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德懋（1903-1999），安徽六安人，北伐后，曾追随陈铭枢，担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少校秘书、粤省府秘书。后负笈德国，归国后追随翁文灏，任职行政院科长、参议等职。期间，曾担任德国莱希劳上将访华随从翻译。

林能士记录的《关德懋先生访问记录》由德国访华上将的翻译关德懋先生，口述抗战期间德国援华详情。

《关德懋先生访问记录》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之一，由林能士记录。

《关德懋先生访问记录》以关德懋先生生平为线索，回顾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德关系的微妙变化，对德国军事顾问团之贡献、一亿马克借款、驻德大使人选等情况有深入剖析。此外，由于其家世渊源，对北洋政局亦颇多见证。

弁言

一、家世与教育

 （一）家世

 （二）正志中学二年

 （三）动荡时代中所见所闻

二、负笈德国

 （一）首途赴德

 （二）慕尼黑一年（1930-1931）

 （三）忆德城（Dresden），念故交

 （四）接待青年军官团及军事交通考察团

 （五）回国途中

三、任教西北农业专科学校

四、抗战前夕的中德关系

 （一）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一亿马克借款

 （二）莱希劳上将访华

 （三）驻德大使人选

五、任职行政院

 （一）接办同济大学

 （二）三度赴沪

 （三）黄秋岳案

六、再度赴德

 （一）赴德途中

 （二）动荡中的中德邦交

七、西北四年（1942-1946）

 （一）抢运物资

 （二）兼管煤焦管理委员会西北分处

 （三）我与胡宗南

 （四）筹运煤矿

八、我与中纺公司

 （一）初进中纺

 （二）台湾之行

 （三）大陆撤守前的一段插曲

九、台湾二十年

 （一）台湾中纺公司的成立

 （二）一兵一卒曼谷行

 （三）我与艾德诺

 （四）与德关系展望

（一）赴德途中

民国廿八年夏，我在上海接到徐谟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后，就赶紧从上海走香港飞返重庆。回到重庆后，外交部催着要我赶办手续赴德。原先外交部想畀以参事职位，后来因参事已内定为丁文渊与谭伯羽两人，所以就只能给我一等秘书职。此时，我本拟取道香港—印度—近东—欧洲路线赴德的，后来因为欧洲战事已起，既无飞机可坐，坐船又怕危险，只好飞到香港后再折回重庆。此时，驻德大使陈介、参事丁文渊从德国打电报回来催着要我赶紧赴德，说什么时局变化莫测，也不必携带家眷了。于是，我就从重庆改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再度取道苏俄。

那时，日本飞机已常来轰炸重庆，我还记得我走的那天，在重庆机场就遇到了空袭警报，飞机不得飞，只好在机场内过了一夜。次日，飞机才起飞，但是一坐上飞机后照样也有警报。由重庆飞抵成都时，再度碰到了警报。遂后由成都直飞兰州，再转往哈密。到了哈密后必得换乘俄国飞机。那时哈密天天刮风沙，飞机不能飞，所以在那里住了近一星期之久。我住在招待所内，天天吃羊肉，腻得发慌，哈密瓜及葡萄就香甜可口了。我巴望不得早日动身，天天到机场询问起飞时间，俄籍职员就以俄文回说：“天气不好，不能飞。”我因此亦学会了这句俄文。从哈密起飞时，机上乘客很少，除了我之外，只有几位老百姓同机。在哈密时，由于吃住不必花钱，随身携带的法币无用武之地，临走时乃用它买了几条新疆地毯，准备到德国送人，反正机上空得很，携带不成问题。

飞机从哈密起飞后，经乌鲁木齐、伊犁，飞抵阿拉木图。阿拉木图原文意为“苹果之父”，此地气候绝佳，景色令人神怡，所出产的苹果、葡萄更是香甜可口。当时的俄国飞机设备简陋。在阿拉木图下机后，我虽然持有外交护照，但接待我的领事馆人员姗姗来迟，我语言又不通，无法向俄警抗辩。所以行李仍照样受到俄国警察人员的检查，等接待我的人员来后，我对他说希望住在附近旅馆，他却对我说：“住在旅馆内，稍不留意的话，行李要被偷走的，不如住在领事馆内来得安全。”后来我跟领事馆人员说要兑换卢布。当时的苏俄官价是两个半卢布值一块美金，但黑市则高达八十卢布换美金一元。我原想照官价兑换卢布，领事馆人员却说：“应该比照黑市价格兑换，不然太吃亏。有许多中国人到此做生意，不能带回卢布，我去找他们兑换好了。”

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我改乘火车，三天两夜，车抵俄京。驻俄大使邵力子派其一等秘书孟心如（此人后来投共）来接我，一位俄籍雇员伊凡帮我拿行李。邵力子与我同时外放，我还记得我们是一齐接受外交部欢送宴会的。

值得一述是伊凡其人，他已六十多岁，胡惟德做驻俄公使时，伊凡已在中国使馆服务，对中国忠心耿耿，会说中国话。他对我说胡世泽小时候就被他抱过，此时胡本人已当驻瑞士公使，后来我问过胡世泽是否确有其事？胡回说不错。

在莫斯科，第一天晚上我住在专门招待国际旅客的旅馆中，第二天邵力子以外间特务多，派人接我到大使馆内住。他比我早一个多月至莫斯科，与其夫人傅学文一向是亲苏分子。《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邵力子居然也因此转过来捧希特勒，足见其亲苏之热烈程度。尽管如此，他到莫斯科一个多月后，史达林尚未接见过他，夫妇两人天天在大使馆内玩扑克牌，亲苏派竟然落得此一下场。

那时，莫斯科有一农业展览会，据说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也去参观，未必见得有多了不起。此时的俄国农民比起我第一次赴德途中所见到的，当然已大有改观，但亦仅止于温饱而已。

此时波兰已告沦陷，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改经波罗的海三小国到柏林。波罗的海三小国除立陶宛外，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比较亲德，德国移民于此者颇夥，是以与德国关系密切。我在爱沙尼亚首府雷伊卡城住了一夜，此时俄国红军已便装荷枪，兵临雷伊卡城下，街上行人皆面无表情。我还记得那天是星期六，我住的旅馆中照常有舞会，不过每个人的脸上已无往常的笑容了。后来我在雷伊卡城中买了两种纪念品：邮票及银器。此套邮票后来邮送给邵夫人傅学文，银器则到德国后分送给来往的妇女。

P51-54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从建所至今，几十年来共采写和出版了二百余种“口述历史”。近代史所的学者制定了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并进行采访和撰写，使类似史料层面的“回忆录”和“纪实”，上升为可供专业人员研究的“口述历史”。他们的访问对象涉及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人士，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研究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口述记录。

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是上述二百余种“口述历史”的精选集，也是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点引进出版项目。本系列以简体字出版，对原书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原版本的丛书弁言和前言，介绍了该丛书的缘起、价值和意义等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该书访谈对象的某些政治立场、观点和看法，我们并不认同，但为了保留史料，便于参考研究，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中对我党我军的诬蔑性语句和称谓进行了中性处理，内容仍保留原貌；个别之处，有所节略；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使用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台湾当局及相关机构、职务等，加以引号。本系列图书供近现代史专业读者参考使用，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书中的一些内容。

九州出版社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