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所著的《邮差》“爆炸后文学”巨匠、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拉美最负盛名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倾情奉献，《邮差》取材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的真实经历，同名影片荣获1996年奥斯卡金像奖5项提名！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所著的《邮差》讲述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不朽诗句的力量与热情，激荡出一场深刻感人的忘年情谊。马里奥和村里的其他人不同，他不愿走上渔夫生涯，而是选择在美丽黑岛上当一名邮差。这座小岛紧挨大陆边，虽然居民不少，但马里奥邮政服务的对象却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岛上唯一识字的居民，在岛上过着流放生涯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邮差》中在一封封信件的收送往返间，邮差与诗人间的友谊日渐滋长，当马里奥爱上了岛上一位年轻艳丽的酒馆女侍时，他便央求诗人指点他写诗以追求自己的梦中情人。不旋踵间，在生动譬喻、情谊交织的相互唱答中，岛上的空气也随之炙烈、浓郁了起来……

前言

邮差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

译后记

附录：聂鲁达年表

1969年6月，两个既偶然又寻常的原因使得马里奥·赫梅内斯改换了工作。首先，他不喜欢打鱼。干这个活儿，天亮之前就得起床，而几乎每在那个时刻，他都正在做着大胆的爱情美梦，女主角是那样热情奔放，和他在圣安东尼奥系列电影中看到的女郎一模一样。他的这副本事，外加上他一向对感冒“情有独钟”，无论是真病，还是装病，他都有很好的借口隔天留在家中为父亲准备船具，这样他就可以在那温暖厚实的奇洛埃。毛毯里，在甜美的梦呓中觅爱寻欢，直至渔民何塞·赫梅内斯浑身湿透、饥肠辘辘地从远远的大海中归来。马里奥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心情，为他准备了一份丰盛的午餐。新鲜面包，由西红柿、洋葱头，外加芹菜、香菜组成的五颜六色的沙拉。马里奥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用来“演戏”的阿司匹林药片，当父亲斥责讥讽的目光几乎射入他的骨髓中时，他便狼吞虎咽地把药片塞进嘴里。 父亲用谴责的目光瞪着他，足有十分钟之久，至少从未少过五分钟，直至最后用干巴严厉的口气扔出这句话：

“你找份差事干吧。”

“好吧，爸爸。”马里奥回答，用外套的袖子擦擦鼻子。

如果说这算是一个寻常的换工作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因素，那就是他有一辆可心的雷佳诺牌自行车。他骑着这辆自行车，离开渔民们聚居的小海湾，到圣安东尼奥这个不算大的港口城市去兜风，而与他的穷家陋舍相比，他觉得这里也算极其奢华，像巴比伦的宫殿。只要看到印有张着大嘴的性感女郎和露出雪白牙齿嚼着雪茄的彪悍男人的电影广告，他就会心驰神往。两个小时以后才会从影院出来，怏怏不乐地蹬上车，走上熟悉的归途。有时冒雨沿着海岸赶路，引发重感冒。父亲的慷慨大方远没达到能够使他享受富足生活的地步，有时一个星期内有好几天囊中羞涩，马里奥·赫梅内斯只好窜到旧杂志书店，那儿可以抚摸他所钟爱的女演员们的照片。

那是百无聊赖、东游西逛的一天。他在邮局办公室的窗户上发现了一张告示，尽管那是手写的，用的是算术本上撕下的不起眼的一页纸（算术是他小学时，一向成绩平平的一门课程），但告示还是吸引了他。

马里奥·赫梅内斯从不扎领带，可是他在走进邮局办公室之前，像是佩戴着领带似的，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又用小梳子着力梳理了两下头发，极力把这从“披头士”乐队的照片上“继承”来的发型弄得好看一些。

“我是为那张告示来的。”他向办公室的职员坦言，脸上的笑容可以和伯特·兰开斯特’媲美。

“您有自行车吗？”办公室职员不耐烦地问道。

他心里正想着，嘴上就蹦出来了：

“有车。”

“那好。”工作人员擦着眼镜回应他， “正需要一名邮递员到黑岛送邮件。”

“太巧了。”马里奥说道， “我就住在黑岛附近的小海湾上。”

“那很好，可糟糕的是只有一位用户。”

“只有一位用户？”

“对，就一位，小海湾的人都是文盲，他们不识字，连数都不识。”

“那位用户是谁？”

“巴勃罗·聂鲁达。”

马里奥咽下了他感觉足有一升之多的口水。

“那好极了。”

“好极了？他每天要收到好几千克重的邮件。你骑着自行车，后背上驮着个大口袋，就像在双肩上扛着一头大象一样。原来为他送信的那位邮递员，退休时背驼得像骆驼一样。”

“可我才十七岁。”P1-3

那个年代我在一家五等的小报里做文化编辑。头头的文艺观念指导着我所在部门的工作，由于他在“圈子”里认得几个人，为此而感到特别得意。他要求我进入那些不入流的演出公司约见女明星，报道她们的逸闻逸事，让我给那些曾经做过侦探的人写的书做报道介绍，发表有关流动马戏班子的简讯，或者是每周就某个街坊的儿子掀起的某种时尚给予过分的吹捧。

在编辑部潮湿的办公室里，每个夜晚，我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都遭到扼杀。常常是直到黎明时分，我才开始动笔写新的小说，又总是中途撂笔，于是，我对自己的才能和懒惰倍感失望。与我同龄的作家在国内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赢得了国外的大奖：拉美文学之家奖、塞意斯·巴拉尔出版公司举办的图书文学奖、南美文学奖、头版面文学奖等。这一切，于我来说，与其说是羡慕，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它像冷水浴一样浇向我，让我下定决心在某一天也能完成一部小说。

在那段日子里，从时间顺序来看，也就是书中的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未来的读者会发现这本小说开始时雄心勃勃，结束时的气氛非常压抑——头头发现我的懒散作风已经非常危险地发展到使我面带菜色，他决定让我去趟海边组稿子。这使我可以在一周的时间内享受海岸的太阳，带有咸味的海风，吃贝壳、鲜鱼；此外，和一些人物的接触，会对我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意义。那就是打扰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大海边的宁静生活，通过和他的会面，用我们头头的话说，给我们小报的那些读者搞到诗人的“全方位情史”。总而言之，‘按智利人所说的那样，让他以最生动的方式讲出他所甩掉的女人。

住在黑岛的小旅馆中，从赫兹租车公司租来的小车，从头头那里借来的奥里维第牌手提打字机，所有这些都是他说服我把这件不光彩的活儿完成的理由。除了上述的好处，出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我还抱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带着我写到二十八页的手稿，每天下午用来写聂鲁达的情爱生活；晚上，听着大海的波涛声，写我的小说，直至写完。还有呢，我有了某种打算，最后竞到了执著的地步。我对马里奥·赫梅内斯，我书中的英雄很有好感，我设想能通过这件事，让巴勃罗·聂鲁达给我的小说写序言。带着这个伟大的战利品，我将扣开那斯西曼多出版社的大门，根据那样的事实，我那迟迟拿不出的难产一般的小说将得到出版。

为了让这篇序言不是无止无休地写下去，也避免让我那些遥远的读者陷入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读者拿在手中的这本小说，不是我在黑岛时想写的书，也不是我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动笔写作的书，而是我对聂鲁达突击采访的副产品。第二，尽管有些智利作家仍然在品味着这部作品成功的美酒（这是一个编辑对我说过的诸多话语中的一句），我绝对对此一向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另有一些高明的作家用第一人称写作抒情故事，写出小说中的小说，写出抽象语言，扭转时空。而我还在那些克里约作家已经大有斩获的领域里，搬弄那些老掉牙的比喻，不搭调地使用误读了的博尔赫斯的形容词从事写作，特别是一位文学课的教授曾经带着厌恶的口吻断言：一位全知的叙述者。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对于马上从下一页开始就要接受折磨的读者来说，肯定地说，他们更加愿意捧在手上的是有滋有味的巴勃罗·聂鲁达的情史报道，如能那样，我也许早就进入了另一行当而不再默默无闻。这篇报道没有问世，绝对不是由于我的过失，而是诗人的原则所致。诗人带着与我原来低下的初衷所不配领受的友好之情对我说道，他的伟大的爱情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他说道，他既没激情也没兴趣回顾那“苍白的过去”。至于我大胆地要求他为我一本还没问世的书写序一事，他开着玩笑，把我撵到门口说道：“等您写那本书时，我非常高兴为它作序。”

带着写本书的愿望，我在黑岛停留了很长时间。每个夜晚。每个下午，每个清晨，懒散的作风都会向我袭击而来。我放纵自己，面对空空如也的白纸，我决定到诗人住处转悠，顺便结识那在这所住宅附近转悠的其他人，就这样，我认识了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

我知道，不止一位耐不住性子的读者都会发问，一个像我这样懒散得无可救药的人，怎么会完成这本书呢？即使它不算长。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是，我用了十四年写完它。想想看，在这段时间里，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酒吧长谈》《胡莉娅姨妈与作家》《潘达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和《世界末日之战》，坦白地说。我真不为我所创造的纪录感到自豪。

再补充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由于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到圣地亚哥的法院办事，我陪她吃过几次午饭，她让我给她讲述马里奥的事情，她说她“不在乎我用多少时间，也不在乎有多少虚构成分”，于是，以她讲的话作为托辞，我两个错误都犯了。

那是在1997年，我的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并很有成就的同行刚从拉美归来，递给我一本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小说，书名译成中文是《火热的耐心》。她对我说，把它译成中文，这个作家和这本小说在拉关、北美和欧洲火着呢，她说她已经拜访过作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作家。

在此之前，我所在的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文学研究会曾和云南出版社合作，确定了在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中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出版拉美文学系列丛书。文学会的很多同志是这套系列丛书的编委，他们慧眼识珠，在那个选题计划中就把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囊括其中。当时确定翻译的作品是作者的中篇小说《叛乱》。我记得拿到这本书后曾匆匆浏览，当时的感觉是没有特别吸引中国读者的引人入胜的情节，于是我和当时在我校任教的秘鲁专家胡安·莫里略说了这事，作为拉美文学的资深研究学者同时也是作家的胡安先生对作品和作家本人做出了高度评价，他不但支持介绍这位作家，还为这本译著欣然作序，对我们后来投入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从这件事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作品是在那个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的，虽然印数不多，印刷质量和用纸都远比不上现在，但每每回顾起这个经历，我还是认为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拿到《邮差》原著后，我全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者的两部书的主题虽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但风格、手法却有很多共通之处，我对此是边译边有所感悟。作品于1998年在《当代外国文学》杂志发表。编辑陈凯先老师做了很好的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1999年3月得到教育部国家基金委的资助，我奔赴地理位置距我国最遥远的国度——智利，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拉丁美洲文学。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大学旁听文学课，参加智利文化界的一些诸如文学讲座、作品首发式的活动，我还有幸目睹了后来成为智利总统的拉戈斯的风采（在智利诗人一部作品的首发式上，他作为先睹为快的阅读者，发表读后感言）。此外，不虚此行的另一个原因是，有机会见到我所敬仰的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经和他电话相约后，他热情地邀我——作为他两部作品的译者——去他家做客。

斯卡尔梅达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富人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区叫拉斯·贡得斯。整个街区的房子都是低矮的一到两层的平房或小楼房。作家的住房是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房，外表朴实无华，栅栏门前是一片宽阔的草地，街区周围非常安静，按他提供的地址和号码，我找来找去竟然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几条流浪狗走来走去。当我敲开斯卡尔梅达的院门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作者笔下的人物叩响诗人聂鲁达大门时的情景。跑出来迎接我的是作家年轻貌美的德籍妻子诺拉。我和作家一见如故，这是因为正如他的作品表现的风格那样，他是活泼的，健谈的，特别是极其幽默的。我拿出《叛乱》的中译本和《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也就是发表《邮差》的这一期送给作者本人，他说，他除了熟悉封面上他的头像以外，中文字他一个不识。他领我参观了他的图书馆，那是一个面积不大但藏书不少的书的世界，当他从书架上取下《邮差》一书几种文字的译本时，特别是制作精致的日文译本时，我看着自己的杂志和另一本纸张略显粗糙的中译本，很有“自惭形秽”的感觉。作家夫妇和他们当时只有九岁的儿子陪我在他家游泳池旁的院落中共进午餐，席间，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从未到过中国，看得出他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他说他会来中国。辞别时，他除了把《邮差》原著送我以外，还送我不少他发表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他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的集子，早已在市场上绝迹，是弥足珍贵的。就是有了它，我回国后才有可能翻译发表和评论他早期发表的短篇故事。在他送我的《邮差》原著的扉页上，他写道：“送给李，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你翻译了这本书。”

我在智利只停留了短短的半年时间，行前我不想再次打扰作家，只计划打个电话告别，然而作家热情地约我在行前的一个晚上参加他们夫妇在文化界一个朋友家举办的聚会。按照智利人的生活习惯，聚会开始得很晚，晚饭九点后才刚刚开始，菜品丰富，量也很大，让我十分惊叹的不止是智利人的好客和健谈，还有他们边聊边进食的好胃口，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让我这个中国人自叹不如。东道主是作家的一位女友，也是一份文化杂志的著名编辑。他们谈文学，谈政治，我通过谈话听得出他们都是拥护左派总统候选人拉戈斯的文化名人。聚会很晚才结束，告别时，斯卡尔梅达的夫人诺拉将一套精美的智利特产天青石制作的首饰送给我，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将已在西班牙发行，并将在我离开后一周举办的智利首发式上发表的长篇小说提前送了我，那就是《诗人的婚礼》。作家夫妇非常礼貌地开着车一直把我送到我所借住的街区，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丝毫没有感觉已是新一天的黎明时分。

我离开智利后不久，传来了拉戈斯当选为智利新总统的消息，我从个人感情上为智利人民再次选择了左派人物执政而感到欣慰。我还知道，拉戈斯上任后，派斯卡尔梅达赴德国担任智利驻德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会多么开心，因为于公于私，那都是一份好差事啊。

李红琴

爱很短，遗忘很长。生活中只有两样是不可缺少的：诗歌、爱情。

——聂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