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记忆与你的书写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的回忆如电光石火，如此强烈，强烈到非笔墨能形容。这样才更好，你不觉得吗？
印度支那的童年是你想象力不可或缺的参照。
童年的强度是永远也比不上的。司汤达说得对：“童年是无止境的。”
你最早的回忆是什么？
我生命中的前几年，都离群索居于台地和雨、茉莉花、肉的气味之间。笼罩着我们的大自然令人窒息，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印度支那恹恹的午后，好似蕴藏着向大自然挑战的感觉。
神秘禁忌的氛围重重压着丛林。我们喜爱那段时光。那时我和大哥还有二哥时常去探险，解开缠绕不清的藤蔓和纠结的兰花，随时都会遇到蛇，或者……撞上老虎吧？我们冒着随时碰到未知威胁的危险。我曾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花了很长篇幅提到这些。
这超凡的静谧，这难以形容的温柔，环绕着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经过村外检疫站附近的时候，当然也会谴责上帝．这儿的死亡气息四散弥漫，沿着我们住的暹罗边界山坡飘荡。时至今日我依然可以听到那些人的笑声在耳边回响，那见证顽强生命力的笑。
经过了这么久，你如今对越南与印度支那有何印象？
印度支那是荒诞世界的心脏所在，杂沓纷乱的谵妄、悲惨、死亡、疯狂和生命都积聚于此。
你在书中和电影里所重建的远东，是一个没落的、倾颓的远东。不知真实程度如何？
我在那生活的时候殖民主义方兴未艾，从我回法国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何况，所谓写实主义的真实性与我无关。
你是说法语和印度支那语长大的。这种双语经验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此遥远的欧洲文化对你的成长有何帮助？
我在多年间，都一直压抑着这种生活的绝大部分。接着，倏忽间，极其粗暴地，我生命中前十二年所经历的种种，不知不觉地就回来找我。我整个重新活过一遍，苦痛、恐惧、阴暗的丛林、恒河、湄公河、老虎，还有在路边挤成一团、准备去取水的麻风病患，他们把我给吓坏了。我心想：我的老家印度支那已经展开报复了。
你很小就习惯四处漂泊、搬家和城市迁徙。
因为我父亲是殖民地公务员的关系。我小时候从来都不会注意看房子，向来无须留心房子里面的东西或家具。何况，我全部都很熟，我可以闭着眼睛，跟动物一样在黑暗中来去自如。有些地方我还记得，我们受不了大人的时候就会到这些地方避难。从那时起，我就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地方，我永远都到不了那个我想去的地方。是的，我过着流浪的生活，你要这么说也行。
甚至可以说是流放，你永别故居都快五十个年头了。
我相信它会跟着我一辈子。就如同犹太人一般，颠沛流离。正是由于它离我如此遥远，它缺席了的这个事实，使得我所带走的一切都变得更加强烈。
在你看来，童年的特殊际遇以何种方式让你之所以为你？
某种野性的习气还留在我身上，至今依然，我以动物般的依恋来对待生命。
诸如《情人》或《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些小说．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用“内心世界的家人群像”或“风俗画”的角度去阅读它们吗？在我们谈到你和母亲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前，青春期以前，你和家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方式——绝对没有欧式或法国教育——有崇高，也有粗暴的地方。不虚伪矫饰，不求助于控制与联结一般家庭的原始、攻击性本能。全家人都知道我们注定不会长久待在一起，家庭之所以存在，只为了保障一家人得以共同苟活；我们很快就会各奔东西，展开自己的生活。
你不认为这些可能都对后来你成为作家影响很大？
我就是为了让这种别人压在我身上的沉默说话，才开始写作。十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写出来似乎是唯一的方法。
你四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之后便和母亲与两个哥哥一起生活。
如今他们全都过世了，我可以畅所欲言。苦痛已弃我而去。
我的小哥哥身材瘦削、灵活——很奇怪，他令我想起我第一个情人，那个中国人。小哥哥很安静，胆子很小，直到他死的那天，我都离不开他。我大哥则是个流氓，肆无忌惮，没良心，搞不好根本就没感情。专横，我们都怕他。（P4-7）
十五多年前，我读到安哲罗·莫里诺有关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随笔，才知道有这番从未在法国发表过的访谈。莫里诺在书中大量引述了该次访谈的内容，使得我立刻觉得，这次访谈中有许多元素是法国出版过的好几本杜拉斯访谈录中所未能过多涉足过的领域。由于莉奥波迪娜是意大利人，她选定的访谈范围本身、她的坚持、她所提出的题目顺序，以及她结构缜密的思维，都使得访谈不流于对杜拉斯大献殷勤和回避问题。而这些正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大部分已出版的杜拉斯访谈录中所注意到的缺失。在这些访谈录中，访谈者经常都被专制的受访者牵着鼻子走，也即为“那个杜拉斯”，从而使得谈话中会呈现出一种杜拉斯所有仰慕者、仿效者和译码者熟知、歪曲或惯于操作的编码语言。还有就是，这些访谈尤其容易大大离题，思绪中断，乃至于有时候对话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边缘。总之，对话总会一再偏离重点，变得含糊不清。
至于莫里诺的《中国男人和玛格丽特》，则是一本探究《情人》成因的书。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到《扬·安德烈亚》，从杜拉斯所有作品中四处可见的自传性元素，到大大拓展了杜拉斯读者群的《情人》带来的所谓新元素，这本书都做了细腻比较。关于取代《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Jo先生”的这位“中国情人”黄水梨，杜拉斯在这么久之后才借由《情人》一书“揭开”其情人身份，莫里诺也对此产生了质疑。通过对比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对相同事件的三种版本描述，莫里诺特别指出兄弟数目有出入，而且他尤其重点尝试去解释杜拉斯对“真相”隐瞒那么久的原因，莫里诺发展出《情人》其实是在叙述杜拉斯母亲玛丽·勒格朗生命中一段插曲的这种想法，她有可能跟某个越南人或中国人背着亨利·多纳迪厄（即她的丈夫）搞外遇。杜拉斯和她弟弟保罗，就是这个情人的孩子（《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有许多对情人、对小女孩和她弟弟肤色的类似隐喻）。至于哥哥皮耶，则成了多纳迪厄唯独亲生的儿子。米歇尔·图尼埃在《庆祝》中也再度提及《情人》一书描绘的其实是母亲而非女儿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几乎可以服众……就外表上，根据杜拉斯公之于世的照片看来，她跟多纳迪厄之间，毫无相似之处。然而事实上，玛格丽特的眼神、她眼睛的形状确实来自她父亲多纳迪厄，他就是有着这么一对眼睛。一九九八年六月，此时杜拉斯已经过世了，丹妮尔·劳林在《阅读》杂志中发表了一篇记事，叙述她跟杜拉斯在沙沥的老同学李女士的会面。李女士证明玛格丽特和黄水梨的确曾经私奔，并证实一九五二年的时候，杜拉斯返法二十年后，黄水梨大嫂转交给她好几把从巴黎寄来的梳子，意味着这位作家依然跟她的中国情人（最起码跟他的家人）有往来。如今，中国情人的父亲在沙沥的房子成了“情人博物馆”，尽管杜拉斯压根儿连一步也没踏进去过。观光客可到此一游，还可在此住宿。
杜拉斯并不吝于接受访谈，她好几次的重要访谈，也都出了书，与米歇尔·波尔特的《卡车》、与塞尔日·达内的《绿眼睛》、与热罗姆·博儒尔的《物质生活》、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杜班街邮局》，并且她在创作过程中，陆陆续续接受过许多平面媒体或电台、电视台访谈。与本书作者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采取的对话方式所不同的是，法文访谈往往都以紧盯着某本特定的书为主，要不就是跟杜拉斯谈她的生活、作家生涯。其实很明显，莉奥波迪娜是以马蒂厄·加利及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访谈录《睁开双眼》为范本，她在提问中也曾数度提及这本访谈实录。
出版这部作品的塔塔茹卡出版社已经停止发行，连找到一本样书都不可能，直到我遇见安娜莉萨·贝尔朵尼，才总算有了点眉目。她在利摩日大学教学，同时也是意大利发言人出版社的媒体顾问。我趁委托阿德里安娜·阿斯蒂代理出版的小书《回忆与遗忘》上市的机会（这本书就是由发言人出版社发行的），才跟贝尔朵尼提到这本已然消失了的传说中的访谈录。而由于她的论文便是以杜拉斯作品为主题，所以保留了一本。
通过意大利出版界的朋友帮忙调查，我找到德拉·托雷家族的踪迹，在波隆那市。然后终于取得她在卢卡市的私人联络方式。
将原本就是法国作家说的话从意大利文再翻译回法文，当然会有改变原表达方式的危险。我尽量试着重现杜拉斯的语气——她的法国读者所熟悉的腔调。我认为加上详细的注释帮助甚大，校正更见必要。
没有贝尔朵尼，法国读者就看不到这本书，在此特向她致上谢忱。
勒内·德·塞卡迪
这是一场只会发生在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深入对谈。所有你对杜拉斯的疑问，也许都能在这本赤裸、犀利的访谈中找到答案。而读完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缪咏华译的《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依旧沉默如谜。这就是她真正的魅力。
当言说悬而未决，激情由此发生，从中她创造了张力，找到了让时间与万物在她的国度中悬停的方式。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缪咏华译的《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是意大利女记者莉奥波狄娜对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采访录。访谈全面贯穿了杜拉斯的童年生涯、少年成长、巴黎岁月直至后来的创作生涯，并从电影、戏剧、艺术、法国新小说派等角度全面解读杜拉斯的百变容颜，将杜拉斯未能直接表现在作品中的个人心路与情感思考呈现在一问一答之中。同时，杜拉斯还以身为作家、导演和编剧的多重身份，同狄娜一起探讨了文学、电影和戏剧和两性关系等话题，并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的数位文学大家如萨特、加缪等进行了独特而趣味盎然的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