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婚礼虽然简单,但繁琐的礼数却不能免除。
按照中国过年的风俗,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时间正好是大年。在四川一带,保持着正月十五“送年”的习俗,一是表明春节结束了,生活从喜庆中开始恢复平静。二是将家中请回过年的祖宗送走,让他们也回到阴间正常生活。但1912年的大年十五,因为是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大喜日子,家家户户不再把“送年”当作大事儿,而是更乐意去沙湾或苏溪分享新人的喜气。
在汉族传统的节日里,正月十五也是元宵节。元宵节是青年男女相会的节日,古时小姐平日待字闺中,很少出门,借元宵节灯会烟火之名外出,为自己物色如意对象。因此,正月十五这天也被赋予了自由恋爱的色彩,成为旧社会少男少女们相会的日子。宋人那首《生查子·元夕》词,其中的诗句云:“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该词虽然略带感伤情绪,但抒情主体借元宵节与有情人相会却是实情。如果这天不是张郭的婚期,而是自由的元宵佳节,不知初次见面的二人,是否会借着朦胧的焰火,在月光下私订终身?
十五结婚,但十四是张家最热闹和忙乎的一天。正月里来是新春,但嘉定府的春天来得偏晚,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时候,晚上还能感觉到丝丝冷意。柳絮还没有飘飞,秃枝上斑鸠的清脆叫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张家也早已热火朝天地忙碌开了。第二天女儿就要出嫁了,他们必须为她收拾打扮,把嫁妆打理妥当。好多亲戚朋友前来道喜送行,主人家要大办宴席款待客人。
张琼华出嫁前,要收拾好自己的房间,听从母亲的劝导,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出嫁无疑是彻底失去了在娘家的身份,张琼华此去郭家,她以后再也不属于张家人了。想到在家生活二十二个年头的各种往事,想到以后未知的生活,张琼华心中自是惆怅万分。
由于郭家与张家隔得较远,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张琼华要在婚礼当天上午赶到郭家拜堂,必须头天晚上出门走一段路,中途歇息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接着前行。所以,张琼华实际上比一般的姑娘要早一晚离开娘家。而郭家迎亲的轿子,也必须头天出发,第二天一早接上新娘往回赶,才能保证中午之前将新娘迎娶到家。
抬着新娘的大花轿进了沙湾,唢呐和锣鼓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不必说,婚礼的高潮就开始了。花轿到了厅堂前,郭沫若提着鞭炮在花轿前转三圈,目的是为了辟邪。待花轿抬进前堂,放在礼堂的台阶下面,郭沫若家的小辈要向轿门磕三个响头,新娘才会走出轿来。这似乎预示着婚后,新郎要忍让新娘,要肯向新娘低头,然而这个仪式的初衷在旧社会始终无法实现,没有几个女性能控制住夫君,让他们臣服于自己的三寸金莲。
正是这个迎接新娘下轿的仪式之后,郭沫若与张琼华之间的不幸婚姻开始了。张琼华的身子刚挪出轿门,郭沫若便看见了一双小脚,他的心里马上犯起了嘀咕。还好,此时他无法看见张琼华的全部长相,因为她头上顶着厚厚的盖头,让他保持着勇气走完后面的婚礼流程。
拜堂是婚礼中最神圣的部分。张琼华与郭沫若并立在神位下面的桌前,桌子上燃着一对大大的红蜡烛,证婚人让他俩转过身去,先拜天地。然后转身朝内,对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拜祖宗。再接下来是两人相向而站,主持人让他们夫妻对拜。如此三拜,张琼华与郭沫若之间便算是有夫妻之名了。
拜堂之后是入洞房的仪式。虽然是在白天,但入洞房时郭沫若手上握着一根蜡烛,另一只手搀扶着张琼华,因为她蒙着头遮着脸,又是第一次入郭家,分不清方向。洞房里的家具都是从张琼华家里抬过来的,张郭两人并坐在床沿上,有人端来两小杯酒,两位新人先各喝一半,剩下的一半交给对方饮尽,如此算是比较文明地喝完了交杯酒。
交杯酒后是揭盖头的仪式,而正是这个仪式,让郭沫若更彻底对张琼华失去了好感。郭沫若在旁人的指点下,揭去了张琼华头上的纱帕,真实的张琼华便端坐在他面前。郭沫若此时才看清,他梦想中的理想新娘居然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看惯了省城里衣着入时的女郎,设计过很多美好的爱情画面,面对眼前这位拜堂成亲的妻子,郭沫若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爱她的兴趣。
等到拜谢完父母和宾客之后,已是傍晚。初春的天气依然很短,大渡河和山林间的雾气升腾起来,让白天显得更为局促。郭沫若折腾了一天,早就疲惫不堪,加上心中郁结的愁绪,他便躺在厢房的床上睡着了。
晚饭后闹洞房,郭沫若没有心情参加,任由张琼华一人应付着别人的调笑。母亲知道郭沫若的心思,对他加以开导,还拿出诸葛亮故意娶丑陋女子为妻的例子,来鼓励他去接受张琼华。末了还说,父亲为了这次婚礼,忙碌得都消瘦了不少,希望郭沫若体谅天下父母心。
郭沫若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厢房,回到新房里。那晚,想到“来日苦多”,他便独自一人借酒浇愁。至于新婚之夜他是否和张琼华同房了,郭沫若在自传里面没有详写,我们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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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婚姻
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历次变迁中,先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被迫接受了不同寻常的生活体验。她们以一生的时间和幸福为代价,换回惨淡而悲痛的记忆,随之销匿于岁月的烟尘中,无人记取更无入追思。
五四时期的女性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期,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新旧文化交替期的婚姻变故,成了她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大部分女性遵循传统之道,在千年不变的婚恋模式中,过上了相夫教子的普通生活;她们或者幸福,或者不幸,但其婚姻却没有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也有部分女性迎着初升的朝阳,在新文化的浪潮中奋力搏击,不仅勇敢地拒绝了传统的婚约,而且还执意追求幸福,成为“力挽狂澜”的新女性。比如石评梅、陆晶清或许广平等,她们艰难地离开故乡,兴奋地走进都市,终于寻得爱情的芳华。
但还有部分女性,她们的命运比起前面两种类型来说,具有被动的不可选择性,因而其命运似乎更为悲惨。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初,她们因为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按照旧式婚姻的流程步入了结婚殿堂,不想却深陷泥沼之中,无法自拔,也无法获得救助。只因为在新文化语境中,她们的“丈夫”西出洋关,或东渡日本,从此走上了彼此不同的生活道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时间与空间阻隔了交流,产生了距离,于是感情生疏冷淡,婚姻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丈夫”在新思想的开导下,懂得追求自身的幸福,懂得欣赏和品味风花雪月的味道,于是舍下旧人,追随新人而去。
也许婚姻之初,在旁人眼中,她们嫁得有前途的好郎君,对方知书达理,何患家庭的幸福与美满?冷暖自知,她们自踏入夫家始,厄运便缠上了身,痛苦就推开了心灵的门扉。她们与“丈夫”之间,永远都是两条不相交汇的并行线,所有试图修好婚姻的努力都是枉然。风萧萧兮,长夜漫漫,韶华时光转瞬即逝。这些女性在无望的等待中,憔悴了容颜,在四季的轮回中,青丝变成了白发,但孤独的婚姻与绝望的心情从来不曾改变。
这部分女性的婚姻虽都以不幸收场,但却流露出些许差异。比如郭沫若之妻张琼华,她几乎是传统婚姻的典型祭奠者,一生与郭沫若相处时间不足百日,但却守着夫妻的名分,熬到油尽灯灭。期间,她经受的孤独和寂寞,她悟得的生命和情感之道,无人分享,无人聆听。张琼华凄然地离开了世界,她空壳的婚姻总算有个了断。
鲁迅之妻朱安则是另一类传统婚姻的牺牲者,她从南到北追随鲁迅,与“丈夫”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年,却依然过着无限孤独的生活。与张琼华相比,朱安的婚姻似乎有所改善,至少她可以与鲁迅一起生活数十载,而不是数十天。但其实二人的婚姻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许张琼华的情感世界还略胜于朱安,因为朱安与鲁迅平时根本没有交流,相见却不能相知,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而张琼华虽不能和郭沫若长期相见,但她在相思中会让婚姻呈现出温润的色彩,尽管只是海市蜃楼,却比婚姻一片死灰的朱安多了几许念想,正所谓相见不如怀念。1926年4月,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既然朱安没有在沉默中爆发,那她的婚姻只剩下死亡之路了。
徐志摩之妻张幼仪是新旧女性的过渡者,她代表传统婚姻的失败者形象,但同时却又是在不幸婚姻中奋力崛起的代表。张幼仪受命于兄长,与徐家少爷结婚,婚后育子夫家,新婚夫妇的日子平淡而真实。不想徐志摩远走美国和英伦之后,情趣发生变化,张幼仪千里迢迢奔赴欧洲,最终却等来了一纸离婚协议书。从此,她滞留德国学习新知,后成为民国知名女性实业家,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启航。多年以后,张幼仪重新拾得爱情,从容而幸福地走完了余生。她曾携第二任丈夫游历欧洲,去到了当年居住的伦敦郊区沙士顿,但物是人非,时空转换,恍若隔世,她与徐志摩的婚姻化作碧水长天外的一朵游云。
胡适之妻江冬秀应该算是传统婚姻的代表,只是她嫁给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其婚姻才增添了几许新气象。与大多数传统婚姻一样,胡适与江冬秀之间也是承父母之命,然后二人波澜不惊地走完了婚姻的历程。但有所不同的是,江冬秀面对的不是一个传统男性,而是新文学大家和留美博士胡适。小脚如何与西服协调搭配?江冬秀曾面临被胡适“休掉”的危险,但她最终镇住了大博士,保住了自己的婚姻。或许这才是江冬秀的过人之处,她没有在旧婚姻中倒下,即便与新派人物“竞技”,也不占下风,而是实际婚姻的掌控者。
如此种种,当能代表民国新文化人物旧式婚姻中的女性,但却不能反映她们命运的全部灰暗与悲哀。曾几何时,我们在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中,捕捉到高傲的气节,或者对社会现实无情的鞭挞;也捕捉到他们款款的深情,或者对尘世不堪的眷念。在岁月的风墙之外,我们今天谈论最多的,无非是他们在历史中最闪亮的瞬间,譬如那些经典的作品或者创造性的革命志向,又或者是他们浪漫的情怀以及非凡的人生经历等。
然而,人们很少关注生活在新文人身边的小脚女人,她们在传统婚姻的束缚下,没有幸福和自由可言。这群女性是旧道德的信奉者和坚守者,也是新文化的牺牲品。仔细缕析她们的生活,我们或许能够洞开一扇惊世耸人的门扉,里面住着不同寻常的女人,个个身上披着传奇的光芒,述说着无尽的哀怨和情仇。她们所经受的磨难,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惨烈。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那些意欲进入历史的人们,尚且可能被历史唾弃,更何况这是一群弱势的女性,她们就更难摆脱被历史掩埋的命运。边缘人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但边缘人的所见所闻却能道出历史的本相。这群难有家庭地位的女性,她们没有写作的能力,其翻滚的情思也就被无情地压抑在心中,无人理解。
写作此书,并非要刻意挖掘民国文人的野史轶事,并非要制造商业卖点,在文化荒芜的年代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而只是想让人们了解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有那么多女性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牺牲,而她们的牺牲不能被后人视为“无谓”。换句话说,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说明那群在沉默中牺牲的女性,发出她们内心长长的叹息,表达她们在生活的重压下,走过了一段怎样不堪回首的情路历程。挖掘这群女性被遮蔽的内心,以及她们对生活、爱情、婚姻乃至生命的深沉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剖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样是本书的写作旨趣。
事实上,所有的牺牲都值得珍视,所有的沉默都值得品味。民国初年文人旧式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无法获得婚姻的幸福和家庭的温暖,她们看似一群被历史淘汰的悲剧性人物。但实际上,她们却成就了很多男性作家的事业,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伟大,映衬出新文化和新婚恋的光鲜与可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历史从来不会自己发声,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民国初年,新文人旧式婚姻中的女性,她们的爱恨情仇,孤苦寂寞,以及鲜为人知的生活过往,究竟皈依何处?
《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并非刻意挖掘民国文人的野史轶事,并非要制造商业卖点,在文化荒芜的年代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熊辉意在让当今的读者了解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有那么多女性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牺牲,而她们的牺牲不能被后人视为无谓。
深入开掘这几位旧式女性被遮蔽的内心,以及她们对生活、爱情、婚姻乃至生命的深沉思考,从另一角度去剖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样是本书的写作旨趣。
五四时期的女性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期,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新旧文化交替期的婚姻变故,成为了她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由于封建传统的束缚,这些女性的命运大都具有不可选择的被动性,其中大多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旧式礼俗步入了婚姻殿堂。
然而她们的夫君或东渡日本,或负笈欧陆、英美,从此她们与夫君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所有试图修好婚姻的努力都成枉然,长夜漫漫,唯有青灯相伴。星移斗转,韶光易逝,这些女性在无望的等待中憔悴了容颜,但孤独的处境与绝望的心情从来不曾改变。
熊辉编著的《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的写作旨趣在与深入开掘朱安、张琼华、张幼仪等几位旧式女性被遮蔽的内心,以及她们对生活、爱情、婚姻乃至生命的深沉思考,从另一角度去剖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发展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