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录》曾获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长篇小说奖。

书中，作者柳溪站在历史高度上，不仅再现了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揭示了日、蒋、伪在战争期间的鲜为人知的交易和内幕，而且，在小说的深刻历史内涵上，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在真实感、历史感和现实感上，都有明显的突破。小说气势恢宏，结构严密，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堪称当代“抗战文学”中的精品力作。

柳溪编著的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的全貌，既有描写红格尔图、百灵庙浴血奋战的场面，又有敌伪营垒里血淋淋的“通州兵变”；既有描写北京、天津、保定、上海我“地工”出生入死、深入虎穴的巧妙斗争，又有日本人内部上层高级将领——“南进派”和“北进派”，“海军派”和“陆军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自序

上卷

 第1章 寻觅

 第2章 景山公馆

 第3章 红格尔图大捷

 第4章 百灵庙之战

 第5章 盟誓

 第6章 津门夜话

 第7章 卢沟晓月

 第8章 红与蓝

 第9章 虎穴

 第10章 步步紧逼

 第11章 通州兵变

 第12章 燕山行

 第13章 重返沽上

 第14章 特别任务

 第15章 魍魉

 第16章 逆流

下卷

 第17章 秘密会谈

 第18章 被捕

 第19章 邂逅

 第20章 噩耗

 第21章 劫持

 第22章 冰天雪地

 第23章 迫婚

 第24章 翠谷红花

 第25章 白山黑水

 第26章 重逢

 第27章 平原之夜

 第28章 针锋相对

 第29章 欺瞒

 第30章 成衣局

 第31章 囹圄

 第32章 死讯

 第33章 复活

 第34章 胜利之夜

黎明时，实行宵禁的岗兵，荷着实弹长枪正在撤岗；重要街道的十字路口，都堆着沙袋的街垒架着铁丝蒺藜的鹿寨。上早班的工人和市民，小心翼翼地走过这里，听着渐渐稀疏下来的枪声，心里不约而同地罩上一个可怕的阴影：“他妈的，小日本儿又要进关打仗了！”

就在这时，坐落在西城灵境胡同的一处宅院里，响起一阵闹表的铃声，把宿在南屋的方红薇叫醒了。这个在五年前被爱斯理堂会督、美国美以美会的传教士理查德·麦克俾斯从他的教区遵化县饮马河畔偷来的女孩儿方红薇，如今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昨晚她刚从“南下宣传团”的目的地保定回来，没敢回理查德的景山公馆，就借宿在她的同学王淑敏这个家里。她悄悄起床，用冷水洗把脸，拉开门栓，走出门去，她是怀着一腔的热情和渴望，想去会见她梦寐中的情人李大波。她走的很急，丝毫也没注意到后边跟着一个盯梢的人，更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淑敏的继母汪家桐。这个生长在东北黑龙江翠峦一家小地主的大妞儿，昨天夜里猫到王淑敏的窗根底下，听了这两位少女的私情话，得知今早红薇要去看望她多少年一直在追踪的那个共产党员李大波，她高兴得一夜也没有睡好，她决定跟着方红薇，探实这个她追踪了好几年的“共党分子”现今隐藏的下处，以便下手擒拿这条在1931年9月18日夜发生“柳条湖”事件后的第8天便逃进关内的“漏网之鱼”。当红薇匆匆走进阜成门大街宫门口头条那间“德成”家庭公寓后，汪家桐便急不可耐地甩起大脚板，一口气朝离这儿不远的白塔寺兵马司胡同跑去。她是到汤玉麟的北平别墅找她表哥曹刚去逮人。

红薇含着少女的娇羞，走进账房，这是她第二次到这里来了，上一次她来看李大波的时候，就听见那肥胖的女店主，在她身后说些不堪入耳的村话，这一次她很怕再招惹这个女店家说出更难听的亵渎她纯洁心灵的话来。果然，不出她所料，女店主穿着大棉坎肩，手里托着白铜的水烟袋，上下打量了红薇一遍，用奚落的口吻说：

“嗬，天还不大亮，就堵热被窝儿来啦？哼，八成你还不知道吧，王先生他不在了！”

红薇以为女店主故意开玩笑，便急切地问：

“怎么会不在了？！”

女店主拉长脸，瞪着大眼珠子说：

“我说你这位小姐！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愣是不知道？王先生前几天就让一群大兵给逮走了，如今，还不知关在哪个监狱里啃窝头哩，嘿嘿！”

听了这话，红薇的头顶好像打了一个霹雳，一阵晕眩几乎摔倒。她想打听一下详情，女店主摆着手轰她：“你快走吧，别在这儿招是惹非的啦！”她只好走出公寓。刚拐进一条胡同，就听见一阵警车喇叭的怪叫声，一辆铁闷子车戛然停在店门前，从车里跳下三四个身穿黑色警服的人来。  “啊？！是他！”红薇躲在墙角里，看见最先跳下来，穿着一身黑呢大衣的曹刚，她惊愕了，“哎呀，我上了女店主的当，现在才是来逮人哩！”她真想扑上去，去救也许还在睡梦中的李大波。她的心峨怦怦狂跳，她正要冲过去，只见那群警探架着一个蒙了面的人出来，红薇看出那人不是李大波，而是太阳穴上贴着橡皮膏的男掌柜，她惊讶地睁着大眼站下了。

女店主发疯似的追出来，抢夺着她的男人。曹刚伸出高勒皮靴，把她踹了一个跟斗，她爬起来，抓挠着双手，骂着：

“你们这群遭天杀的、挨千刀的！凭什么抓我男人？他又不是共党分子，快还我的人，啊呀，啊呀……”

曹刚把男店主扔上汽车，捋着袖子骂着：“妈拉巴子，鳖犊子，你这是窝匪，人跑了，要去顶帐！”

这辆北平市警察局侦缉队的囚车，颠颠簸簸地冲出胡同口，一路怪叫着，朝西四牌楼那边驶去了。

红薇跌跌撞撞地在大街上走着，一股巨大的悲哀和困惑，使她失魂落魄。她不知道此刻她该到哪儿去！回景山公馆吗？不！理查德一定会把她叫到他的工作问，叫她坦诚地忏悔，说出她的去向；这一次她偷着南下，真是冤家路窄，偏巧在固安县辛立庄被军警围困的时候，碰见了前来诱劝学生解散的乔治，他一定会把她当众辱骂他的行为告诉理查德。

她在街上踯躅了很久，还是打定主意先回王淑敏家，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看她有什么方法打听李大波的下落和营救他。她心焦如焚地加快了脚步，赶回灵境胡同。

吴妈给她开了大门，她问吴妈王淑敏是否去了学校，吴妈告诉她，“早走了。”她急得直在过道里捶拳跺脚。

刚从“德成’’公寓回来的汪家桐，听见叫门跟吴妈搭话的人是红薇，她忙不迭地一步就从屋里窜到走廊上。这次她给曹刚送信，让她表哥去逮李大波扑了空，正心里纳着闷儿。她想弄明白这其中到底出了什么差头儿，所以她不想丢掉好容易才笼络住的这个小鸟囵子。于是她赶紧站到檐前的石阶上招着手喊道：

“吴妈，请方小姐快进来！喂，红薇，外边怪冷的，快进来暖和暖和。淑敏不在家，你就不进来啦？”

红薇勉强压抑着心头的焦急，脸上露出一点笑容，解释着：“伯母，我不进去了，我想马上到学校去找她。”

“哦，看得出来，你心里有着急的事儿，唉，什么事情把你急得像火上房似的呀，……进来，我问你几句话。”

红薇无可奈何地走进院子，汪家桐满脸堆笑，热情地挽着红薇的胳臂，把她拉进客厅里来，按到沙发椅上，“坐吧，看把你的手冻得冰凉，”她转过脸对正在用抹布擦拭桌椅的女佣人说，“吴妈，去给方小姐沏一杯热咖啡来，让她暖暖肚儿。”她把吴妈支使走，便凑近红薇小声地说：“我还以为你跟淑敏一块上学校了呢，这么早，你上哪儿去了？”

“我去散步了。”红薇低下头，不得已地说了谎话。

“噢！”汪家桐突然笑起来，“哈，你真是好兴致呀，”她笑得往后扬了扬脖子，然后用发现别人秘密的那种狡黠的目光盯着红薇的眼睛，又紧着问道：“我跟你一样，也散步去了，我看见你急急惶惶地往阜成门白塔寺那边走，对吧？”

红薇心跳着，不由得睁大了有点惊恐的眼睛，呆了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是的，我是往那边溜达去了。”

“说是散步嘛，还走得那么快，我看见你简直是连跑带颠的。”

红薇暗吃了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只得敷衍着说：

“伯母，我自小在老家爬山，走山路惯了，说是散步，可也不像咱城里人似的，一走起来，由不得就像竞走似的了。”

P2－5

1

1994年7月21日黄昏，这部长达80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终于最后完成了。我今年已70高龄，像这样的长卷，恐怕是最后一部了。这部书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运，跟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苦难，它终于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40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的时候，我便怀着抗日爱国的热情，在沦陷区的北平，参加了党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时为了减轻革命根据地的负担，自己维持生活，同时也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便于掩护，我就在敌伪一家刊物谋得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从此便和编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文学，15岁上初中二年级时，便开始写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小组被国民党的特务用“打红旗”的手段，即冒充进步青年混入我外围组织，使我们暴露了目标，幸好我们发现得早，我和哥哥杨溢连夜撤回解放区，幸免于被捕。这以后，根据革命的需要，我当过编辑、军区司令部的秘书、中学教员、文工团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队员。当时康克清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区委员，她常给我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英勇斗争故事。后来，为了更好地深人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动要求留在基层，当了区里的教育助理员。三年的基层生活锻炼，是我日后成为作家的基础。1948年，我到解放区后的第一篇小说《挑对象》，就是我伏在老乡家的窗台上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后，我进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联，并且在这里组办了《河北文艺》，由编辑、组长到副部长，培养和结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后很有成就的文学青年。50年代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勤奋与旺盛的时期，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得到当时主编茅盾先生的鼓励和沙汀、秦兆阳等文学前辈的帮助。正当我孜孜不倦向文学高峰攀登之际，只因写了一篇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和两篇杂文《要有这样一条法律》《摇身一变》而被当时那阵极左的反右风暴，坠人了政治深渊。从此，我由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敌人”“革命对象”。丈夫和我离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牵连，我的一儿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带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东离西散。我变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被轮番下放到工厂、农村、农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老实说，这些残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毁我生存的坚强意志。我当时就深信，这种失误终将得到纠正，正像雷阵雨之后必然是晴天一样。信心使我增强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开除党籍的会议后，我面对着拆散家庭后的冷落空屋，认真地思考着我今后要怎样生活。我决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我今生今世还要继续写小说。我下决心割舍我所热爱的短篇小说的写作，确定了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在等待上级批示和下放期间，我偷着起早贪黑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节假日，同志们都回家团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农村和农场空寂的屋里埋头写那部小说。不幸的是，1960年我的写作被机关中一位女同志侦知，马上汇报给支部。他们认为我“不好好认真改造，偷着写小说，幻想东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处分，降级，送农场“监督劳动”。“文革”时这部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差点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邻居黄文声同志帮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里藏匿起来的话。“文革”后期，我结束了干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战备疏散”到农村安家落户。一辆“东风”小三马，拉着那点可怜的家当，三筐煤球和那部经过伪装的小说原稿，一同来到农村。我在独流咸河边一住就是八年——一个整个抗日战争的历程。1976年10月的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也结束了我21年的劳改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复名誉、职务、党籍，重新恢复了我的写作权利，我重新拿起笔，日夜奋战，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来夺回无谓牺牲的时光。这时我光明正大地打开那部尘封的原稿，进行修改创作。1983年整理出版了一部67万字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卷），它描写的时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到1936年的学生大军南下宣传团的故事。我这次写的《战争启示录》，是《功与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统一的，但有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看《功与罪》也完全可以读这部长卷小说。它所写的时代是从1936年的绥远红格尔图的抗击战开始，经历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写的全部内容就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

4

1983年《功与罪》出版时，我曾请左联老作家骆宾基老师审阅并作序。因为从1953年我和他在电影剧本创作所一同当编剧，有着很好的友谊关系，如果不是1955年来了个反胡风运动，我差点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审阅稿件后，对我夸奖了一句：“你很注意结构，你的结构很有功力。今后也应保持这种特点。”可惜，前不久老先生因脑栓塞病逝世，我这部《战争启示录》小说，他再也看不到了，我为失去这位文学导师而悲痛不已，因此序言也只好由我自己写了。

我不是理论家，我本想把我要向读者说的话，提高到理论上来发挥，可惜我的水平办不到。只好请看我的书加以评判吧。我不能肯定我的艰辛尝试是否成功。

明年——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我愿意向广大读者献上这部书，书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原型，有些早已长眠地下，但当我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愿通过我的笔，把他们的心魂和理想留下来，以示对他们在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中所做出的无私奉献，表示永久的纪念。

此书出版时，正值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我的书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我国妇女在那场战争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借此机会，我愿将此书献给我们妇女自己的大会，做为一件可资纪念的礼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责编吴光华同志，是他在溽暑之际，冒着酷热审阅我那么冗长的稿件，并给我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借此机会表示我的谢忱。

1994年7月26日津门酷暑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