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怀彦所著的这本《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紧抓核心,揭示精神,条分缕析,洞见深刻。在思想论述部分,作者将王阳明的学说分为三大核心部分,围绕“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核心理念展开论析,深刻揭示了阳明良知心学内在结构的相互关联,指出:“如果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说,‘心即理’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无’的阶段;‘知行合一’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有’的阶段;‘致良知’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成’的阶段。‘致良知’是在行动中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主体精神,身体力行,实现良知。”这是颇得阳明良知心学的真精神的。
王阳明,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巨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
王阳明思想的精髓何在?他的学说为什么会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他的“良知之道”对当下中国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答案,就在余怀彦所著的这本《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中。
这是一部记事客观公正、思想敏锐深刻的力作。作为研究王阳明的权威专家,作者提炼“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阳明学精粹,阐析其现实价值,并从阳明学与近代启蒙思潮、阳明学在东西方的影响等入手,以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张扬了“良知之道”这一中国精神,发人深省。
(一)年少的狂放
王阳明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他的父亲王华中状元之前,虽然祖辈都饱读诗书,德业夙成,但没有什么人做过官,也没有什么人经过商,多以教书和做幕僚为生,无固定收入,生活并不富裕,虽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却也亦道亦佛,相得甚欢。最风光的,是王阳明的五世祖王纲,七十岁时被朝廷任用为广东省参议,受命监督运粮,旋即被海寇杀害,在广东增城县遇难处,朝廷为他立了一个小庙;其次,是他祖母崇道信佛,这个孝意浓浓的家庭自然都跟着“老佛爷”转。经常有道士或高僧到王家来做客,被待为上宾,谈天说地,测算未来。王阳明的祖父也不时带他访问名山道场,品茗赏月,吟诗作对。耳濡目染之下,王阳明十一岁随祖父投宿江苏镇江金山寺,就能当场作出很好的禅诗。大人们正在推杯换盏,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句子的时候,王阳明冷不丁插了上来:“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老和尚十分惊异,不相信一个小孩竟有这样的能力,命他以厢房壁上的“蔽月山房”为题再作一首,王阳明随口应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座上响起一片叫好声。在这首具有相对论思想的诗里,已经包含有他后来心学的萌芽。
自幼聪颖、放荡不羁的王阳明,从小就对道家和佛家着迷。一方面,是他对那个提倡循规蹈矩,繁文缛礼的儒家有天生的不满,“平生性野多违俗”,清风自守的道家和佛家更对他的胃口;另一方面,是他认识到,道家和佛家中,有许多在书院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里不仅有他年轻时非常喜爱的导引术和养生术——中国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甚至物理学和化学的许多成果,都以一种神秘和迷信的形式保留其中,更有道家和佛家所倡导的“当下即是”、“坐地成仙”、“立地成佛”的哲学。
王阳明在南昌举行婚礼的当天,闲人铁柱宫,向一道士讨教养生之道,谈得十分投机,两人对坐到天明。十七岁的他,竟然忘了自己是新郎官。
年轻的王阳明,面对他所看到的官场和学界种种腐朽庸俗的作风,面对要求穷经皓首、格物尽致的儒家,思想上十分苦恼,不止一次想到出家,当一个和尚或道士了事。
然而,三十一岁后,王阳明却逐步淡出了道家和佛家。是什么使他发生了这种转变呢? 因为他深人探究后,发现这两家有两个重大缺陷:
第一,道家和佛家都要求人们超凡脱俗,斩断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王阳明却认为“此念生于孩提”,是人之本心,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掉的。王阳明亲自对一些修炼多年,自以为得道的高僧进行了测试,证明了他们也未能断绝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
第二,这两家虽然都表示要关注和普济有困难的穷人,但却都不主张出家人过问政治和社会,以求得六根清净。在王阳明看来,这是一种很自私和矛盾的做法。没有好的政治和社会,黎民百姓哪有好日子过,如何能脱离苦海?实际上是只顾个人的安稳,而不顾民众的疾苦;见其小,而不见其大:“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他认定,人生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做一个圣人,以天地为心,为生民立命,和天下的百姓同甘共苦,匡扶社稷,救国救民。面对社会的重托,家庭的责任,应当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怎可逃之天天,自命清高?“佛氏不着相,其实着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他的解释非常有趣,“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这意思是说,关怀天下,直指本心,率性持真的儒家,是比那些自称看破红尘,却又难以脱俗的道家和佛家,更接近道家和佛家的真理,更具有普渡众生的菩萨心肠。王阳明指出,儒家和佛家、道家的区别“只有毫厘之间”,即儒家是人世的,佛家、道家是出世的:“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P6-8
以阳明真精神观照天下
王阳明,一个响亮又耀眼的名号,一位多次被诬蔑又得到平反昭雪的“命世真才”,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巨人。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王阳明曾受到严重的歪曲贬抑与严厉的批判否定。他被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等大帽子,其功业与思想也被彻底否定。然而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的金光大道以后,对于王阳明的评价逐渐回归理性,他头上的那些污蔑性的政治大帽子被一一摘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称“王阳明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的”。习近平的评价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王阳明思想、功业的肯定,也代表了广大王阳明研究者的心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王阳明的思想与功业必将重现光彩。
在众多关于王阳明的著作中,贵州师范大学老教授佘怀彦先生的《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是一部记事客观公正、思想敏锐深刻的富有特色的优秀作品。
余怀彦先生是贵州最早一批阳明学研究专家之一。在那个反思历史的年代,当别人还在争论王阳明哲学是进步还是反动,是西方式主观唯心主义还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之道的时候,余先生已经在着手写作王阳明传记了。从1988年开始写作,到2008年完成《王阳明的五百年》全稿,可谓二十年磨一剑。此书在2009年正式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获得凤凰卫视主持人的专题推荐,很快销售一空。如今,余先生又集思广益,在广泛征求中外朋友意见的基础上认真修订,更名为“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再版。我作为作者的老朋友,既有幸拜读其初版大作,又有幸先睹其修订版的电子文本,承蒙邀序,遂不揣谫陋,略作评论推荐。
本书的特色,首先在于慧眼识珠,去粗取精。五百年来,中国几经大变局,阳明学曲曲折折,或隐或显,人们对阳明学的内涵、精神、演变与历史地位的评价也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对这一历史长河之运动变化,如欲面面俱到论述其详,则非一本数百页的传记所能承担,须编纂多卷本《阳明学丛书》。因此,诚如佘先生所言:“我采取的方法是在几个主要方面撷取几片浪花,我不敢说它们都是珍珠,我只是希望,细心的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用看不见的丝线串连起来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便是古人“集珍元圃”(在神仙境地收集珍宝)的方法。这部著作分六章,撷取王阳明为学三变、龙场悟道、后学拓荒、阳明学在日本韩国、阳明学对西方精神的影响等几颗珍珠,串连成富有儒家传统的精神宝链。这样的撷英与集珍,既顾及了阳明学的形成与传承历史,也突出了阳明学的普世价值与世界影响,可谓珠联璧合,理璞得宝。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紧抓核心,揭示精神,条分缕析,洞见深刻。在思想论述部分,作者将王阳明的学说分为三大核心部分,围绕“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核心理念展开论析,深刻揭示了阳明良知心学内在结构的相互关联,指出:“如果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说,‘心即理’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无’的阶段;‘知行合一’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有’的阶段;‘致良知’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成’的阶段。‘致良知’是在行动中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主体精神,身体力行,实现良知。”这是颇得阳明良知心学的真精神的。
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余先生的著作,文笔生动,记事准确,有实事求是之风,无哗众取宠之心。既可视为一部文学传记,也可视为一部历史纪实作品。它启示人们,写作传记作品,历史事实的考证与辨析是十分重要的,哗众取宠便是误人子弟,此风绝不可长。
作者撰著本书,记述王阳明的生平与思想,并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归结到现实生活之中,从而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鲜明的改革开放和经世致用的意识。作者在第二章设立了“启示中国现代化之路”专节,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人需要的民主和科学,不仅在机制上应当比西方现在的形式更加完善,而且在道德水准上也应当更高,更有东方文化的神韵,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哲学将会再现创造性的辉煌。这条道路绝不是平坦的,但从五百年前的王阳明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特有的韧性,也看到了中国人特有的乐观。”
书末“结束语”的标题是“良知之道,中国和世界的希望”,通过阐发阳明学,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及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既是本书作者的心声,也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良知之道,善哉!
拉杂写来,姑称为序。
青溪老人、圣苑寓公吴光
识于乙未岁末,公历2016年元旦
多年来,不断有人问我,王阳明主要的思想是什么?他在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问这类问题的人,有工人,农民,服务员,企业家,还有许多理工科的教师和政府官员。因此,这本书不仅应当写得学者专家可以看,更应当写得普通人也愿意读喜欢读。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他们不满意,也许我还会推倒它,从头再来。
中西五百年的阳明学的历史,写得面面俱到,不是这本小书所能承担的任务。我采取的方法是在几个主要方面撷取几瓣浪花,我不敢说它们都是珍珠,我只是希望,细心的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用看不见的丝线穿起来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这本书酝酿于1988年,正式开始写作是1998年,脱稿于2008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由于是断断续续地磨,所以最后成书时,仍显仓促,有一些瑕疵。本书初版于2009年4月,书名为“王阳明的五百年”。出乎作者意料,这本书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抬爱,很快便销售一空,我手头仅剩一本,出版者竟然连一本也未保住。六年多来,不断有人来向我索取此书,由于香港凤凰卫视何亮亮先生曾在《开卷八分钟》节目里对本书专门作过介绍,求书者还有一些海外友人。面对这种窘境,作者十分惭愧并难以自容。今幸得再版,作者利用此次机会,作了一些文字上和内容上的修改。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史罗一先生、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的余昕宇女士、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的大卫·巴拓识先生和彭蓓女士、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先生、日本的吴欢先生和丰岛伸司先生、韩国岭南大学的洪璃钦先生、忠南大学的金世贞先生、大邱教育大学的张闰洙先生、加荷里大学的李京圭先生,中国的郭大衡先生、邓振新先生、刘齐文先生、郑涛先生、白陈新先生、李勇先生、关欣女士、周淳女士、常萌雷女士、刘琴女士、张惠芬女士、崔森林先生等,都为本书写作提供过资料或修改意见,出版部门的有关领导和编辑们更付出了许多辛劳和智慧,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余怀彦
志于照壁山下
2015年11月28日
这是一部记事客观公正、思想敏锐深刻的富有特色的优秀作品,颇得阳明良知心学的真精神,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鲜明的改革开放和经世致用的意识。
——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
余怀彦先生这本书是阳明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准确地把握了阳明良知的含义,深刻地缕析了阳明良知的层次和脉络,洞察到阳明良知对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激发作用,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华发展的辉煌离不开昔日阳明良知的启迪,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自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尔加
王阳明的学说深入影响到世界各国。韩国的现代化迫切需要王阳明的求真和求实精神,继承传统又大胆创新。这本书博大精深,深入浅出,必将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
——韩国岭南大学教授洪瑀钦
王阳明创立了良知之道,如果我们能把它普及到民众之中,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构建和谐社会,就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思想体系。这本书总结了王阳明的五百年,跌宕起伏,有经验,有教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凤凰卫视总编辑何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