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采写的《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精)》著名哲学史学家、学者汪子嵩先生对九十余载人生的回顾与感悟；它展现一位学者眼中的历史原貌，包括西南联大、北返、下乡、文化大革命等影响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也讲述与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等一众文化名人交往经历，呈现国内近现代哲学研究界的众生相。

张建安采写的《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精)》是九十四岁的汪子嵩先生的回忆录。求学时代，他有幸身受了西南联大众多名师的沾溉；鼎革之际，他为争取教授留在大陆立了功；建国之初，他在高等院校经历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拨乱反正时期，他又亲身参与了激动人心的理论斗争；晚年，他回到书斋，用三十年的光阴从事哲学研究和著述工作。他的回顾，是理性的，也充满感情。不仅讲述了自身九十余载人生的经历与感悟，更用大量笔墨呈现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界、文化界的发展脉络与核心问题，并在哲学研究史的背景下，展现了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等一众文化名人的风采。

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从我的祖父讲起

父亲的家庭与事业

读书种子

我的老保姆

父亲去世前后

奇怪的小学

省立杭州初级中学

小时候就很喜欢读书

离开杭州

阅读使人进步

丽水湖畔

1939年，在上海

考入西南联大

中西哲学的交会

“一僧、一道、一尼”

冯文潜先生

郑昕先生

冯友兰先生

任继愈先生

金岳霖先生

联大教授中的几位“怪人”

贺麟先生

汤用彤先生

陈康先生

学术需要自由！

参加进步的学生活动

联大的学生生活

同学周礼全

也谈殷海光

北返后的北京大学

一场争取教授的斗争

回杭州故乡举办婚礼

毛泽东为北大校徽题字

建国初期的马寅初、汤用彤

1952年的“院系调整”

担任哲学系主任的金岳霖

师生各有收获

批判冯友兰先生的经历

1957年，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研讨会

对于唯心论的评价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怎么继承的问题

我对这次座谈会的总结

陈修斋与“哲学无定论”

冯定同志调到北大

1957年的风雨

红专运动

哲学系下乡

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

北京市委抛出的个重大案件

对于我的批判

我和“难友”王太庆

终于离开是非之地

1964年的大批判

“文革”中，人民日报社的风暴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

讨论真理标准的现实意义

一次接一次的斗争

回归希腊哲学研究

编写《希腊哲学史》

深深悼念王太庆

对陈康先生的哀思

“海阔天空我自飞”

任继愈先生的呼吁

晚年的幸福

后记

冯友兰先生

二年级时，我听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除本系学生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修或旁听这门课，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在开讲以前，冯先生总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在当时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先生几乎是每堂照点不误。冯先生说话有点口吃，我们笑他：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却还没有说完。加上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名言，为了让学生听懂，他还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课上他讲的内容实在不多。不过他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为了讲清一个哲学观点，冯先生还常常讲一些中国哲学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打破课堂的沉闷，又让我们容易领会和记住，常常博得学生们会心的微笑。冯先生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学习的。

冯先生是用西方引来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从而写出《中国哲学史》这部著作来的。最开始用这种方法的应该是胡适先生，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用外国的方法来研究整理中国学问的，就此而沦，胡适的功绩确实很大。但是金岳霖先生说胡先生写的书像一个美国人写的，因为他的书中美国人的观点多了一点，并且他只写了上半部，下半部始终没有写出来。冯先生不仅写了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而且他是真正根据中国哲学资料来写的。当然了，他这里面也有外国学者的方法和观点，但是能够把中国哲学史写成整部著作的，冯先生是第一个。他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在国内和国外影响都很大，也是我们念大学时必读的教科书，几十年来。这部书在国内也还是哲学系必读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在国外，它的影响就更大了。国外的学者，过去对中国知之甚少，最多有几个人介绍过《老子》或者《易经》等，但都很平淡。一般来讲，外国人如果要想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是什么，比如说从先秦到现今为止，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等，都是读冯先生的书最初由美国人卜德翻译为英文，后来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一直到现在，外国人学习中国哲学，大概主要还是靠读冯先生这部《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也是用西方方法建立自己哲学的第一人。现代西方哲学有个主要学派就是新实在论，它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较大。它跟我们中国的宋明理学有相似的地方。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冯友兰先生受新实在论的影响最大。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接触并学习了新实在论，他用新实在论来解释宋明理学那一套思想，后来他又创造了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也可以说是西方的新实在论和中国宋明理学的融合。他的“新理学”体系内容很多，共由六本书组成，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是从哲学观点和哲学方法来看，他主要的著作还是《新理学》。他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把中西哲学融合起来，而且这个体系后来发展得比较完善，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在这方面，我认为冯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

……

P28-31

2005年的夏天，我还是《纵横》杂志的编辑，满心希望多约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好稿子。这样，我就免不了经常与老先生们接触。

在一次西南联大校友的聚会中，我认识了汪子嵩先生，当时他已是满头银发，但脸庞红润，感觉身体很好。我向他约稿，他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就寄来《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这是一篇有分量的稿子，但里面的内容似乎涉及到一些所谓“敏感”的问题。汪先生则在支持我的同时，明确自己的态度：“如果发表时要删改，那就不要发表好了。”他显然要说真话!这篇文章当然是原文发表了，而且反响很好，被转载且收入几本书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武生先生阅读这篇文章后，特地通过我的一位同事与汪先生联系，然后自己也写了一篇同类题材的文章。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产生了采访汪先生的念头。但是自己心头却有一道迈不过去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我自己一直有个观念：如果想采访一位学者，采访者必须能跟被采访者平等对话，应了解对方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内容，这样才可以搭得上话，不至于与人家交流时啥都不懂。那么，汪子嵩先生是一位古希腊哲学史专家，我就应该对古希腊哲学有所了解，否则，怎么对谈呢?偏偏我总对古希腊哲学带有神秘感，越神秘就越觉得不好接近，很长时间竞一直隔阂。再加上其他杂事纷至沓来，采访汪先生的计划被一拖再拖。

去年11月份，我辞去出版社的工作，杂事少了，打算大干一场，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和研究中。我给自己划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己的历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研究，然后扩及世界史并进行中外历史的对比研究；二是纪录片剧本的写作，从《中国通史》慢慢向其他纪录片延伸和扩展：第三方面就是口述历史的采访与写作。我在出版社干了十年的文史资料工作，深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现在，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抢救一些珍贵的文史资料，尽快出版一些口述历史作品。即便有些作品暂时无法出版，也要留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想了，就暗下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尽量克服。于是，在采访完周有光、姚奠中先生之后，我就想着该采访汪先生了。但此时我仍对古希腊哲学有所隔阂。该怎么办?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改变了思路，觉得可以一边采访汪先生，一边读他的著作，以此途径达到既了解汪先生又学习古希腊哲学的目的。然后，我就给汪先生寄了一本我写的《低学历的五大师》，并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意思。隔几天以后．我即打电话给汪先生，他和他的女儿汪愉老师都欢迎我到他们家。于是，这本书的采写工作就从这时开始。

那是2013年1月的一天，阳光不错，客厅里很是明亮。我就坐在汪子嵩先生的对面，不时地问一些问题。老人笑着回答。当我提到古希腊哲学时，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把思想扩展得很广阔了。”汪先生回答：“是。思想是没限制的。哪里有限制呢?实际的东西，人总得有个限制，你不能离开这个东西。比方说，你不能离开你的身体。但是思想，你怎么限制?呵呵。”我记得回答这个问题后，老人张开了双臂描述宇宙之广阔，他深邃的目光亮亮的，似乎也回到遥远的古希腊时代。这是很有意思的采访。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我们就这么聊着，从民国初年的杭州聊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然后时光流转，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学，到了人民日报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最后我们仍然将思路深探到古希腊哲学当中……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回忆是碎片式的，时间与空间甚至发生“乾坤大挪移”，这就需要与汪先生以前的文字资料互相印证，以保证内容的准确。

我也和汪愉老师做了一些交流。我说：“我曾经跟任继愈先生做过很短的谈话，他提到了汪先生。”汪愉老师就告诉我：“任先生在世时，每一年都来看我父亲。有时候，他们两人就这么坐着，很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有一次，任先生对我说：‘你爸是个好人，不整人。”’这句话让我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候，汪子嵩先生主持哲学系，他当时的思想显然与冯友兰等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他甚至要批判冯先生。但他的工作思路仍是就问题谈问题，而且尽量保护哲学系的老师，让他们发挥所长，出了很多成果。在他的主持下，也就有了1957年1月下旬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那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贺麟先生仍可以坚持“唯心论是有贡献的”这样的见解，而冯友兰先生也敢于提出“抽象继承法”，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但整个座谈会“基本上还能做到平等讨论，允许被批判的一方自由申辩；能够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随便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会后除少数个别例外，一般没有因此而算政治账”。那次座谈会因此成为“那二三十年中难得的一次贯彻争鸣的讨论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很好奇冯友兰先生对汪先生的态度。毕竟，汪先生虽然曾是冯先生的学生，但在建国后却也批判过冯先生的思想。他会不会觉得汪先生不好呢?对此，我起初是有所顾忌的，但很快就知道，汪先生桌子上那本关于冯友兰先生的新书，正是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寄来的。这件事当然能体现出冯与汪的关系。汪先生还谈到，在冯先生生前，他写关于冯先生的文章《海阔天空我自飞》，前面的内容冯先生都看过，而且都认同。这样，我就更加体会到任继愈先生那句话的真实性。也相信，汪先生在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诸先生心目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汪先生很有反省精神。比如说对殷海光的态度。在西南联大时，汪先生与殷海光住在同一个宿舍，但对殷很是反感。而殷海光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因而受到种种压制。汪先生重新看待殷海光，在认真阅读了殷的几本著作后，他认为自己过去对殷海光的看法实在是偏见。

还有一些事情，别人都不谈了，汪先生却愿意直面自己。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汪先生九十寿辰开庆祝会时，汪先生主动说他当年有些事情做得不对，这令大家都感到意外。而这样的反省，只能让大家更尊重他。

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我感触最大的就是，汪先生的思想虽然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他追求真理、真诚善良的品德从未发生变化。他也许因为时代的原因而有所局限，但他最终摆脱了那些束缚，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的有功之人，更在晚年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古希腊史的研究与写作中，也达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张建安

2013年12月6日于北京晴暖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