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马识途也认识汪曾祺，说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还记得他那时“睡懒觉，泡茶馆，打桥牌，抽烟喝酒，读书论文，吟诗作词，名士风流”。（见《想念汪曾祺》，载《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何兆武与汪曾祺曾住在一个宿舍里，彼此很熟，他说：“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后跟，讲笑话，抽烟，一副疏狂作派，这人是汪曾祺。”（刘文嘉《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载2009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他在《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中提到了汪曾祺喝酒，他说汪曾祺“修长发，好喝酒，衣衫褴褛，颓废不羁。因翘课过多受朱自清微词。汪曾祺有一次喝得烂醉，走不了路，坐在路边，被演讲回家的沈从文先生捡到，让两个同学扶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才醒了过来”。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还有几位酒友。汪曾祺回忆说：“常一起喝酒的还有朱南铣、王逊、徐孝通。朱南铣是学哲学的，和朱德熙是中学同学，外文、古文都很好、很渊博，手头又有钱（他家在上海开钱庄），有点‘小开’脾气，他们几个人常在一起喝酒。”汪曾祺在《未尽才——故人偶记》（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中回忆了与朱南铣一起喝酒的往事：“昆明的小酒铺都是窄长的小桌子，盛酒的是莲蓬大的绿陶小碗，一碗一两。朱南铣进门，就叫‘摆满’，排得一桌酒碗。”有一次，朱南铣“请我们几个人到老正兴吃螃蟹喝绍兴酒。那天他和我都喝得大醉，回不了家，德熙等人把我们两人送到附近一家小旅馆睡了一夜”。至于与王逊、徐孝通共酌的情况，汪先生没有写过，也未见其他文章刊载．只好付诸阙如了。
“昆明有石榴酒，乃以石榴米于白酒中泡成，酒色透明，略带浅红，稍有甜味，仍极香烈。”（《昆明的果品》，刊《汪曾祺全集》第三卷）
“昆明的白斩鸡也极好。玉溪街卖馄饨的摊子的铜锅上搁一个细铁条篦子，上面都放两三只肥白的熟鸡。随要，即可切一小盘。昆明人管白斩鸡叫‘凉鸡’。我们常常去吃，喝一点酒，因为是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吃的，有—个同学为这种做法起了—个名目，叫‘坐失（食）良（凉）机（鸡）’。”（《昆明菜》，刊《汪曾祺全集》第四卷）
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汪先生牙疼得厉害，尽管他并不在意，甚至“泰然置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照样活动，腮帮子肿得老高，还能谈笑风生，语惊一座。但老是疼，终是祸胎，汪先生终于决心拔掉它。汪先生在《旧病杂忆·牙疼》（载《汪曾祺全集》第五卷）一文中追叙说：“昆明有一个修女，又是牙医，据说治牙很好，又收费甚低，我于是攒借了一点钱，想去找这位修女。她在一个小教堂的侧门之内‘悬壶’。不想到了那里，侧门紧闭，门上贴了一个字条：修女因事离开昆明，休诊半个月。我当时这个高兴呀！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去，兴尽而归，何必见戴！我拿了这笔钱，到了小西门马家牛肉馆，要了一盘冷拼，四两酒，美美地吃了一顿。”
P17-18
汪曾祺的光芒来自于他无人替代的独特价值。
汪曾祺的价值首先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汪曾祺的另一个价值在于他的作品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言文学的美感。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千
现当代作家中，被称为“酒仙”的不少，有关他们善饮贪杯的故事也很多，每读到描写他们潇洒放达、倜傥风流的文章，不禁为之神往，为之开怀，为之陶醉。我想，倘若有人为“酒仙”们的“酒事”“酒史”梳理立传，那将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惜至今我还尚未看到过一本这样的书。
在这些酒仙中，像汪曾祺那样的知名度，大概算是饮者之最了；许多的回忆文章中，人们把汪老与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概也是文坛中独一无二的了。这些文章，出自汪老的子女和亲戚，也有的出自汪老的同学、同事、老朋友、忘年交，还有的出自仅仅与汪老有过一面之缘的编辑、记者、业余作者……虽然作者不同、角度不同、感受不同，但有一个是绝对相同的——他们都写了一个真实“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
汪先生在《文游台》一文中，曾引用了《说郛》（明·陶宗仪）卷八十二里的一则关于秦少游的资料：
“秦观南迁，行次郴州遇雨。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盘跚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士，学士！他们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来陪奉他们！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其人怒犹未已，曰：‘可知是没奈何！’少游后见邓博文言之，大笑。且谓邓曰：‘到京见诸公，不可不举似以发大笑也。’”
汪公云：“我以为这是秦少游传记资料中写得最生动的一则，而且是可靠的。这样如闻其声的口语化的对白是伪造不来的。……老仆、少游，都跃然纸上。我很希望中国的传记文学、历史题材的小说戏曲都能写成这样。”（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
本书所引载诸家之述作，我以为是可靠的，不少也算得上是生动的，汪老的形象“跃然纸上”。其中，有的文章，不仅好看、耐读，而且还值得回味、引人遐思。
一次酒后，汪先生云，他写的就是要和别人的不一样。如拙编这种方式写人的，似乎还未见过。这也算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吧。我以为，这种方式可以使人有真实感、亲切感和阅读的愉悦感，未尝不可一试呢？当然，即使和别人的不一样，那也不能算是什么创新，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目为“闲书”可也。茶余谈资，酒后消遣，睡前看两页，闷了翻几张，足矣！如果诸君有兴趣、有耐心看到底的话，那就谢谢您啦！
金实秋
2016年12月
汪曾祺是高邮人。他是文坛的骄傲，也是高邮人的骄傲。作为他的同乡、晚辈，并曾与他有过交往的我，一直在分享着这份骄傲——这份他给我，给我们带来的骄傲。一提起他老先生，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他笑眯眯、乐呵呵的样子，一副可亲、可爱、可敬的里下河老头儿的形象。我经常想起他，并经常寻思着：我能为弘扬传承汪曾祺的仁风文脉做些什么、再做些什么呢？
汪老去世后，人们写了很多怀念、评论他的文章和书。十多年来，我也写过一点文章，编过二三本小册子。在看、写和编的过程中，我觉得写得最生动的是汪先生子女的《我们的老头儿汪曾祺》，最难忘的是其中汪明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当然，这只是我的偏爱，也不涉及那些对学术性、评论性著述的评介。在《我们的老头儿汪曾祺》的启发下，我有了编写本书的打算。于是，在这两年里，我查阅了大量书籍、报刊和网载资讯。同时采访了汪老子女、亲友，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至于在撰写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文章，更增添了动力、坚定了信心。
作家、资深编辑张昌华曾几次写过台静农的文章，每篇文章几乎都会说到台静农喝酒的事。那些有趣的事，通过传神的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过一篇长文，题目就叫《诗酒台静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位学者朋友对我说：‘倘写台先生，除写他的风骨之外，还要写他的穷，他的幽默，他的不拘小节，绝不能不写酒。’”（见张昌华《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应当说，这位学者还是别有见地的，所谓写台静农喝酒，其实，也是写台静农的人也；而“这个人”，因为有了酒，也显得更见率真，更有人情味，文章也就更富有感染力了。
丁帆先生在与日本学者藤井饮酒中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说：“人性是文学的灵魂，在人际的交往中，人性的融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而我们和藤井先生的人性交流是在小小的居酒屋里，是在畅所欲言的酒桌上，是在觥筹交错的身影中。”“也许，藤井先生在有的人眼中和心里是伟大的，但我却从他的饮酒行状中看出了他的可爱，这就够了，因为他不是那种鲁迅先生批评魏晋文人‘无端的空谈和饮酒’，他是用心去饮酒和治学的。”（丁帆《藤井先生》，载2016年8月24曰《文学报》）
李辉曾云汪曾祺“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自然天成汪曾祺》，载2012年4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刘心武则认为：“若有人研究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汪老绝对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例子。”（见《刘心武说寻美感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作家崔普权在《也馋》一书中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在采访中，当汪老得知崔也有贪杯小癖时，便请他一道饮酒。汪老说：“那样你会看到我的骨子里，文章才会写得真些。”（见《也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曾有人云，鲁迅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以酒论事”；王春瑜所著之《明朝酒文化》是“滴洒观世界”。若云《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洒事广记》乃“借酒写人”，愚以为亦未尝不可也。于是，搜罗诸家涉汪公酒事者录之，汪公相关酒事诗文引之，汪公之亲友访之，终成此一卷。凡所抄录，长论也罢，短语也罢，文字皆一一标明出处，但云细说，决不戏说；虽日闲侃，杜绝乱侃；力求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可爱的、“立体的”“酒仙”形象，尽管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几个剪影、若干组图而已。
让我们随着汪先生的背影，追踪老头儿的酒痕，再次重温他给我们带来的温馨和美好，善待往昔之缘、当下之缘，珍惜生活之美、生命之美吧！
金实秋
汪曾祺被誉为酒仙，他对酒的痴恋在文坛是出了名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精)》的作者金实秋自述和引用了大量关于汪曾祺吃酒的迭闻趣事，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汪曾祺。本书分为十四章内容，给汪迷和汪老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金实秋著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精)》中的文章，出自汪老的子女和亲戚，也有的出自汪老的同学、同事、老朋友、忘年交，还有的出自仅仅与汪老有过一面之缘的编辑、记者、业余作者……虽然作者不同、角度不同、感受不同，但有一个是绝对相同的——他们都写了一个真实“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