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的短篇小说集《出轨》，讲述了十二个不同际遇的人生故事，作者带着无限的理解和同情，以他一贯细腻的笔触和出色的心理描写，透过人物温柔而坚定的双眼，述说着他们之间的欺骗和背叛、不可言说的秘密和悔恨、忽然而至的罪行，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人性与非人性的两面。

《出轨》是威廉·特雷弗2004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以收放自如、犀利敏锐的笔触，讲述了十二个直抵人心的动人故事，呈现了一个失落的世界。故事里大多是时代的落伍者、小人物、失意者与边缘人，游离于现代社会进程的主流之外，他们既有悲戚、痛苦、无助、孤独的一面，也有着荒诞、贪欲、狡黠、罪恶的一面。而对于这些人性或非人性的举止，特雷弗都抱以理解和宽容，充满了轸恤与悲悯。

坐对死人

传统

贾斯蒂娜的牧师

在外一晚

格来利斯的遗产

孤独

圣像

罗丝哭了

大票子

在街头

舞蹈教师的音乐

出轨

译后记

他先是闭着眼睛的，然后睁开眼，说要看看马房。

艾米莉脸上没有反应，表情一片空白。她的面庞比他的年轻，但看上去也年轻不了多少。她面无表情，除了疲惫，她自己感觉到的疲惫。“从窗子这里看？”她说。

但他要下去看。他说：“把外套拿给我，好吗？还有，把靴子拿到门口去。”

她从床边起身离开。即使她不帮忙，他自己也会把事情搞定的，她很清楚——她认识他已经二十八个年头，嫁给他也有二十三年了。拿不拿外套给他，不会带来任何不同；即使她劝阻，也不会有什么用。

“你这样会没命的。”她说。

“新鲜空气会让人强壮。”

到了楼下，她把靴子在后门边放好，然后把帽子、围巾还有外套都拿给他。外套左袖筒上部连接肩背的地方绽线了，需要缝几针，这是她刚刚才注意到的。如果现在就去拿针线修补，他会等得不耐烦的，她知道。

她问：“你要去那里干什么？”他几乎没搭理她，只说了句，去稍微整理一下。

八天后，他死了。女医生安说，只穿着睡衣再加上一件外套去清理马房的场院，这并没有加快病情，让他提前去世。医生走了一小时后，杰拉蒂姊妹俩就来到了门前；她们还不知道他死了。

那时是晚上七点半。第二天早上这个时辰，殡葬承办人基恩就该来了。她把这个对杰拉蒂姊妹说了，想让她们明白，她希望她们离开只是因为丈夫已经死了，而不是别的原因。不过，她也知道，如果丈夫还活着是不会同意杰拉蒂姊妹陪坐在他床头的。她们来得太迟了点——这倒是好事。

杰拉蒂姊妹已届中年，是两位嬷嬷，谁家有人即将辞世，她们就来陪坐在濒死者身边。艾米莉以前听说过她们，但不认识，甚至都从没见到过：她来为两人开门时，还不得不问了问她们的来历。她从未想到过杰拉蒂姊妹会带着好心善举走进这个有病人卧床的房间，而过去的七个月中，都是她独自一人在照料着丈夫和家务。两位嬷嬷是“圣母军”的成员；这个教友团体以慈善出名，不遗余力地支持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的扶危济困活动，还热心传播泽维尔·奥谢神父的著述——这是当地历史上的一位牧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远赴东方传道，感染疟疾，不幸早夭。

“我们礼拜二才听说了你家的事，”姊妹俩中身形更瘦小的那位对艾米莉表示歉意，“确实，有时候我们的消息不灵通。”

两姊妹中的另一个，更壮硕也更老一点，化了妆，戴有首饰，也更注重她的衣着。但打头主动说话的却是容貌瘦削生硬的那一位，虽然她看似不喜言辞。

她说道：“我们是在麦克林西的店里听说的。”

“很抱歉，让你们空跑了一趟。”

“不会是空跑。”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这里停顿一下很有必要。她又补充道：“我们对您表示同情。”这一句是解释她们为什么没有白来。

这段对话完全是在大门口进行的。黄昏的暮色正要幻化为暗夜，但目光掠过小小前院的白灰墙，艾米莉仍然可以看到一辆小车停靠在路边上。天很冷，风旋舞着向东吹去。这两位妇女，心是好心，虽然她们把一切都搞拧了：从卡拉镇开车过来，来陪伴和送别一个根本就无意对她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的人；好在还来迟了，这个人的去世让她们免除了一次尴尬遭遇。

“要不要来杯茶？”艾米莉提议道。

她设想她们会谢绝，说不能在这样一个时刻再来打搅她，然后就准备掉头离开。但两姊妹中宽肩膀的大个子却在那里犹疑起来，扫了她的同伴一眼。

“如果你觉得孤单，”小个子说道，“我们可以留下来陪陪你——如果这样能对你有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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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得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荚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打开一本题为《出轨》的小说集，却看不到什么玉体横陈、鱼水交欢的火热场面，一丝可以跟荷尔蒙或肾上腺素关联起来的淡弱气息也闻不到——这本小说集选择《出轨》一篇作为书名，或许原本就是预设了一个小小圈套。倘若读者的感受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失望，而是还有着不可名状、一言难尽的心理层面上的失落，那就更是特雷弗所期望的了。

特雷弗笔下呈现的，正是一个失落的世界。

威廉·特雷弗生于一九二八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他被《纽约客》尊为“在世的英语短篇小说作家中最伟大者”。由于其短篇创作的成就，特雷弗还有一个名号：“爱尔兰的契诃夫”。这一美誉固然无可厚非，但也未免有点过于顺水推舟，有点敷衍偷懒。契诃夫的短篇，早期以幽默讽刺见长，后期则流露出明确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而特雷弗的作品，几乎完全拒绝沾染上意识形态的任何色彩，对其笔下的人物，也根本无意做出道德评价或价值判断。

《坐对死人》中的丈夫，一位失败者，临终之际还怀揣着在赛马场上功成名就的可怜梦想，对妻子常年施以冷暴力，将婚姻变成一场黑暗幽闭的荒凉噩梦，连这样的虐待狂角色都在死亡的温柔帘幕下得到了庇护和谅解。布莱达是叛逆的“小镇之花”，“散布起流言或说起怪话来很会拿捏分寸，也懂得所有那些不用说出声的花招手段，以此来表达她对老规矩的轻蔑和挑衅。长大一些之后，她开始涂用口红；到了最后，她更是肆无忌惮，常常身穿印有扎眼粗口的T恤”（见《贾斯蒂娜的牧师》）；这位小太妹最终实践了她T恤上的那两个脏字“操我”，跑去都柏林为男人们的下半身提供福利，在丽翡河畔水岸码头这一传统的站街胜地站稳了脚跟；出于对童年小姐妹的“友情”，她还打算把轻微智障的贾斯蒂娜也带去入行。对于这样的“失足女青年”，故事中的小镇居民们，尤其是那位踽踽独行、忧伤和感慨于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力日益式微的神父，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焦虑不安或戒备紧张；布莱达的T恤，在更大程度上是体现出了一种象征意义，表明循古不变、宁静但不免沉闷的乡居生活形态已经受到了冲击，动摇，乃至四分五裂。

类似的“畸零异类”，却免于道德谴责或价值尺度衡量的，也包括《在外一晚》中的杰弗里，这个四十多岁的商业摄影师籍籍无名，梦想出一本伦敦街拍画册，在婚介所登记参加约会的目的只是想找个不要钱的车夫兼打杂的下手，甚至还时不时地把女方诳进高档饭馆蹭蹭晚餐；还有一位因婚外情导致年幼女儿有意无意间杀人的富婆（见（《孤独》），拿辅导老师的绿帽子来为同学小女生之间充满偷窥欲的八卦闲扯推波助澜的罗丝（见《罗丝哭了》），以及那位“神经病”的餐馆老侍应生——这个偏执狂对自己轻贱卑微的命运耿耿于怀，跟踪与其只有着极短暂婚姻的前妻，反复唠叨生活对他的伤害，以臆想中的复仇来证明他存在的合理性，或者，仅仅是证明他的存在（见《在街头》）。如果扩展开去，连《小生意》（见特雷弗另一短篇集《雨后》）里趁着教皇亲临爱尔兰、警察顾此失彼的机会去城郊居住区做点“银行生意”的那两个“流氓”或“花花公子”（小蟊贼们的自称），也未曾在特雷弗的叙述中受到惩戒。

相比之下，契诃夫的小说文本中所承载的政治、道德关怀与生活理想诉求显然要强烈得多。毕竟，特雷弗与这位俄国短篇巨匠所处的时代情境已经完全不同，社会生态的组织与运行模式也截然迥异。况且，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只要是与法律无涉，而仅限于道义伦理范畴的，英语世界，尤其是大家风范的不列颠子民，对此抱有的宽容度从来都鲜有能出其右者，因此，特雷弗显得超然于道德焦虑之外，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再来简要谈谈特雷弗小说叙事的形式或技术问题。

……

“往昔美貌的遗痕照亮了她的五官，依旧惊艳，而且看似比她生命中早先年代的漂亮容颜更少了一些偶然草率，多出了一份沉静雅致。秀丽的金发间也冒出了少少的灰白丝缕，这与时光流逝所雕琢而成的其他变化一起，让她的容貌更增添了一种出众的独特气质。”——《在外一晚》

“她那顺滑的黑发已经沾染上灰白的丝缕，但她并未试图去掩饰，而是宁愿让这一中年来临的痕迹自然呈现，来增添她的成熟韵致。”——《出轨》

特雷弗的不少篇章都是借用女性视角来叙事，但倘若以此为契机，去对他的作品进行所谓“女权主义”的分析探讨，那就是牵强附会了。特雷弗的文字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哀而不伤的忧郁，一种节制清淡的惆怅古典气质，有着纯白大理石浮雕那般的微凉与光洁。对于那些以新潮眩惑的概念术语来操作的当代文学批评来说，特雷弗的文本显然不是理想的标的物；学院派文学批评的解剖对象阵列中因而也不常有特雷弗的出现。相形之下，和特雷弗同时代的安吉拉·卡特，也是以短篇著称，但个人色彩极为强烈；凭借她那奇诡的哥特式黑暗想象、血之火焰般浓艳逼人的瑰丽文辞、自我放纵的洛可可式叙事与对经典母题的暴烈篡改和寓言式鬼魅变奏，这朵已逝的“性格派”文坛奇葩已经成为英国各大学文学研究领域中最炙手可热的当代作家。对此反差或冷遇，我想，特雷弗应该还是会安之若素。

特雷弗恋恋难忘的纯正古朴而又不时奇情隐现的爱尔兰，当然已经深藏于二十世纪的云烟之外，但记忆中的人文乡土、宽厚仁德、宗教情怀、人性微芒，在回望中却显得益发动人。动人，抑或是因为温暖，抑或是因为凄清，抑或是因为孤独无告，抑或是因为一切都木已成舟，无法弥补，无法挽救。

行文至此，这位爱尔兰老人笔下的孤男寡女、寂寂游魂还在脑海中萦回不去，而此际，自己生命中朦胧依稀的前尘往事又蓦然闪现，不由略感落寞黯然，正所谓：

曾携风月揽红妆，酒微狂，少年郎。

一朝春尽，可怜陌上桑。

夜雨芭蕉意踟蹰，人未语，鬓已霜。

是为后记。

如同他的榜样契诃夫，威廉·特雷弗简洁、耐心而真诚地展现生活真相，不加任何道德说教；他是高妙的大师，将困扰人心的想象力、我们的激情和人潜意识中的微妙波动展露无遗。

——V．S．普里切特

《出轨》是一本精彩的书，威廉·特雷弗不愧为在世最好的短篇小说家……如果要选一个词来表述这本书，那就是绝望。

——《华盛顿邮报》

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在简短的篇幅里能揭示多少内容，这本书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典范。

——《新闻周刊》

威廉·特雷弗被广泛认为是目前的小说家中，对人的境况观察最敏锐的人。

——《观察家报》

英雄人物着实不属于短篇小说。弗兰克·奥康纳说过：“短篇小说讲的是小人物。”我同意。比起黑白分明的成功，我觉得人身上怯懦的一面倒是来得更有趣、更好玩。

——威廉·特雷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