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阅读温迪·雷瑟著的《我为何阅读(探索读书之深层乐趣)(精)》，读者可以对文学有进一步的了解，譬如怎样去分析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赏析情节是如何展开的，感受宏大和私密带来的美学体验，判断作者叙事是否可靠，等等。除此之外，本书的一大亮点是作者点评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涵括从古到今、从英语到其他语言的各种文学作品，甚至覆盖了被认为难以登大雅之堂的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

作者温迪·雷瑟从自身丰富的阅读经历出发，探讨为何阅读这一问题。其答案是乐趣，而每一个人都能从阅读中获得乐趣。《我为何阅读(探索读书之深层乐趣)(精)》从角色与情节、作品空白、新颖、影响力、宏大与亲密、别处等角度入手，挖掘了可以怎样从阅读中获取乐趣。

译者序言

序言 我为何阅读

第一章 人物和情节

第二章 书中的空间

第三章 创新

第四章 权威性

第五章 宏大和私密

第六章 异域

第七章 未完之结论

后记 谈谈实体书

带来阅读乐趣的一百本书

人们无法判断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这样的非虚构小说是否也能如此长盛不衰。也许不能，因为很少有文学作品能像《一个温和的建议》那样一直流传。我不会因为这原因就打算批评卡波特与梅勒。因为他们创作适合自身时代的新文类的努力是一种勇敢尝试，令人钦佩。也许不无巧合的是，像斯威夫特的散文一样，这两本小说也是关于谋杀的主题，此类主题常会让我们混淆谎言和事实。

从时间的顺序来说，《冷血》先问世，但一直在陪伴我的却是《刽子手之歌》这部伟大作品。我对梅勒的深深喜爱之情超越某一单一作品，涵盖了其大部分的非虚构作品。个中原因我无法解释。我对战争、拳击、玛丽莲·梦露或者古埃及等题材并无太大兴趣，对展示肌肉暴力和性能力的装腔作势的作品也缺乏耐心。但是梅勒的声音里有我一直喜欢的东西——它不是虚构文类的声音(那种声音常以其天然去雕饰打动我心)，而是散文和非虚构文类作品曲曲折折、唠唠叨叨、尖锐刺耳、自我解嘲的声音。他在非虚构作品中和在虚构作品中一样疯狂(看看他有关癌症或者关于血腥复仇的公共需求的古怪理论)。但在回忆录、随笔和政治描写中，这种疯狂却蜷缩在散文体的背后，不为我们所了解。一个好的诺曼·梅勒的句子是复杂的艺术作品，可有多重解读，但其核心机制却简单明了：它是一面双向镜，我们能注视他，他也能反思自己。

《刽子手之歌》有一奇怪之处：它能成功地把握住这种反射特征中的一些东西，即使作者完全在书中消失(这可能是在他非虚构作品中的第一次消失也是唯一一次)。在这个例子中，双向镜主要为我们而设。如果我们足够警觉，就可以窥到它反射给我们的贪婪、道德沦丧的自我，即使我们在讨论以下著名的事件时：1976年加里·吉尔摩犯了谋杀罪，媒体围绕着他的处决进行了报道。但是这种反射出来的自我并不能完全反映该书的价值以及它的魅力。梅勒充分尊重事实和历史，并根据真实人物创作出令人信服的文学人物，这使得《刽子手之歌》成为了成功的叙事艺术作品。但这并非如你想象那般简单。你只要读一读有关凶手或者庭审的那些新闻报道，就会懂我的意思。因为在大多数例子中，我们都只是得到——如果能得到——人物的点滴信息、短暂叙述或单一描写。正如珍妮特·马尔科姆所言，只有小说家能真正知道人物的全部内心世界，而非虚构作品的作家只能猜测。

像诺曼·梅勒一样，马尔科姆笔下的新闻人物(这类作家为数不多)在小说中很丰满。但是她的声音和梅勒截然不同，梅勒的声音高亢激昂，马尔科姆则抑郁阴沉。如果说，梅勒亲自出现在他所描写的每个场景中(《刽子手之歌》纯属例外)，她则倾向于身居暗处，仅断断续续地现身。(我想，《山林中的伊菲吉尼亚》也是同样例外，这是她唯一一次将自己置身于戏剧舞台之上。)  我怀疑他们吸引我的原因相类似，这可能与我们三人均对谋杀故事痴迷有关。这种痴迷与吸引百万读者阅读悬疑小说的原因并不相同(尽管我也爱读悬疑小说)。梅勒和马尔科姆满足了读者不同层次的好奇心。悬疑小说中的悬疑成分某种程度上淹没在了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或者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像在《刽子手之歌》或《记者和凶手》等书当中，甚至为什么会发生凶杀也相对的模糊，这些书的部分特点是我们无望找出极端暴力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作为真实人物开始出现的，看起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犯下这些罪行：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给我们以满意的解释。但我们仍然极度渴望知晓。

P66-68

英语文学在英语国家的大学成为一门学科，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这种建置在繁荣学术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在不少博士论文，都要强调“方法”，考官首先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拿得出铮亮的理论装备，好像没有那些便于操作的词汇，就有辱英文专业的门楣。结果出现两种弊端。一是略知门道的读者只需浏览序言，就可以大致推知结语，期待中的阅读的愉悦，只得放弃；二是体现专业性、学术性的词汇，往往过于抽象。特里·伊格尔顿在讨论理论之热的得失时曾引用一段妙文，读起来高深，却不知所云，几乎是英语的变种。这些词汇中特别流行的（如“后现代性”）大而无当，像迷宫一样，作者在里面兜圈子，论文做得吃力，读者也叫苦不迭。这种情况，在其他语种里也存在。

研究文学的人多了，然而很多论述文学的写作却为了“艰深”而疏远普通读者。20世纪中期，一些批评大家的文章在非专业的读书界影响很大；而现在的“学术”与公众越来越远，要通过“学院派写作”来亲近文学，希望是不大的了。于是我们想到，还是要请作家来谈文学，因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读者是普通读者，他们使用的语言，读起来也不会拗口，经验之谈中有着出入意料的洞察。

约翰逊博士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受人敬重的人物之一，他在为诗人格雷作传时曾说，普通读者的识趣未被文学上的偏见所败坏，他很高兴与这样的读者意见相合；诗作能否传世，固然与诗人的学问和诗艺相关，但最终将取决于普通读者的常识。弗吉尼亚·伍尔夫深爱这段文字，她还把“普通读者”用作自己评论文集的题目。伍尔夫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指出，约翰逊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读者，文学上的修养并不是很高，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她出众的才能。他／她读书纯粹是为了自娱，绝不是为了积攒知识，以便向学生传授，或纠正别人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出现一股理论热。王佐良先生感叹道：“在各种理论之风不断吹拂的当前，回到约翰逊的‘常理’观是需要理论上的勇气的。”这常理“不是纯凭印象，而是掺和着人生经验和创作甘苦，掺和着每人的道德感和历史观”。这种文学批评“具体而又不限于技术小节，有创见而又不故弄玄虚，看似重欣赏，实则关心思想文化和社会上的大问题”。约翰逊深知人生的难处与矛盾，他的思想温和而实在。说来也巧，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中，约翰逊是唯一入选经典作家的批评家。布鲁姆认为，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还难有与约翰逊比肩者。与当今“憎恨学派”的“性别崇拜”和“族裔鼓噪”相比，约翰逊的批评实践体现了“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而这种陌生性恰是原创性的标志。布鲁姆偏激，这可以不论。

约翰逊和伍尔夫也从事创作，作为“名作家”，他们谈文学的文字至今魅力不减。译林出版社的这套“名作家文学课”丛书颇有发扬光大“常理”之意，同时也肯定当代各种以理论见长的专著的杰出贡献。我们精选了一些现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请他们来上文学课，让读者通过他们的书信、演讲和随笔来亲近文学，感受文学。相信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不断邂逅“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

谈谈实体书

在我面前，有一幅刊在2012年5月7号《纽约客》上的漫画。画中有一位年长的学者，也许是修士，或者是抄写员，他留着长长的尖胡子，戴着毛皮嵌镶的瓜形帽，坐在粗木桌子前，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抄写员，后者得意洋洋地双手交叉在胸前。老者正在查看那个年轻人带给他的东西：一本皮面装订、封面有钩扣的书，他似乎正要翻开。“很好，”年迈的抄写员说道，“但只要有读者，就还会有卷轴。”

不知道年轻人会否觉得它有趣。我觉得它是板着脸孔讲的笑话——不是让人开怀大笑、满地打滚，而是有针对性的幽默。这个玩笑是对我的取笑。它宣告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的终结，其使用的语气和我以及我大多数朋友的语气一模一样。我们确信，书籍就其本身而言，永远不会过时。但是现在很多人转向了新技术。我们相信这些充盈房间、充实我们生活的珍贵物品将会存在下去。毕竟，如果没有了它们，其他人，甚至那些身处未来的不可知的人如何生活下去？

在我的房子里有一间充满书籍的5-间，它很壮观，我称之为“图书馆”；各种精装书都已经装不下，我将它们分散到其他四个房间和地下室里——百分之五十的藏书已经放进黑暗的地下室。我丈夫不会再去阅读纸质书。他是所有新技术的追随者(我们经常称呼他是“神探加吉特”，这是我儿子小时候一个十分著名的动画人物)，只会在Kindle或者iPad上阅读图书。如果我买了一本新的悬疑小说，自己看完后推荐他看，他不会去读放在家里的免费书。相反，会另外花费9.99美元或者12.99美元去买一本电子版，如果买不到电子版他就会看其他书。假如我给他推荐的书是老书，没有版权，可以免费下载，他会很开心，这不仅因为他与生俱来的节俭性格，还因为他喜欢十九世纪的小说。无论如何，明显他不喜欢厚重、蒙尘、不会发光的实体书，与此同时，他对非纸质书籍情有独钟。他就像加利．施泰恩加特未来小说《超级哀伤的真实爱情故事》中的人物，认为实体书味道太难闻。

男一方面，我却觉得书很好闻。有时候，我在互联网上订了旧书，当它们邮寄过来之后，我拆掉包装，倒杯红酒，惬意地坐在椅子上，然后打开封面，在阅读之前闻闻它的味道。我总觉得书的味道中．有种厚重感、质地感、容易翻页感，黑色的字嵌在书中，仿佛可以用手指感觉到，尽管事实上是无法感觉到的。

好吧，我是一个有恋物癖好的人。但我并不是那种整日流连在古旧书店，花几百美元甚至几千美元购买孤本、善本或者其他难以获得的书籍的人。关于实体书，我倒意不在此，事实上，我有点反对过度将书籍作为具体的艺术品来衡量。我总是在想，书籍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它们都是大批量印刷，因此不存在“真迹”的问题。作家和油画家、雕塑家不一样，他既可以保留书籍，也可以给出去，因为我的书和你的、他的都是一样的。书籍作为艺术品具有平等的一面，这一点我喜欢。

就此而言，电子书也有平等性，但是作为艺术品，它缺乏厚重感。我不只是在讨论印刷的书有多厚或者多重(我承认，对于读者柔弱的手腕和疲惫不堪的包装工人来说，这也是印刷书的一个弱点)，更重要的是文字印到书页上的方式。当你阅读电子书的时候，可以通过触碰按键来改变字体大小和回看。对于电子书的读者来说，页码、从左到右的排序、间隔、字体设计等等都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只有暂时的意义，这些意义是由读者的阅读器来决定的。长度和位置都有无限的可变性。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显示在我的iPad上是875页，显示在iPhone上则有2933页。如果我再将字体大小变大一号，这些页数就分别变成了1030页和3647页。如果我再将字体也改变，比如说把Palatino字体变成Cochin字体，那么页数又将增加，分别增加到1284页和3995页(此外，根据所读过的不同字体，整个的阅读体验可能会有轻微或者重大改变)。

……

当然，也有一些选择让人觉得奇怪。这些例子中总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不仅仅是个人品位的问题，也是因为每个时期都有一些偏好，这些偏好在那一段时间内让人觉得他们的选择毫不古怪，看起来合情合理，甚至人们就是这样期待的。在1951年的时候，将约翰·马昆德、S.J.佩雷尔曼和奥格登‘纳什列入书单是合理的，但今天毫无疑问他们需要被剔除出去。厄斯金．考德威尔、达夫妮·杜穆里埃和多罗茜·帕克在书单中得到了体现——但事实上，他们被过度体现了，每个人都有两三本入选。尽管我是萨默塞特·毛姆和约翰·斯坦贝克的坚定支持者，但我还是想说他们的作品也收录多了。里面有海明威，但是菲茨杰拉德不见了；马克斯·比尔博姆出现了，但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却没有。一些奇怪的、现在看起来已经默默无闻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弗朗西斯·哈克特、埃米尔·路德维希、德米特里·梅里考斯基和亨德里克·房龙)也星星点点地散落其中，犹如一块块字迹模糊的墓碑。

这对于这一类书单来说是很正常的，如果列清单的人认真正常完成职责，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只推荐过去那些精心挑选、经过时间考验的书，并没有什么好处。阅读要保持生命力的话，就既要在其时间当中，又要跳出它的圈子。值得保留的新文学作品每天都在产生，那些被人忽视的旧作品也经常回来、重新印刷。但是以我们所处的固定历史位置，不可能期待知道哪些能经久不衰。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事物值得说能保证永远正确。任何书单，任何观点，不管在它的时代有多正确，都不会永远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值得在纸上尝试着去写(或者当纸张不再存在的时候，以任何有价值的方式尝试)。对我来说，像无畏、慷慨的“现代文库”这样的书单，一直不停剧烈变化，尽管有时候它也会有误判。关键是要勇于尝试——去分享个人和集体的智慧，去判断哪些有价值——然后，照着结果去做。在永不停息的“何为优秀文学作品”的讨论中，也许有些人的观点更为高明，但不用担心会犯错。

亨利·米勒出版其《我一生中的书》五十年后，温迪·雷瑟带来了一部同样属于私人的阅读回忆录……《我为何阅读》是一部当代的典范之作……而作者的直觉与其文学前辈无异。

——《经济学人》

这是一部阅读生涯回忆录，但更大程度上是在探讨文学技艺——宏大和私密的价值，犹如双刃剑的创新的两面性，人物和情节紧密相连的种种方式……

——《出版人周刊》

我们读一本这样的书，不仅要借其解开文学的DNA，而且要与一位才能在我们之上的人亲密交谈，提升自身的欣赏与理解能力。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文学智慧。

——《纽约时报书评》

温迪·雷瑟无所不读，她这部作品如同一位绝佳的向导，陪伴我们探索从高雅到通俗的图书。在本书中，她没有像写百科全书般沉闷直述，而是跟随自己的直觉，以其幽默、活跃和充满质疑精神的谦逊姿态，提出准确、发人深思的问题，表达睿智、内涵深厚的观点，做出出人意表的判断。其结果就是，为所有爱读书者奉上了一席盛宴。

——菲利普·罗帕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