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世家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浸润着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有着鲜明的特色。近代东至周氏家族由周馥开始，下沿数代，他们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将自己融入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家族中有政界显要、民族实业家、建筑设计专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作家，等等。

王忠和编著的《世代儒风绵延久——东至周氏家族文化评传》历数周氏家族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讲其命运，究其因果，在一幅生动的历史长卷中展示了儒风绵延下一个家族历经的沧桑起伏与整个社会风貌的内在联系。

王忠和编著的《世代儒风绵延久——东至周氏家族文化评传》介绍了安徽东至周氏一家，从周馥开始祖孙四代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周家文风绵延百年之久的文化成因。周馥一生跟随李鸿章辗转南北各地，经历了许多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重要人物。其子周学熙历经政、商两界，为中国现代工业发展贡献良多。周叔瞍是新中国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著名的企业家。周一良则是著名历史学家，著作丰富。书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周馥、周学熙、周叔弢、周一良等人的主要活动轨迹，分析了他们对国家、社会做出的贡献。另外，作者还介绍了周氏家族其他主要成员，试图从周家长久以来文风不堕的现象入手，探索中国儒家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全面展示周氏家族成长历程、文化特色及其成因。

第一章 一品监生天下步——周馥

 一、家学传承

 二、“浊流”不浊

 三、治理水患

 四、参与新政

 五、进退有据

 六、方面大员

 七、不事民国

第二章 两任总长理国财——周学熙

 一、科场蹉跎

 二、另辟蹊径

 三、直隶新政

 四、两任财长

 五、晚年

第三章 儒商从政藏书家——周叔弢

 一、儒学为本

 二、实业救国

 三、从政为民

 四、拯救文化

 五、养生有道

第四章 原来毕竟是书生——周一良

 一、家塾出身的大学者

 二、从东方走到西方

 三、蹉跎岁月

 四、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五、终于找回了自我

第五章 周家代有英才出

 一、周馥的其他子女

 二、周学熙的儿子们

 三、周叔弢的兄弟子侄

 四、周一良的弟妹们

 五、穆旦——查良铮

第六章 周氏家族文化的特色及其成因

 一、士大夫之家

 二、徽州理学之家

参考书目

四、两任财长

1.整饬财政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唐绍仪内阁组建三个月之后，因和袁世凯意见多有分歧，便于六月十五日留下一纸辞呈，不告而别，去了天津。七月，袁世凯任命周学熙为新内阁财政总长，周于八月到任。九月，周在向国会报告财政方针时，提出“欲谋国库之充裕，必先谋民富之增加”，即整顿财政和发展经济并举。

（1）治标方法——改革税制。周认为当前税制的不合理在于穷人纳税过重，而富人纳税偏少，甚至不纳税。周参照西方和日本的税法，改革这种不合理现象，尽量做到公平。

另外，针对各省经常截留国家税款的弊政，提出合理分配国家和地方税款的办法。由于税法改革的成功，“民国”二年国库增收五百多万元的岁入。

（2）治本方法——发展生产。周学熙认为，改革税制只是做到收税方法的合理化，可是更关键的是增加税源，这才是治本的方法。所以他提出开发、保护产业，即从国家预算中提出十分之一的资金开发矿产、石油、码头、铁路、纺织业，等等。其他，还有发行公债，设立国家银行等提议。

只可惜，没等到他的抱负实现，二次革命爆发，一切计划归为泡影。

2.善后借款

民国甫一成立，继承了清政府的烂摊子——民生凋敝，国库空虚，外债高筑、财源枯竭。不但庚子赔款要照付，且辛亥革命之后各省独立，停止向中央输款，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开始向外国借款。一九一二年二月，经孙中山之手向俄国道胜银行借款两百万。三月，经孙中山、袁世凯手向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北京政府也曾试图发行公债，无奈政府信誉不著，国人响应者少。当时，政府中最难当的就是财政总长——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九一二年春天，唐绍仪任内阁总理时，即开始与四国银行团（英法德美）商借六千万英镑贷款，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因条件苛刻，谈判未成。三月，熊希龄财长继续谈判，此时日俄两国加入银行团，借款仍无进展。

周学熙接任财长后，清醒地看到，当时积欠外国到期债款已达八百八十万英镑之多，若不及时还清，不但有失信用，而且一旦引发债权纠纷，将会引起破产的严重后果。何况还有需用于赔偿辛亥革命中外国商人的损失款、各省裁军费、中央行政费、军饷，等等。要应付这焦头烂额的局面，除了借债无第二法可想。

当时的有识之士，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认为借款是唯一可行之路。例如，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苏都督程德全都持这样的看法。甚至孙中山也认为：“并非绝对的谓债之不宜借也。”周学熙经过国务会议商讨，确定了借款的五条基本原则，参议院也认可了这些原则。

于是，十一月份，借款谈判又开始了。本着无论如何要借到款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周学熙面对外国银行提出的苛刻条件，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终于达成二千五百万英镑（折合中国货币为两亿）的高息（五厘）借款。借款条件不但指定了款项的用途，而且以中国盐务收入、关税收入，以及冀鲁豫苏四省的中央税款作为担保；另外附带若干政治条件，如成立盐务稽核所，聘请外国人参与盐务稽核事务等。去除欠款、利息，等到借款到了中国政府手中，只剩下一千万。

一九一三年初，正当借款谈判紧张进行时，却发生宋教仁被刺一案，引起政治动荡。借款合同签字的当天，宋教仁案凶手的证据也被公布出来，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把因宋案引发的怒火，发泄到借款谈判上面，指责此次借款是“丧权辱国”。矛头虽然是对着袁世凯的，但周学熙却成了替罪羊。国民党以革命和爱国为诉求，指斥财长卖国，是汉奸——许多原来赞成借款的人也反对起来。这些反对意见不是针对借款是否有必要，而是用来作为政治争斗的借口。他只好于五月十四日借病辞职，去青岛侍奉老父。算起来，他只做了九个月的财政总长，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宋案的发生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袁世凯政府刚好用借得的款项作为军费，这更给了国民党方面攻击“大借款”的口实，说借款就是为了消灭敌对党的，使得周学熙有口难辩。明明国会已经通过，却偏偏说它“不合法”。周学熙连着递了十几次辞呈，直到九月十四日，袁世凯才批准他辞职。

3.第二次上台

经过“赣宁之役”，国民党被赶得烟消云散，老袁暂时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接着，他又解散国会，驱逐国民党议员，各省行政逐渐走上轨道，中央的权威稍有提高。但是，国库又被战争掏空了，国家、地方税款分收、分支的计划也没施行，总之还是一个“穷”字——袁世凯又想起用周学熙来为自己筹钱。周有过一次经验，知道这财长不是好当的，遂和袁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周馥、周学熙父子过生日，袁早早派杨士琦把寿礼送来，顺便要周学熙进京就职。吓得周学熙连夜出逃，先到唐山察看启新、滦矿的生产，再到山海关、葫芦岛转了一圈，半个多月才回家。他前脚进门，后脚袁大总统的差人就到了，百般推脱不掉，只好同意任个财政部顾问。一九一五年二月，周学熙奉父命赴京答谢总统祝寿之美意，正好被抓个正着。三月，周学熙再度出任财长兼盐务署督办。

周学熙曾费尽心力地整理田赋、整顿盐务、实行烟酒公卖等措施以增加政府收入。田赋、盐税都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同时为了通融资财，振兴农工业，周于一九一五年在北京通县开办“通县农工银行”，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个体农民的银行，通过向小农发放小额贷款，不但鼓励了农业生产，也救济了许多处于困境中的农户。

周学熙任财长期间，由于欧战正酣，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致使价格攀升。由此他看到了在华北地区发展纺织业的机会。于是由周学熙的亲族们联合集资，开办了华新纱厂。尽管周学熙利用其职务之便、特权、关系网，享受了诸多的优惠，但毕竟是开创了民族工商业的先河。

周学熙长年经办企业，所以对于理财的确有一套办法。民国三、四两年，政府财政明显有所好转。表现在中央财税显著增加，各省恢复向中央输送税款，又通过改革税制、实行烟酒公卖、厉行政府紧缩政策、编制财政预算等措施，使得两年间国库有所盈余。周学熙也赢得“中国一流理财高手”的美誉。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眼看逐渐上轨道的经济形势毁于混乱之中。

本来，袁世凯身边的幕僚中，就有皖派和粤派之争。粤派又称交通系，以梁士诒、朱启钤为首。皖派周学熙虽因勇于任事而被目为首领，实则中心人物却是杨士琦。而且皖系徒有虚名，内部既无组织，政见又不统一。粤派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加紧鼓吹帝制。杨士琦为了谋求个人出路，也一味襄赞之。周学熙却完全不同意帝制，但他的副手、任财政次长的张弧（岱杉）是倾向梁士诒的，曾暗中高价收买周学熙的字纸篓，以侦其机密。周学熙知道后，先发制人参劾张弧，将他发往四川陈宦处效力。北京报纸讥讽日：“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踟躇。”周学熙曾力劝袁不要违背民意，一意孤行，“与其搞帝制而失败，曷若以‘终身总统’而谋中国富强”。此时，袁已经钻进死胡同，听不进忠言相劝，周学熙只好避居北海“濠濮问”，不与任何人来往，以明心迹。

一九一六年四月，帝制撤销后，周学熙才得以回到天津家里。六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周终于彻底离开政坛，专心自己的事业。

一九一八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打算再次邀请周学熙出山主管财政，但是周经过洪宪帝制的变故，誓言永不为官——虽然他是个旧官僚，但还是有信念、有操守的君子。但此时他正当壮年，不愿就此沉沦，为了发展中国的棉纺织工业，以解决民生“衣食住行”的首选之需，他接受了徐世昌的委任，担任“全国棉业督办”。

任棉业督办期问，周学熙从统筹改良棉田、种植棉花、收购棉花、开办纺织厂、培养纺织工业急需的人才等方面入手，大力发展纺织业。正当周学熙大展抱负之时，北洋政局又起变化。徐世昌下台，直奉战争开打。周学熙不得已于一九二二年辞职，心中的理想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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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文脉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家”与“国”总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有机体相伴而存。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更迭不已的朝代衍生的名门望族难计其数。这些显赫家族中的一部分在繁衍存续中以文化为纽带，形成独特的群体，成为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及其杰出人才为华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挥过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进程。如，齐鲁大地上以孔子肇始的孔氏世家，享誉儒林两千余年，堪称“中国第一文化世家”；义宁的陈氏家族以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而负盛名；杭州钱塘的钱氏家族，因千余年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而被誉为江南望族；安徽桐城方氏家族，自明末至今一直享誉文坛，有“中国近世三百年第一文化世家”之称。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进入新的文化复兴时期，国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技、教育和文化，也更加珍视人才。事实表明，代表先进文化最高水平的社会群体，正是那些位居学术最高领域的专家、学者等文化精英。中国现代转型以来，那些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对推动社会变革和学术创新等方面贡献巨大。研究发现，这些专家、学者和精英人物，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有着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和丰厚的学养。文化世家所呈现的人才辈出的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亮丽的景观。

在我国文化典籍中，“世家”一词早有所见，其注解也多有不同。《孟子·滕文公下》中出现“仲子，齐之世家也”之说；《史记》以“世家”记述王侯诸国大事，有《世家》30篇；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沿用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书中也开举《列国世家》10篇。我国古代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所以称世家。后来，人们将世代显贵、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或大家泛称为世家。《现代汉语词典》对“世家”有如下3种解释：“封建社会中门第高，世代做大官的人家”“《史记》中诸侯的传记，按着诸侯世代编排”“指以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

根据研究和多方因素理解，“世家”当指有特殊职业或专长、社会地位显赫，或代表某一领域、阶层特色并世代传承的家族。考虑到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世家则是文化在家庭、家族中长期积淀，并经过多代人不断赓续、传承而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以家风、家训、家教等文化单元为标志，以家族杰出人物群体为代表的世代相传的家族体系。

现代文化世家则是源自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繁盛于20世纪中期并延续至今的，以家族文化传承为基本特色的不同家族的集成。中国现代文化世家总是以家族的一个或多个、能够影响或引领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发展的杰出人物为代表，进而形成一个具有浓郁的家族特色、对社会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群体。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成长大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100年左右的时间。历史地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空间。1840至1949年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国人经受的痛苦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却呈现出文化多姿、人才辈出的局面，所谓“国破山河在，家脉代代传”。这是中国根亲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家族脉络根须还可以上溯至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那时，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的发达不仅带来经济繁荣和入口大量流动，也促使人们思想的开放和转变。封建的小农经济依然占统治地位，人们在获取有限的物质满足后，在精神上也有了更加新异的追求。特别是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助推，让许多有钱人家对家族的振兴和子女的抚养有了颠覆性的认识。尽管“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富家子弟求学读书并非单一的科举及第。由于视野的开阔，富裕人家往往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对子女进行一对一的培养，或让年幼的子女体面地进入私塾，或挤进洋人的教堂，甚至远渡重洋，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冲出家门，获取更加宽阔的人生发展空间，去施展抱负，光宗耀祖。这样，官富子弟不仅躲避了战乱的袭扰，更能浸染异域文化，从而成就了大批人才。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势。一方面，清廷的腐败无能引起民众造反；另一方面，外族入侵加剧了中国的贫弱。社会贫富悬殊，阶层急剧分化。当时的局面是，寻常百姓不仅生活窘迫，甚至生死难测；富豪家族生活安逸，甚至花天酒地，更可破财消灾，让自己的子弟躲避人祸，享受现代优质教育。即使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也往往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亲属弃武从文，期望发迹于文化世家。时局动荡，社会倒退，却难以遏制文化的萌动与繁荣。而乱世时期的富家子弟往往不乏有志之士，他们倾心文化功名，客观上造就了家族文化的繁荣，使文化世家风起云涌。

从人才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文化世家的整体成长往往又伴随国运兴衰而行，其历程也往往变幻纷呈，瑰丽多姿。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怪异，有时越是动荡不安，文化越是奇异多姿。春秋战国时期是这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如此，近代的清末民国时期也概莫能外。

……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展示的人才群体及其依存的文化形态，是国家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文化世家在历史上的成长和发展，曾经为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以至崛起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这些家族中优秀人物的荣辱沉浮以及家族的兴衰变迁，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轨迹，透视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路历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发展史去了解中国社会生态发展演变的梗概和脉络。

家庭教育、家族文化传承及其凝成的文化环境等对培养和造就杰出人才的重要作用，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在更广阔视野下探寻优秀文化对人才的影响，都是当今不可忽视的文化命题。“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首次以家族文化的形式作为切入点，系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碰撞产生的独特文化，探究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家族文化及其对人才成长、家族兴起、国家富强的影响，推动我国学界对中国现代家族文化的重视和研究，其学术意义非同寻常。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先进文化建设，确定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肯定了家族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倡导传承与创新文化。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01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特别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我们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的出版，并通过遴选出来的在中国现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群体，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展现中国文化在近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血液流淌和分布的脉络，进而为当下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发挥积极作用。

骆玉安

2013年10月一稿，2015年8月修改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