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霉味。一踏出机舱，便迎面扑来一股熟悉的潮闷气息。记忆中只有黄梅雨季才有这味道。现在已是8月，早就过了黄梅天，可霉气仍消散不去。它无所不在，沾在人们的衣服上、头发上、机场的墙壁上、免税商店的货架上、出租车座椅的套子上……上海像一只发酵的蒸笼，每个人都是里面长了霉的米粒，那些摩登光鲜的俊男靓女也不例外。
这个发现让我感到不安又亲切。大脑告诉我，故乡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光洁的、明亮的、时尚的、后现代的、令人骄傲的。而感官却告诉我它就是这样的——我又闻到小时候梅雨天的墙壁，长着灰绿斑迹的墙壁，“出着汗”散发着熟石膏味的墙壁。我本能地抗拒着这股气息，同时又贪婪地呼吸着它。
我是8月7日午夜到上海的。不愿打扰年迈的姨妈姨父，我告诉他们次日早晨才到，当夜便住进了南洋酒店。到酒店已近凌晨两点，由于时差怎么也睡不着，便起身到楼下的酒吧小坐一会儿。
这家叫面具的酒吧很有名，许多不住店的客人都慕名而来。露天花园开着。我挑了个树边的位子坐下，叫了杯白葡萄酒。空气里是上海夏夜一贯的黏稠，夹杂着墨绿色植物的气息。夜风间或拂来，吹淡了空气的浓度，让人觉得这夜还不至于闷热得不堪忍受。
树丛中传来隐隐约约的蟋蟀叫声，此起彼伏，抑扬顿挫。这声音仿佛来自前世，那么遥远又那么亲切。我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听到蟋蟀叫了。至少有十年了吧。这十年里我也回过国好几次，可不知为什么总没赶上这个季节。十年前，我在上海，为什么也不记得有蟋蟀的叫声？太忙，还是太疏忽？蟋蟀的鸣唱似乎停滞在童年，停滞在那些个无所事事，凉意渐长的夏末秋初之夜。我以为这些小东西早就灭绝于城市了呢，可它们仍顽强地活着，仿佛在冥冥之中提醒我，到家了，永远也不会再离开了。
对面桌上一个男人的墨镜映着烛光。我一直在研究他。他的鼻子和嘴说不出的熟悉——狮子鼻鼓而大，却配了张小巧饱满的桃花嘴，使这张脸看起来既严厉又温和。他好像也在观察我，但我说不准，因为看不见他的眼睛。为什么这人在黑夜里还戴着墨镜？他的位子在路灯下，蚊虫在他头顶盘旋舞蹈，但他似乎并不介意，或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穿着件真丝衬衫，灯光下呈现出青紫色，衬衫领口敞开着，颈上系着条红线，也许挂着玉石护身符之类的东西。看样子他约莫四十岁，像个款爷，估计是开饭店或做水产品生意什么的。在哪里见过他吗？想不起来了。可为什么那么面熟？
正在我挖空脑筋猜他是谁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把杯中的饮料仰头灌到嘴里，转身走了。我决定不去想他到底是谁了。如果我真的认识他，他的名字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蹦出来。更有可能的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那只是个多年前擦肩而过的陌路人而已。
一阵马达，一辆火红的法拉利慢慢拉过身边，那人坐在里面。车尾牌照上醒目地写着“沪A88888”，上面一行“FUK U！” 该死的时差，第二天我睡过了头，说好一早就到姨妈家的，到那里已是下午王工作时薪水并不差，至少拿到中国来还算丰厚。但姨妈姨父一辈子节约惯了，即使你告诉他们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他们仍固执地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最后免不了揪心一番。
姨妈是个温柔细心的女人。她很关爱我，有时我甚至觉得她爱我胜过她爱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的表姐。姨父是个沉默和善的男人。他戴着一副眼镜，长年累月把脑袋凑到一摞稿纸前，背因此有些佝偻。小时候我以他为荣，因为他会把越南话和中国话颠来倒去地说。听姨妈姨父说，他们是在越南读书时认识的。小时候我总想像着他们俩坐在热带的竹楼上，挥汗如雨，勤啃书本。如今他们早已退休，闲在家里，一天天过得漫无目的，却也逍遥惬意。
吃完饭，姨父切开个西瓜。
“吃不下了。”
“今天立秋，一定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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