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华、陈卓主编的这本《民国风度(2)》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人物》精选，一共记录了33位各个领域的学者、名家、大师，个个都是令人敬佩的大先生。共和国风风雨雨之中，他们经历过相同或不同的政治时期，各有不为人知的人生际遇。有人去世整整20年之后才得到应有的悼念；有人孤独地对抗着整个教育体制直至死亡突降；知名历史学家晚年寄身养老院度日凄寒；堂堂院士总是光脚布鞋出现在严肃大讲堂上……

翻开由从玉华、陈卓主编的《民国风度(2)》一书：

这里有一些人，出淤泥而不染，处俗世而不乱，他们从未逃避；

这里有一些人，纵然讪谤缠身，兀自孤身前往，愤怒中有着大欢喜；

这里有一些人，一生恪守专业精神，以做好自己实现了对社会的承担；

这里有一些人，一生饱尝沧桑离乱，也曾厌弃悲观，待一切尽失，反倒从此坚强，守住自己；

这里有一些人，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一生以国为家，舍小我以成大义；

……

序言 寻找33位平凡而高贵的灵魂

第一篇 沧桑历尽的坚韧从容

 杨 绛：旧时代的新人 新时代的旧人

 徐雪寒：甘愿跑龙套的老派共产党员

 李 佩：坚强源自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

 谢家麟：“白手起家”的科学大师

 李平沤：留在第661页的遗憾

 保育钧：“大炮”响了四十年

第二篇 纤尘不染的纯净人生

 叶嘉莹：一生都与诗词“恋爱”的美丽女人

 来新夏：91岁始挂笔

 杨敬年：百岁“00后”

 李小文：踢开学术浮华的“布鞋院士”

 葛存壮：爱演大反派的老戏痴

 谷超豪：吾以诗心待数学

 赵慕鹤：102岁的青春模范

第三篇 舍我其谁的铮铮风骨

 鲁 迅：好看又好玩的大先生

 许良英：像爱因斯坦那样，永不沉默

 梁漱溟：不得不怀念时，才想起了他

 刘起釪：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

 马小平：孤独的人文教育者

 孙 翔：21年后才得到了悼念

 刘兴诗：用科幻干预现实

第四篇 极简致美的专业操守

 于是之：茶馆还在，他却永远离开了

 侯仁之：把102年的人生绘在地图上

 潘际銮：不愿被异化的老派院士

 罗哲文：一生奔波在保护“古建”的征途上

 胡佩兰：固守医道的老式大夫

 杜道生：活在孔子时代的现代老叟

 叶笃正：擅长绝路逢生的“老气象”

第五篇 深入骨髓的家国情怀

 胡适之：一座墓碑，无尽甘苦

 梁思礼：饮冰室飘出传奇乐章

 陈祖德：围棋大师的后落子

 罗国杰：他用一生“正人心”

 杜润生：绕着绕着就破了局

 郑献徵：他修的堰渠成了传奇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家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这个家的客人。

这样的沙发也不是随便能坐到的。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边儿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特生气，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在10多年时间里，开设了600多场“中关村大讲坛”，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人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

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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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33位平凡而高贵的灵魂

从玉华

这几年，像很多人一样，我也得了典型的“上帝死了”的精神“空心病”。我不停地“买买买”，蜈蚣手一般，剁也剁不掉；长跑正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宗教，可跑道上我找不到自己的灵魂。

我焦虑这个时代变得太快。纸媒脚下的土松动、坍塌。自媒体、写稿的机器人、沉浸式VR报道、大数据、直播，把报业逼进了“PM2。5值最高的雾霾”里，大家都在样子笨拙地转型。

这种不可言说的苦闷、对浮躁社会的绝望，几乎成了“中国式”精神贵族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极了那个卷在粪球里的屎壳郎，透过粪球的小孔看世界。

我想寻找更多的东西。

2011年的那个冬天，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故去6年的老人——徐雪寒。

徐雪寒是谁？99％的中国人不知道。在一个纪念会上，吴敬琏扬着白眉毛，没有稿件，讲了很多徐雪寒的故事，弄得有人退场抹泪。

我着了魔般，下定决心要寻找这个一生入狱26年、与顾准相提并论、“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的大门”的人。

他女儿一口回绝了我。她说，对记者没有“信心”，再说她父亲非常低调，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角儿”，大家忘就忘了他吧。

最后我写了职业生涯里最长的采访提纲，说服了她。在一间黑乎乎的茶馆，她很克制地讲了很多往事，好几次，她眼泪在眼眶里打滚，却忍着没掉下来。

后来，采访跟随了徐老10年的司机，他跟我学徐老最后几年，围着围嘴吃饭，掉了米粒，还颤巍巍地捡起来吃的样子。还有徐老看不惯腐败问题，气得用拐杖直戳地的样子。

好几个冬天的早上，我都在这段寻找的路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鲁志强的办公室出来时，我的“船舱”已经装满了“大鱼”，我像个富足的船长。他的语言像诗歌一样美，他不愿用雪花形容徐雪寒，“雪花太脆弱！”他感慨，“徐老，不是‘雪’寒，是‘命’寒！徐雪寒自己就是人生。”

从鲁志强办公室出来，我很激动地在寒风里给编辑打电话，编辑说：“你可以动笔了。”我说：“不，我还要继续寻找！”

有时看到路边晒太阳的老人，我在想，徐雪寒比他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我又去了好几趟社科院经济所，听老人讲徐雪寒。

一个多月来，我似乎找到了徐雪寒，似乎又还没找到。但不可否认，我很“享受”这种寻找的感觉，如果没有截稿日，我相信还会寻找下去。找到最后，我都不确定我是在找一个人，还是在寻找被这个时代“弄丢”的某种东西。  如今，只要下雪了，我就会想起徐雪寒。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更是个形容词，比如努力“活得比徐雪寒还徐雪寒”。

2015年，我又踏上了一段寻找的路，寻找“比院士还院士”的99岁的李佩。

那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她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人生湍流，中年丧夫，老年丧女，却从不慌张，“从没有私人的事”。

记得第一次和华罗庚的儿子华光先生一起去拜访李佩，我向老人提了一个问题：“您孤独吗？您有什么力量能扛下这么多事儿？”

两个小时采访出来后，华光很生气，认为我这个问题冒犯了老人。

我不想把李佩写成“像土星一般拖着漂亮光环”的典型人物。我只想知道一个普通女人怎样能扛着那么多事，我内心的空洞，为什么她没有；这个“时代病”，为什么她没有。

李佩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她也没有“崇高的理想”，“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一个连死亡都不惧怕的老人还惧怕一个小记者问她“孤不孤独”？

“孤独病”这样的社会大问题，一两句就被她化解了。

寻找徐雪寒、李佩成了我抵抗“空心化”时代病的良药。

杨绛走的那天，我的同事黄防苊用“旧时代的新人，新时代的旧人”的角度，写出了她理解的杨绛，与微信里分分钟10万＋《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文风，大相径庭。此前，她买来《杨绛全集》，细读里面的每一个字。我猜想，也许杨绛能让住在三里屯繁华之地的她安静下来。

我还记得同事踩着大雪去探望“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许良英；给“布鞋院士”李小文写万言书信，说服他接受采访；到清华大学寻找骑着自行车的潘际銮……也许，大家都在寻找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今年，我们把33位大先生的采访文字辑录成书。他们经历过大风大浪、人生旋涡、风云际会却依然“真着”“疯着”“傻着”“不慌不忙着”“要眇宜修着”……

这本《民国风度2》收录的33位大先生，多数要晚于《民国风度》里的人物，但他们的风骨一脉相承。他们有的今天还健在，多数已经故去。有的采访时音容笑貌尚在眼前，此书付梓时却驾鹤仙去。

感谢青豆书坊让这33段寻找之旅，汇成终点，呈给读者。希望更多拥有“自由灵魂”的当代人能感应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