦通过江达电台发出了电报。为便于研究，此附上电文抄件。为使汉藏会谈内容不泄露出去，不能不制订内定与公开提出两套方案。为政教之安危，拉萨噶厦与亚东噶厦应有一个共同一致的主张，请按原定设想制定方案。

P396－399

杨一真同志系十八军步行进军西藏的老同志，进藏初期先在十八军先遣支队、十八军前指司令部作战指挥科、通信科工作。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在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办公室兼作战处工作。1955年5月，调西藏军区司令部军务处任参谋，主管编制装备，负责征集、整理十八军及其所属部队军战史资料。在此期间，曾先后跟随陈明义副司令员、王亢参谋长、詹化雨副政委、张国华司令员参加过1957年1月、1958年7月、1962年2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重点是研究全军组织、编制问题。

1959年1月，随王亢参谋长参加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研究编写军史和战史问题。1963年，随王亢参谋长参加了总部在兰州召开的高原编制装备会议。1964年10月，跟随陈明义副司令员参加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军学空军、学十六军、学一师的会议。通过这些会议，对组织编制、装备工作和编写军、战史工作均有很大提高。曾临时借调拉萨战役作战指挥所和1962年自卫反击作战西藏军区前指作战处工作。曾参加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为制订平叛改革十三项政策在隆子召开的现场会议。在1962年自卫反击作战军前指作战处工作期间，先任战勤保障组组长，后随赵文进副司令在米林岗开设前指。因其对司令部工作，特别是对组织编制工作比较熟悉，西藏军区在编写军战史、编制序列沿革史，大百科全书编写西藏平叛、1962年自卫反击作战条目时，也多次调其参加。1982年9月1日，下达离休命令后，军区决定让他参加军、战史编写和资料收集工作，虽已不在职，仍愉快、积极工作。在首长领导下，除积极组织人员到西藏军区档案库、自治区档案馆、西藏公安厅、西藏外事处档案室收集有关史料外，还特邀马玉贵等藏文翻译者多人，到原西藏地方政府藏文档案馆，翻译进军西藏初期藏文史料数十份。直到1987年底，才离开西藏军区军史办到西藏军区郑州干休所休息。按此计算，杨一真同志在藏工作长达38年。休息后，仍坚持写回忆文章，并参加了解放西藏史的编写。

和平解放西藏（包括进军及解放西藏至今）已近六十二年零十个多月了，杨一真同志想将他整理的1950年、1951年大事日记汇集出版，供热心研究西藏历史的老首长和同志们参考。他想请当年领导他参加军史办工作的老首长写个序言。我们商量后认为，杨一真同志整理编写的1950年、1951年进军西藏及解放西藏初期两年的大事日记，按规定均已解密。因此，是可以出版的。我们认为杨一真同志整理的1950年、1951年大事记是真实的，也较系统、全面、客观地综述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这段历史的基本情况，不仅可以为西藏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也是部队进行传统教育、发扬老西藏精神的宝贵资料。如能成书，对为西藏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告慰。谨此敬请读者审读，如有不妥，亦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