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塞普特的《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精)》给了当代读者又一次近观伟人的契机，历史是全世界的，英雄是无国界的，通过铺展开来的细节，通过篇篇沉寂历史的书信，古斯塔夫·塞普特盘活了平行线相交的那一刻，也重新演绎了戏剧性的过去，重塑了歌德，也鲜活了拿破仑。本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热捧，多次再版，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歌德像水墨画中的一点丹红，无数杰作在笔尖流淌，是普鲁士民族孕育出的优雅种子；拿破仑像是历史长空中一颗璀璨的星，樯橹灰飞烟灭，但他的名字和身影却镌刻在了历史的高墙，是法兰西民族培育出的英雄。他们之间的碰撞必然擦出火花！

1808年10月2日，两位书写历史的伟大人物：歌德和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会面，开始了两位天才的之间的对话。在古斯塔夫·塞普特的《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精)》这本历史著作中，作者通过描述这两位世纪伟人会面的历史，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全景。这是一本很好的关于歌德的书籍，同时也是一本文化历史的珍品。

第一章

 驻守弗劳恩开阔地旁歌德故居的士兵

 1806年的魏玛：与拿破仑失之交臂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章

 莱茵联盟的德国人

 在通往皇帝的路上：读物、讨论、文学创作

第三章

 “您是位男子汉大丈夫！”

 在埃尔福特与魏玛的会见

第四章

 “我的皇帝”

 法兰西帝国的作家

第五章

 世界汇编

 提高了的见识：老年歌德对拿破仑的纪念

后记

附录

 注释

 原始资料来源与文献

 人名索引

这听起来像一个借口托词。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歌德对沃伊格特说的“老毛病”以及沃伊格特不得不理解为熟知的肾病犯了这种内容仅仅是个借口，还是歌德在“那些可怕紧张的日子”中真的被如此痛苦的病痛折磨得失去了战斗力。这是不能排除的，甚至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歌德在年终时写给蔡尔特和卡尔·奥古斯特的信中不明确的说法也没有办法解答疑惑：歌德逃避了，正如他在一生中总是逃避不利局面一样，尤其逃避所有他最亲近人的葬礼。而当我们读了歌德10月31日写给远方的谢林那封回顾“那些可怕的紧迫事件”的信件时，我们又会质疑：“我的健康几乎没有动摇，自从我从卡尔斯温泉镇回来，我就一直感觉很舒服，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状态。”这种说法与他10月16日用铅笔写在那张便条上的戏剧性告病很难吻合。那么，歌德这一天是真的病了，还是他逃避了一种心灵上的苛求?

假如是后者，那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歌德这位德国最著名的作家，可以推测，拿破仑皇帝知道他的名字，然而，歌德这位大作家却要作为战败者，作为乞求者出现在拿破仑的面前(s．30)；歌德肯定能想到，拿破仑和他打招呼时可能不会收敛他恼火与倨傲的态度，正像皇帝前一天傍晚在宫殿的台阶上与公爵夫人打招呼时那样。倘若如此，那就不会有恰好两年之后在埃尔福特进行的自由对话：在埃尔福特，他们所处时代的两个伟人按照几刻钟的时限彼此交谈。歌德可能担心他的房子出问题，他可能也感觉身体不适，然而，他也尤其可能没有兴致面对这种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汉斯·提姆勒关于“失灵”的说法说到了点子上，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歌德的缺席并非决定性的，因为最终魏玛的命运并非依赖于他的干预。法国士兵对魏玛城的劫掠已经结束，在一位鞋匠公开地跪在正启程的皇帝拿破仑面前之后——这一幕情景马上被画家用彩绘的形式永远固定下来。

可是，歌德这样至少少了一幅有趣的印象。与同事沃伊格特不同，也与朋友蔡尔特不同，歌德还无法亲眼看到五年来在欧洲大陆纵横驰骋的那个男人。撇开受到侮辱的公爵夫人不谈，被打败的魏玛人不是不能接受拿破仑本人的，不仅有总会被打动的代办米勒，而且还有呆板的沃伊格特，他给爱诽谤他人者波伊提格尔写信说：“自从我(10月16日)与冯·沃尔措根先生拜谒他以来，他美丽的眼睛让我更加信任他，我对他的信任从来不会被削弱。”①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这样的一句话是否专门写给尽人皆知的拿破仑信件监督审查部门的。

抑或歌德在这些日子以来已经从更远的距离见到了拿破仑?这个问题简直太吸引人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不去探究这个问题。10月15日的日记写着：“由于皇帝抵达而到宫廷去。”歌德日记的批评评论者为此引用了魏玛宫廷的日志，即宫廷每天记载的内参资料，说皇帝及其“身边亲近的人”(Entourage)“在四点左右”到达王宫，还有其他诸多状况。然后上面写着：“尊贵的公爵夫人殿下(serenmissima)(原文如此)与在场的女士们和先生们……特别是为魏玛公国效力的宫廷侍臣们一起在台阶处迎接皇帝，并且把上文提到的皇帝陛下引领到大厅，(S.31)在那里，最高层的人物彼此告辞，赶赴他们的套房里。”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台阶情景的官方版本，当时，拿破仑先是具有威胁意味地与公爵夫人露易丝打招呼，然后把她冷落在一旁。我们很难想象，歌德会不知道这幕情景。当公爵夫人临去世时，歌德毕竟1830年2月10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特别提到“她用以抵抗拿破仑的意志力”。他当时“由于皇帝抵达”而留在宫廷中，他会因此而在事件的背后成为这丑陋一幕的目击证人吗?

P26-27

人民和仆从与征服者，

他们随时都承认：

尘世之子的至高幸福

仅仅是人格魅力。

——献给卡尔

19世纪末，(s．251)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他的著作《众神的黄昏》(GOtzen-Dammerung)中指出：“在一个并非现实地被思考的时代中间，歌德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一切与他有亲缘关系的事物都说是——他再也没有什么比一切‘现实的基础’(ens realissimum)，即所称的拿破仑更伟大的经历了。”研究德国诗人歌德与法国人的皇帝拿破仑会见的许多思想家和小说家都停留在尼采这种认识轨迹上。瓦莱里(Paul Valery)于1932年在巴黎大学(Sorbonne)发表的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到，歌德与拿破仑在埃尔福特的会见成为一种魔幻的、 “浮土德特征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一个完整的世界帝国似乎在说话：请你停一停。完美的业绩遇到了一个男人，“也就是说：万物的一个尺度。”“作家那神奇美妙的大眼睛捕捉到了皇帝的眼神，拥有许多生命的人和拥有许多幽灵的人互相结识——或者彼此重新认识。”

无论在这里彼此相遇的这两个人物应该被怎样称呼——最普遍地被称为“权力”和“精神”——脱离时间和地点等具体状况的总是优势，1947年保尔·汉卡莫尔(Paul Hankamer)说：“对于他(歌德)而言，拿破仑是第一位他直接看到的具有神话特征的人物形象，歌德不可能把拿破仑理解成别的人物。”这也适用于汉斯·布洛姆贝克(Hans Blumenberg)对歌德的神话研究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探讨，歌德这段研究只知道一个唯一的瞬间：在拿破仑之前和在拿破仑之后。1806年在这里发生的突变通过“现实”中的拿破仑闯入魏玛美学的领域而进行：布洛姆贝克认为，在歌德的自我感知中，普罗米修斯这个人物漫游到了法国人皇帝拿破仑身边。在世界各种力量达到平衡这种多神论的想法中，歌德克服了其早期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苛求， (s．252)并且通过在皇帝的眼神前“忍受”而赢得了新的把握。

这种描述并不敢涉及如此高的职位。如果这种描述跟随的是某种启发，那么就是跟随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 924年提出的问题：歌德眼睛看着欧洲地图——时而看看英国，时而看看俄国——他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拥护大陆皇帝拿破仑呢?人们是否必须把歌德感知中的拿破仑特征同法国人的特征分开，就像歌德本人区分弗里德里希大帝身上的弗里茨特征和普鲁土人的特征那样呢?在我看来，彼得·哈克斯(Peter·Hacks)的观察也具有启发意义：“强者的强大表现在他没有能力成为易怒的人。”歌德在1806年之后的行为也是被这样描述出来的。而且：“在最进步、最宽容的人群中间，拿破仑是悲惨可怜的。他和歌德一样，一己之力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反对所有人，怀有一种乌托邦的一面。”然而，在这里，哈克斯也表达了英雄具有的相似特征：“自从拿破仑以来，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物，歌德认为，这个人物与他自己一样是决定性的、权威性的。在此期间，有了两个提坦神。”这时，这种观点就很容易理解了：《潘多拉》中的普罗米修斯就是拿破仑；而艾皮梅托斯就是歌德本人。但这无法得到最终的证明。历史学家会比诗人和文学研究者更害怕完全精确地证明歌德的头脑中考虑的内容是什么。

事实上，我这本书的研究是附带的。2006年，我在克里斯蒂安娜·蔡勒(Chirstine Zeile)的启发下读了塔列朗写的回忆录，并且在他的回忆录中读到了埃尔福特会见，我觉得他的描写比歌德自己的说法更加生动，更加诙谐。于是出于本能，我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被伯恩哈特·苏凡(Bernhard Suphan)、奥托卡尔·洛伦茨(Ottokar Lorenz)和路德维希·盖格尔(L,udwig Geigel‘)详细地解答过了：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事。但是我不久就深入素材，为的是证明，尽管两个人会见的许多重要事实早已为人熟知了，但迄今为止，针对具体状况的描述还很肤浅。尽管有安德里阿斯·菲舍尔(Andreas Fischer，1898)、艾德温·雷德斯洛普(Edwin Redslob，1944)和彼得·贝尔格拉尔(：Peter Berglar)写的富有启发性的随笔，尽管有日耳曼学研究的无数成果，但难以置信的是，重点依然是：在路德维希·盖格尔(Ludwig Geiger)1897年写的《老魏玛》(Alt—Weimar)和托马斯·曼(’rhomas Mann)19398：写的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中，你可以找到最为冷静的评判。(s．253)其原因可能在于，自508：代以来，对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政治通信的编辑工作适逢外交史文献资料难以获取的状况。这一切都使我觉得c．H．贝克出版社的总编审戴特莱夫·菲尔肯(DetlefFelken)在2007年初给我提的建议非常有吸引力：为了纪念1808年10月2日这次埃尔福特会见二百周年，描述一下歌德对拿破仑的看法。

这本书出版以后成为一本小说而不是文学阐释。这二者虽然难以被分开，在仍然意味着区分明确。我在写作过程中随时与充满热情的歌德读者谈论我的主题，这时就会马上打开敞开广阔的含义地平线，得出最丰富多样的关联和共性。倘若我遵循所有这一切，那就会意味着写一部内容比这广泛三倍的、完全不成形的书。而我更看重的是，尽可能地把许多经常和不太经常被引用的歌德的话放置在时代运行的地方，即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少数例外被仔细认真地考虑过，并且通过重复引用又被平衡。只有在“谈话”本身的文本中，即使无法被人理解，也忍受着这个原则。除了歌德的想法以外，我对歌德的知识水平及其个人的经历也很感兴趣。外在的状况、抢劫、进贡和戏剧演出肯定会让一位历史学家感觉很值得关注，就像普罗米修斯或者魔性都值得关注一样。当然，此处不应该与一种闻所未闻的敏锐的文学研究同日而语，也并非要同狂热的歌德爱好者心中丰富的突发奇想进行比照。倘若我成功地在一个非同寻常的背景中展示诗人歌德，比如，把他当作根茨、塔列朗和梅特涅关注的同时代人，或者当作奥地利皇后以及拿破仑的一个胞弟的朋友，那么我就达到了我的目的。

最后，我要非常快乐地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贵人和朋友。戴特莱夫·菲尔肯带着极大的信任和非凡的耐心陪伴着这本书。倘若没有延斯·比斯基(．Jens Bisky)、(s．254)洛塔尔·米勒(Lothar·Mtiller)、约翰内斯·萨尔茨维德尔(．10hannes Saltzwedel)、盖尔哈特·舒斯特((]erhard Schuster．)、米歇尔·施托莱斯(Michael Stolleis)和约翰内斯·维尔姆斯(Johannes Willms)无私的支持和意见，我就会无法回答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我得以继承盖尔哈特‘舒斯特在魏玛的个人参考藏书，这从一开始就像魔法一样把真正的精神带到我的书房里。我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地狱般的恐怖景象中遇到了一位保护天使，这成为一种被拯救的经历，这次经历让我真诚地感谢罗伯特·蔡普夫(Robert Zepf)。在建立参考书目方面，图宾根的亚历山大·高勒(AlexanderGoller)提供了无价的帮助。

然而关键是，卢卡·鸠里安尼(Luca Giuliani)和沃尔夫·莱普尼斯(Wolf’Lepenies)支持我，邀请我到柏林科学院短期做客，没有半点官僚作风。而且《南德意志报》编辑部成员库尔特·基斯特(Kurt Kister)和托马斯·施泰因菲尔特(Thomas Steinfeld)表现出了宽容和友善，允许我到科学院去。我衷心感谢科学院为我提供的全新的柏林体验：亲切、高效、使人充满活力激情的交流，还有无噪声的自由和出色的饮食。我还应该把这本书归功于科学院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友好态度，我在此仅提到他们中的代表——盖塞纳·伯托姆利和菜茵哈特·迈耶尔一卡尔库斯——在一份后记里，我根本无法充分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无论格鲁纳森林庄重的精灵如何评价这个结论：对于我而言这是美妙的半年。如同身处天堂乐园，在科学院的逗留却只投下唯一的一道阴影：所有的不足我都必须归咎于自己。

古斯塔夫·塞普特

柏林200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