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雨青曾去美国交流，到台湾交换了半年，深刻体会了留学开阔眼界的的重要性，所以想编一本关于留洋文人的书《民国时期的留洋文人》。

书中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思考留学如何改变民国时间海归文人的，他们为何留学？如何形成新的文化理念并著书立说的？回国后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思考前行的？也是给今天时代留学热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如今中国大学的好多老师，还在固步自封地排斥国外的一些东西，再将固执传给下一代的学生，作者觉得很惋惜，希望书的出版对社会是有价值的。

作者邹雨青通过她在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学习交流，深刻体会了留学开阔眼界的的重要性，故而想到编写一本这样的书。《民国时期的留洋文人》中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思考留学是如何改变民国时期留洋文人的，从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诸如以下问题：他们为何留学？他们是如何形成新的文化理念、并著书立说的？他们回国后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思考前行的？这也可以给当今的留学热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序言 邹雨青

辜鸿铭

“清末怪杰”

蔡元培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李叔同

“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

鲁迅

国士无双

陈衡哲

新时代的造命女性

胡适

尝试白话文的风雅先生

苏雪林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梁实秋

雅舍中笑谈世事人情

吴贻芳

智慧女神的“厚生”哲学

陈鹤琴

“一生为童稚”

郁达夫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徐志摩

在康桥的惊鸿一瞥

金岳霖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虚”

林语堂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朱自清

“性缓佩弦犹可急”

周厚枢

“知负笈尽多俊秀，更幼儿淑女兼收”

朱光潜

以东西方诗文谈美者

宗白华

赏介中国古典文化之美

冯友兰

“冯阑雅趣竟如何”

赵元任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冰心

心有琉璃色如雪

巴金

激烈的反抗者与诚挚的忏悔者

张若名

“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绿波”

傅雷

“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

钱锺书

“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

季羡林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主要参考书目

进士出身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1871年，4岁的蔡元培人家塾。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时，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两年后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1884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1889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1890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1892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37名）。

接触西学

1894年（光绪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他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甲午战争之后，受日本文化、维新派思想以及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蔡元培的科学思想进一步成熟。在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期间，蔡元培将自己的科学思想运用到科学教育之中，这是他服务于注重现代科学的新式学校的开始，也是他现代性思想的形成时期。

首先是借鉴日本文化。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思想家，蔡元培将接触和研究日本的科学文化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开始。甲午战争爆发后，蔡元培即开始阅读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这本书“日洋务，日财用，日陆军，其书不甚有条理”。这是蔡元培接受西方知识的开始，并由此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日译本中了解和认识了科学及其价值。自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终于冲破传统的藩篱，对西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求知欲，开始了由一位旧式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1897年，他决定设立东文书馆，学日文，以览西书。他后来回忆说：“是年，张君菊生设通艺学堂于琉璃厂，专修英语，而刘君葆良则设一习日文之馆于内城。我那时还没有习西文之决心，推想日文可速成，遂加入刘君馆中，不肯学日语，但学得‘天尔远波’等读法，硬看日文书。”蔡元培不仅自学日文，还注意在学生中普及日语教育。1899年，蔡元培在中西学堂任监督之职后，“又新增日文”，并表示“多阅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地窥见世界新思潮，对于吾国传统的学说，不免有所怀疑”。蔡元培学习日文的目的，就是要以西方的科学思潮来批判、剔除中国传统中的糟粕成分。

其次是戊戌维新派的思想。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的蔡元培，受维新派思想的影响颇深。他曾仔细阅读过严复所译的《天演论》。“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而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由此可见，《天演论》对蔡元培科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蒙作用。他撰写了一篇短文《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文中赞扬了进化论的观点，并简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蔡元培在评论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时指出：“《西学书目表》区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七品，甚便翻检，识语皆质实。《读书法》则取识语，演简为繁耳，未篇立意本正，而窜入本师康有为悖缪之言，为可恨也。”蔡元培尤其叹服科学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悖缪之言，为可恨也”，而企寻求真理，达到“识语皆质实”，最后的目的是创新。

P16－17

去年8月，我乘飞机赴台湾交换学习。飞机从南京起飞，不断升高，穿破云层。机舱里的乘客有的睡觉，有的谈天，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飞机开始降落，随后安全抵达台北桃园机场。

我在乘机时，闲来无事便看起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其中有一段描写方鸿渐从法国回国时乘坐邮轮的情景描写：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

这让我不禁感慨，1937年的留学，和今天的留学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啊。我们今天，乘坐十几小时的飞机可以从北京到西雅图；而民国时期的留洋文人远赴异国求学，需要乘坐几个月的渡轮，经历海浪颠簸的辛苦，随时会有遇到海难的危险，而与国内的亲人朋友音讯全无。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为何他们甘受如此之艰辛赴异国求学？支持他们这样做的信念和动力又是什么？……

而后在台师大交换学习的经历中，以及之前在美国短暂的十几天交流生活中，我深刻体会了留学对于我个人开阔眼界、更新思想的重要性。这时我开始对中国的留学历程产生兴趣，并对我一贯崇拜的那些民国文人的留学生涯关注起来。

中国人出国留学，若从1847年容闳赴美算起，至今已有168年的历史；若从1872年清政府正式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也长达143年。100多年来，中国人出国留学从涓涓细流到洪波巨浪，曾经跌宕起伏、几起几落，折谢出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足迹。

1847年，当容闳随着美国传教士赴美留学的时候，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那时，国人对海外世界因茫然无知而充满恐惧，出国留学更属史无前例。出门在外者，未来命运如何走向、是祸是福，难以预料。而容闳在外国传教士的资助下，毅然赴美求学，最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但容闳当时的感想，与其说以自己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自豪，还不如说是因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痛楚。这种痛楚是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沮丧和苦恼。他回国后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使更多的中国青年像他一样出国留学，将西方的学术文化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若干年后，他的多方努力终于促成清政府同意选派官费留学生。

清政府最初选派的留美学生是120名幼童。这次虽然是政府官派，但当时国人风气未开，上层富家子弟仍然沉湎于考科举、入仕途，以至于费了很大周折才凑足120名留学候选名额。应选者大都是贫寒子弟。清政府要求这些出洋幼童的父母在保证书上画押，同意“疾病生死，各安天命”。试想，当时大户人家谁肯将自己的子弟送上这样一条不明生死的出国之途呢！由此也可见当时中国朝野视出国留学为畏途的情形。

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但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说，这120名留美幼童又仿佛是过早开放的花蕾，因为缺乏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最终沦为夭折的境地。由于清政府的顽固守旧，担心出国幼童适异忘本、沾染外洋恶习而离经叛道，遂将幼童中途撤回。

其后，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一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海军炮舰等技术。但当时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只让他们学习一些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制船造炮之类的技术工艺，回国后也只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技术工匠使用；不仅不鼓励，反而反对出国留学生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更无意将他们训练成改造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新型人才。在20世纪以前，中国国势虽已衰颓不堪，而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回国留学生甚至不能加入正途士大夫行列，而处于边缘位置。他们之中后来虽然涌现出了著名的思想家严复以及像詹天佑等少数著名的工程师，但这不过是清政府“种豆得瓜”的结果。就总体而言，这一代留学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的。

留学生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是20世纪最初20年间的事。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在全国推行一系列“新政”。其中之一是废科举、兴学校，奖励出国留学。在政府的倡导下，青年学子纷纷买舟出国。一时间，中华大地迅速掀起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留学生也从此时来运转。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留学国主要是日本，留日学生占出国留学人数的90％以上。究其主要原因，是留学日本“路近，费省，文同”。这个时期，留学专业多集中于政治、法律等学科。留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极强，许多人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民国建立后，他们又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但这一代留学生的专业造诣有限，不少人刚刚步出私塾书院之门便踏上了出洋渡海之舟，出国后大多只接受到粗浅的初等教育，真正进入外国大学学习的极少。

……

这本书是“集众家之所成”的结果。在正文后所附的书目，是我主要的参考资料来源；另外还引用了10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和学者、评论家的语段，在此就不列举全部了。在对于某些人物评价、轶事经历等具有争议之处，我加入的一些一己之见，或许有不成熟和有欠客观的地方，还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另外，我在本书中穿插了一些教育心理的原理、启示，通过教育学、心理学的经验和方法分析留洋文人的早期教育”经历、留学对个人的影响及其与日后取得成就的关系，是我认为写作本书的一大价值所在。我采取“纪传体”所写的26位文人，将时间跨度设定在从幼年到人生后期；将大多数重点记叙、论述了其幼年、青年时期所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出国留学时受到的新式文化和思想观念，学成归来后由之前所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出国留学教育的影响而后所做的在其相应领域的成就等。虽然题目定为《民国时期的留洋文人》，强调“留洋”，但并未将过多笔墨酌于各个文人在出国生涯中的衣食住行、交游受教等各方各面的冗长记叙中。我只是择取了文人出国留学时反映其思想、观念变化的部分，并对其做了一些浅层次的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相关的分析；同时加以幼儿、青年时期的经历（这些经历是如何塑造此人的性格、人格的？这些受教经历是怎样潜移默化地促进其留学的想法的？）和学成后取得的种种成绩（出国留学经历让他／她原先的思想产生怎样的变化？他／她又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思索前行的？）。

最后，感谢家人的支持和鼓励，这是我做好一切事情的最根本动力；感谢小学作文班的张建军老师，他从不设单一命题、鼓励我们自由发挥想象的作文教授方法，让我产生对写作和阅读的兴趣；感谢我在扬州中学遇到的知己和朋友，常常站在校园里的某处投缘地倾谈理想、激烈地辩论看法，让我始终觉得思考是一件美好的事；感谢文科班的同桌杭婧，在校时我们互相用言语激励，上大学后仍然通过书信共勉，提醒我不忘初心。最要感谢的是编辑薛媛媛女士，若非有您的赏识和推荐，我可能还在投递文稿的过程中寻找与摸索。

2015年8月28日

邹雨青于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