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故事是这么开始的。
火车月台上，一位妇女右手提着手提箱，左手拿着黄色手帕，不停地擦脸。她浅蓝色眼睛周围的皮肤湿漉漉的，喉咙被煤烟呛着。
没人来送她——是她不让他们来的，虽然她母亲也哭了，就像她现在这样——她踮起脚尖，目光在来来往往的人的帽子和狐皮大衣间搜寻。也许，安东厌烦了母亲的眼泪，妥协了，把她和轮椅一起抱着，走下长长的楼梯，并给她戴上露指手套。不过，安东不在这儿，母亲也不在。广场上都是陌生人。
米丽娅姆登上火车，站在过道上闪烁的昏暗光线里。一个蓄着黑色小胡子、提着小提琴箱的男人，把她从脸到隆起的腹部打量了一番。
“你丈夫呢？”他问。
“在英格兰。”那男人注视着她，头伸着，活像一只鸟。他旋即倾身向前，帮她提箱子。她张嘴拒绝时，他已经走到前头去了。
“我的隔间还有一个空座。”在向西行驶的漫长路途中，他们一路说着话。他打开一个湿纸包，给她鲱鱼和泡菜。米丽娅姆虽然不喜欢鲱鱼，但还是接受了他给的东西，因为她已经差不多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她没说过她在英格兰，也没说过她没有丈夫，但他知道。火车趔趄着停了下来，列车员让所有乘客下车。他们浑身发抖地站着，雪水把她的鞋底泡软了，雅各布让她紧靠在他身边。
“你老婆？”雅各布正伸手去拿她手中的报纸，列车员问他。
雅各布点了点头。半年后，在马盖特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婴儿安睡在拉比的妻子圆润丰腴的手臂里，这是米丽娅姆后来的故事。
故事又是这么开始的。
一位妇人站在花园的玫瑰丛中搔腰背。她穿着画家常穿的蓝色长罩衫，那是她丈夫的。当她用一只手抚摸着隆起的腹部时，他正在屋里作画。
腹部有反应，是胎动，但转瞬即逝。她脚边的地上有个浅底篮子，装着半篮子剪下来的花。她深吸一口气，吸进修剪过的青草散发出的清新的苹果味儿——此前一个清凉的早晨，她刚修剪了草坪。她强迫自己保持忙碌状态，她害怕闲下来，害怕空虚像床单一样席卷着自己。这空虚是如此柔软、舒适，她真怕自己会在它的覆盖下，连同孩子一起沉睡过去。
薇薇安弯腰去拾篮子。这时，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被撕裂了。她跌倒在地，放声哭起来。路易斯没听见她的哭声，因为他在工作时，总会放着音乐，通常是肖邦，但在使用暗色调的颜料时，有时会放瓦格纳。她倒在地上，篮子倾倒在她身边，玫瑰红红粉粉四散在石子路上，花瓣儿碎了，变成褐色，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息。又一阵疼痛袭来，薇薇安倒抽了一口气。突然，她想起她的邻居道威斯夫人，她叫喊着邻居的名字。
不一会儿，道威斯夫人用有力的双手抓着薇薇安的肩膀，把她扶到阴凉处的门边长椅上。一个杂货店的小男孩像鱼一样张着嘴站在前门边上，道威斯夫人让小男孩赶紧去找医生，自己则跑上楼找泰勒先生。泰勒先生性情古怪、身材短小、大腹便便、塌鼻朝天，这长相一点都不符合她对艺术家的想象。但他人很好，很有魅力。
除了阵阵疼痛，薇薇安毫无知觉，床单接触皮肤带来了暂时清凉，时间漫无边际地流逝。直到医生说：“你儿子。这是你儿子。”她才低头看，她看见他了，辨识他的模样，他那双像成人一样世故的眼睛冲她不停地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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