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所著，朱碧恒、高小斐翻译的《安妮日记（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是作者安妮·弗兰克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同时，对于藏匿且充满恐怖的25个月的密室生活的记录，也使《安妮日记》成为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安妮日记的最后一则，所标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

安妮·弗兰克所著，朱碧恒、高小斐翻译的《安妮日记（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讲述了一位年仅十四岁的犹太女孩，为了躲避德国纳粹党的迫害，安妮一家被迫迁徙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秘密小屋中，在两年多的暗无天日的隐藏期，安妮用她乐观向上的精神、民族自豪感和对生活爱情的憧憬度过了痛苦压抑的日子。这本日记是作者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同时，记录了25个月的密室生活，把密室生活的艰辛、战争时期人们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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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吉蒂：

天气闷热。每个人都热得直喘。这种炙烤下我还得四处乱晃。现在才体会到能乘电车有多好，不过现在犹太人已经不允许享受这种奢侈了。能步行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好了。昨天午餐时间我不得不到扬罗肯街去看牙。那儿离我们位于市立公园的学校有很长一段路。下午趴在桌上几乎要睡着了。幸好有人邀请我喝点什么。牙医助手真是位好心人。

我们唯一剩下的交通工具就是渡船。约瑟夫-以色列斯卡德河边的船夫，我们一叫就立刻载上我们。我们如今的悲惨日子不能怪荷兰人。

我真希望可以不用去上学。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丢了，爸爸为了安全起见又把妈妈的自行车也送到一个基督徒家里。不过谢天谢地，暑期临近，一星期后烦恼将荡然无存。

昨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我经过自行车架的时候，听到有人叫我。我四处环顾，发现是前一天晚上在我朋友维尔玛家碰到的那个帅小伙。他是维尔玛的第二代表兄弟。我以前觉得维尔玛很不错，她确实如此，不过，她谈论的都是男孩，让人感到无聊。他有些腼腆地向我走来，自我介绍说叫赫洛·希尔伯贝格。我有点惊讶，不知道他想怎样，不过用不着等多久。他问我是否愿意让他陪我去学校。“既然你顺路，那么就一起吧。”我回答道。这样我们就一起走。赫洛十六岁，会讲各种有趣的故事。

他今天早上也等我了，我想从今往后他都会如此。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日 星期三亲爱的吉蒂：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才有空给你写信。上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和朋友在一起。星期五有客人来，这样就到了今天。

在过去的一周里，赫洛和我相互了解了不少。他给我讲了许多他的生活。他从格尔森基尔岑来，现在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在比利时，但他不可能到那儿。赫洛以前有个女朋友叫乌苏拉。我也认识她。她很甜美但也很无聊。自从赫洛遇到了我，他发现过去在乌苏拉身边都要睡着了。这样一来我就是一种兴奋剂。一个人绝不会知道自己有哪些用处！

雅克琳娜星期六晚上在这睡，星期天下午她去了汉尼莉家，我无聊透了。

赫洛本来晚上要过来，但他6点钟打来电话。我接的电话，他说：“我是赫洛·希尔伯贝格，请找一下安妮。”

“赫洛，我就是安妮。”

“你好，安妮，怎么样？”

“很好，谢谢。”

“非常抱歉今晚我不能去了，不过我很高兴和你说会儿话。我大约十分钟后过去接你，方便吗？”  “好的，方便。再见！”

“好的，我马上就到。再见！”

我挂上电话，很快换好衣服，梳好头发，然后紧张地靠在窗前守望他。他终于出现了。真是神奇，我并没有马上冲到楼下，而是静静地等待他按门铃。我走下楼打开门，他直截了当地说起来。

“安妮，我祖母觉得你还太小，不该经常来和你见面。她说我应该去勒温巴赫家。但是你也许知道我已经不再和乌苏拉出去了。”

“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吵架了吗？”

“不，完全没有。我和乌苏拉说我们在一起不大合适，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一起出去了。不过还是随时欢迎她来我家，我也能去她家。其实，我以为乌苏拉和别的男孩出去过，所以就这么对待她。但事情并非如此。于是我叔叔说我应该去向她道歉，我不愿意，就和她一刀两断了。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现在我祖母更愿意让我和乌苏拉见面，而不是你。我不同意也不打算去见她。有时老人们有一些旧观念，但并不意味着我会赞同。我需要我的祖父母，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需要我。从今天起我每星期三晚上有空。你瞧，我祖父母让我报了木刻班，而实际上我是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的集会。我的祖父母不让我去，因为他们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并不狂热，只是兴趣使然。不管怎样，那里最近变得一团糟，我准备退出了。下星期三将会是我最后一次去那儿。这意味着我能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下午或更多时候见你了。”

‘但是如果你的祖父母不想你做这些，你不该背着他们干！”

“恋爱和战争是不择手段的。”

那时我们正经过布兰克福特书店，彼得·席夫和另外两名男孩在那儿站着。几年来他第一次向我问好，我高兴极了。

星期一晚上赫洛来见我父母了。我买了奶油蛋糕、糖果、饼干，还有茶，应有尽有。但是赫洛和我都不喜欢僵坐着，于是我们就出去散步。他送我到家已经8点10分了。爸爸很生气，他说不准时回家很不像话。我只好保证以后7点50就回家。我受邀星期六去赫洛家。

维尔玛告诉我，有天晚上赫洛在他家，她问他：“你更喜欢谁，乌苏拉还是安妮？”

他说：“不关你的事！”

他们剩下的晚上再没有说过话，就在他离开时，他说：“好吧，我更喜欢安妮。可别告诉其他人。再见！”接着嗖的跑出门外。

从他的一言一行，我能看出赫洛爱上我了，变变花样也不错。玛戈特会说赫洛是个规矩的男孩。我认同，甚至不止如此。妈妈也大加赞赏：一个帅小伙，讨人喜欢，懂礼貌。我很高兴每个人都喜欢他，除了我的女朋友们。他认为她们很幼稚，他说得对。雅克琳娜一直拿赫洛开我的玩笑。但是我并没有爱上他。真的没有。和男生做朋友没什么大不了，谁都不会在意。

P10-13

名家导读

《安妮日记》出自一个十三岁至十五岁的犹太少女之手。她名叫安妮·弗兰克。她的家庭原本住在德国，1929年6月安妮出生在法兰克福。希特勒还未上台，反犹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安妮的父母不得已在1933年迁居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她的父亲在那里当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安妮的父母都是有钱人家出身），生意做得也很红火。1934年，安妮进了当地蒙特梭利式教育学校的幼儿园，并在这所学校一直念到小学六年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采用“闪电战”战术的德国法西斯于1940年5月攻占了荷兰。荷兰的新统治者英夸特也实施排犹。1941年夏天，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特被迫转入犹太中等学校就读，她姐姐读四年级，她读一年级。《安妮日记》写到在阿姆斯特丹对犹太人有严厉限制：平时必须佩戴黄色的星星标志，以表明是零类的犹太人；禁止他们乘电车，并不准自己开车；只能在下午三至五点钟到“犹太商店”买东西；八点之前必须进屋，过后连在自己的花园里坐一坐都不行；禁止上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不能参加公开的体育活动，不能进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这样的限制令人难以想象，犹太入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当然，比起关在集中营的非人待遇，受到这样的限制还算是小巫见大巫。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深知排犹会越来越猖獗，对犹太入的迫害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一直在精心安排一个能让全家隐蔽起来的地方。荷兰的很多老房子都建有密室。这些密室构造巧妙，虽在楼房里面，但要踏上一段特别陡的荷兰式楼梯，再经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和特殊的门，才能进去。设在办公室后面的活动书架把密室和楼房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外人很容易被骗过。奥托那个公司的楼里就有一个上下两层的密室。他的一家在1942年7月6日搬了进去。公司交给两个荷兰人料理，奥托的同事们不是犹太人，但他们同情奥托一家，怀着替他们保密的勇气，而且还有一些荷兰友人给他们接济，给他们食物配给证，并用高价到黑市购买食品。这样，安妮的家庭才得以苟延残喘。

安妮一家，范丹一家，后来又来了牙医杜赛尔，八个人就在这狭窄的天地里度过了二十五个月。他们几乎不能外出，白天不敢大声说话，还拉上窗帘，晚上不敢开灯，越到后来他们就越是胆战心惊，生怕被人发现。吃的东西也越发少了：早餐只能吃两勺麦片粥，日复一日只靠半熟的菠菜（为了保存维生素）和烂土豆果腹，或吃一些半生半熟的莴苣。然而求生的欲望使他们忍受了下去。他们不仅没有绝望，还盼望盟军战胜德国人。他们有收音机，能够收听到英国BBC电台的新闻。她密切注意战事的进展：英国占领了突尼斯、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和奥兰，斯大林格勒守卫了三个月，对德国城镇的空袭一天比一天猛烈，意大利法西斯垮台，最后无条件投降，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东西线的反法西斯军队逐渐向德国本土逼近……在1944年盟军开始反攻以后，她更是迫切盼望能重见天日。安妮的所思所想和大家一样：“一切都会变好，这种残酷也会结束，和平和宁静将重新归来。”但也正是在这时，厄运突然降临，眼看安妮一家可以走出囚室的前夕，1944年8月4日，德国秘密警察和荷兰警察对密室进行搜捕突袭，也许这是出于告密者的透露。密室中的所有人被捕。9月3日，在短暂停留之后，他们被囚在牛车里，押往维斯特博克集中营。其中，范丹被送进了毒气室。而奥托在11月被送往集中营医院，在那里一直待到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被苏军解放。在这之前，奥托的妻子死于1月5日。他们的两个女儿在1945年2月得了斑疹伤寒，不久死去。至于彼得，随着集中营的一万一千人，被德国纳粹往西疏散，从此杳无音信（另一说他于集中营解放前几日去世）。

……

在警察突袭中，密室毁掉了。几天后，一个勤杂人员在一堆报纸中发现了安妮的笔记本，把它交给了两个帮助过犹太人的荷兰姑娘。战争结束后，她们把这个日记本交还安妮的爸爸。奥托发现女儿的日记写得如此出色，决定将它发表出来。1947年，该书在荷兰出版。1955年，《安妮日记》被编成话剧公演，1959年好莱坞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于是《安妮日记》广为人知。至今，《安妮日记》已经被译成六十五种语言，发行了三千多万册。由于安妮一家躲藏的密室破旧不堪，有人想在此修建办公厅大楼，这引起阿姆斯特丹人的愤慨，他们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找到阿姆斯特丹的市长。有一些企业家表示愿意出资建立一个基金会，把这个密室改建成一个博物馆。1960年，安妮博物馆建成。这是一个很小的博物馆，在博物馆开馆的最初十年里，欧洲大陆很少有入去参观。主要的参观者来自英美和没有被纳粹占领过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屠杀，希望通过实物了解当时的历史。至1974年，参观者每年约有二十万。博物馆的董事会认为，人们对二次大战的兴趣会慢慢减少，决定在十至十五年后关闭安妮博物馆。可是，人们并没有因为二战的远去而淡忘历史。参观的人数还在逐年增加。仅2004年，参观人数就达到九十三万六千。为了方便游客，博物馆不得不决定把每天的开放时间延长至十二小时，从上午九点钟到晚上九点钟。现在每年的游客都在五十万人以上。《安妮日记》的原稿作为最珍贵的遗物在博物馆向公众展示。不可否认，安妮象征着纳粹统治下的受害者，甚至成为暴政统治下受害者的象征。人们谈起那段历史，就会提到大屠杀，就会提到安妮。

德国法西斯的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联系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六百万犹太人被害。希特勒鼓吹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利用了德国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就存在一种排犹情绪，犹太人被说成是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不洁的人。犹太人原是分布在西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游牧民族，属于古代闪族的一支，曾建立古以色列国和犹太王国，后为罗马帝国所灭。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四处流浪，散居世界各地，往往经商致富，著名的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犹太人。德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和经商致富的犹太商人发生了利益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是战败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也受到重大打击。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希特勒就说过：“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他的主张得到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但实施建立一个庞大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希特勒于是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就成为必然。希特勒还截取了前人论述人口问题的某些词句，拼凑出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把犹太人说成劣等民族。在各种因素的组合下，制造出灭绝犹太人的口实，使之具有煽动性。纳粹党还利用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视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所以不少人认为，屠杀犹太人是德国法西斯“为其战争对民众进行系统的政治愚弄和教化的结果”。

《安妮日记》是对德国纳粹无端屠杀犹太人的一份活生生的控诉书，它虽然不是直接反映集中营暴行的，但也有同样的暴露力度。两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特别是一个活泼、善良、有才能的犹太少女在德国纳粹的屠刀下丧生了，这是令人无比愤恨的！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资深翻译家

郑克鲁

2014年12月

后记

1944年8月4日上午10点到10点半之问，一辆汽车在普林森运河街二百六十三号停下。出现了几个人：一名身穿制服的党卫军军士卡尔·约瑟夫·西尔伯鲍尔和至少三名荷兰治安警察，身穿便服，携带武器。一定有人暗中告密。

他们逮捕了藏在后屋的八名成员，连同两位帮助者维克多·库格勒和约翰尼·克雷曼——但没有逮捕米普·吉斯和伊丽莎白（贝普）·沃斯库吉尔——并带走了他们在后屋所能找到的一切贵重物品和现金。

库格勒和克雷曼在逮捕之后被带到阿姆斯特丹的一所监狱。1944年9月11日，未经审讯，他们就被转送到阿姆斯弗特（荷兰）的一所集中营。克雷曼因健康状况不佳在1944年9月18日被释放，在阿姆斯特丹一直待到1959年去世。

库格勒得以在1945年3月28日逃脱，当时他和监狱中的其他人正在被送往德国服劳役。他于1955年移民加拿大，1989年在多伦多去世。

伊丽莎白（贝普）·沃斯库吉尔1983年在阿姆斯特丹去世。

米普·吉斯仍住在阿姆斯特丹，她丈夫让于1993年去世。

后屋的八位居民在被捕后先被送往阿姆斯特丹的一所监狱，之后转送到维斯特博克，荷兰北部的犹太人集中营。1944年9月3日，他们随同最后一批离开维斯特博克的犹太人，三天之后到达奥斯维辛（波兰）。

赫尔曼·范·佩尔斯（范丹），据奥托·弗兰克证实，于1944年年10月或11月在奥斯维辛被毒气毒死。

奥古斯塔·范·佩尔斯（佩特罗内拉·范丹）被从奥斯维辛遣往伯根·贝尔森，又从那遣往布痕瓦尔德，之后又在1945年4月9日被送往特兰西恩市，显然在这之后又被送往另一个集中营。很肯定她没有生还，但死亡日期不得而知。

彼得．范·佩尔斯（范丹）被迫加入1945年1月16日从奥斯维辛去往毛特豪森（奥地利）的“死亡行军”，1945年5月5日在那儿丧生，离集中营解放只有三天。

弗里茨·普费弗尔（阿尔贝特·杜赛尔）被从布痕瓦尔德或萨克森豪森转到诺恩加梅集中营，于1944年12月20日在此逝世。

埃迪特·弗兰克1945年1月6日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因饥饿和劳累去世。

玛戈特和安妮在10月底被从奥斯维辛转往伯根-贝尔森，位于汉诺威（德国）附近的一个集中营。1944-1945年冬，那里爆发了一场伤寒，由于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上千名囚犯死去，包括玛戈特，几天之后，安妮也去世了。她应该死于2月末或3月初。两位女孩的尸体很可能被埋在伯根-贝尔森的乱葬冈。这个集中营于1945年4月12日被英国军队解放。

奥托·弗兰克是八名藏匿者中唯一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奥斯维辛被俄军解放之后，他途经奥德赛和马赛返回阿姆斯特丹。他于1945年6月3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一直待到1953年，之后搬到巴塞尔（瑞士），和他姐姐一家及后来的兄弟住在一起。他后来与来自维也纳的埃尔夫丽德·马克维茨·盖林格结了婚，后者也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丈夫和儿子均死于毛特豪森。奥托·弗兰克1980年8月19日去世之前，他一直住在巴塞尔附近的比斯费登，在那儿致力于向全世界传播他女儿日记中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