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自述
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里。父叔常年谋食四方，家中事无巨细都由祖父主持。祖父来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从师于晚清国学大师俞樾。20世纪初，留学日本弘文书院，学习教育。在日本期间，曾在同盟会主办的横滨中华学校任教务长。回国后，经蔡元培介绍加盟光复会，在家乡从事新式教育的劝学工作。辛亥以后，他敝屣荣华，依然在教育部门和各类学校任职。他一生潜研学术，寄情诗词，笔耕不辍。所著有《汉文典》(清光绪商务印书馆刊印本、1993年南开大学出版社注释本)、《匏园诗集》、《萧山县志稿》(以上二书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史》(岳簏书社出版)和《易经通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多种。我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受宠爱。但祖父对我的教育却很认真，非常严格地对我进行传统文化的蒙学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顺序去读，去背诵，还为我讲解《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蒙学书，为我一生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入门基础。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七岁那年，因父亲供职天津，即随母北上。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祖父，以后虽然再未和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仍然不时写信来，指导我读书和修改我的习作，直到他年高辞世为止。
我从小学到大学遇到过不少良师，他们都从各个方面给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先在南京新菜市小学读高小时，级任老师张引才是一位刻苦自学，博览史籍的好老师，他常和学生一起，讲述有益于学生的历史故事。这些知识的灌输，无形中奠定我日后攻读历史专业的根基。后来我到天津一所中学读书，有一位年轻的国文老师谢国捷，曾在辅仁大学专攻哲学，是史学家谢国桢的六弟。安阳谢氏，家富藏书。谢老师又很慷慨倜傥，师生问十分契洽，因此我得以借读谢氏藏书。谢老师还常和我谈些治学方法和经验，鼓励我写文章。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初稿就完成于此时。此文后来在陈垣老师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终于成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40年代初，我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有幸亲受业于陈垣、俞嘉锡、张星烺、朱师辙、柴德赓和启功、赵光贤诸先生之门，他们都为我日后走上学术道路耗费心血，特别是他们谨严缜密、求实求真的学风，成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可惜我资质驽钝，虽全力以赴，至今未能达到师辈的期许，而深感有负师教。当时正处于日寇侵华的沦陷区，老师们坚贞自守的爱国情操，更是一种无言的身教。
我大学毕业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一一1946年，人们的心情都很兴奋，以为可以报效国家，有所作为。孰知事与愿违，政府的腐败令人大失所望，我无可逃避地像许多人一样，走上一条毕业即失业的道路，虽然经过亲友的帮助，曾在一家公司谋得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但为时不久，公司倒闭。又赋闲了一段时间，才经读中学时一位老师的介绍，到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当时÷解放战争已临近全面胜利的边缘，天津的解放指日可待，我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一些革命理论和思想的灌输，热切地期望着新生活的来临。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欣悦。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我积极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不久，经民青驻校领导人的动员，我和另一位同事张公辅被保送到华北大学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训。于是，脱去长袍，穿上用紫花(据说是一种植物)煮染过的粗布所缝制的灰制服；不惜抛去优厚的工薪制，而去吃小米，享受大灶供给制。一股唐·吉诃德般的革命热情产生着革命的冲动。为了和旧思想、旧习俗等旧的一切割断，做个新人，我们又学习那些先行者改名换姓的革命行动，偷偷地商量改名问题。张兄想今后要在革命大道上奔腾，就利用名字中骕字的马旁，改名马奔。我则用名字的最后一字“夏”与“禹”相连而改姓禹，又大胆地以列宁自期，取名一宁，暗含着彼一宁也，我一宁也，也许有一股将相宁有种乎的傲气。张兄一直沿用马奔这个革命名字，我则幸亏以后又恢复了原姓名，否则“文化大革命”中这将是一条大罪状——居然敢以列宁自期。政治培训期满后，张兄南下到河南，我则被留在华北大学的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从此我就从古代史方向转到近代史方向，并在范老和荣孟源先生指导下写出第一篇学习新观点的文章——《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作为太平军起义百年的纪念。
当时历史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从整理北洋军阀档案人手。这批档案是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移送过来的藏档，没有作过任何清理和分类。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一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每人只发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每天工作时就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打捆检放到书架上。因为每件档案都有脏污之物，要抖干净就会扬起尘土，整天都在爆土扬尘中过日子，所以每天下班，不仅浑身上下都是土，就连眼镜片上都厚厚地积了一层灰尘。同事们看着对方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但从没有什么抱怨。在整理过程中，因为急于想闯过这个尘土飞扬的阶段，工作速度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档案和记住一些军阀的名字外，几乎很难停下来看看内容，只能说这是接触北洋军阀档案的开始而已，还谈不上什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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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史记
——略谈来新夏先生随笔
赵胥
来新夏先生生于书香门第，青年时期的求学阶段是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度过的。他经历过硝烟弥漫的时代，遭遇过“文革”特殊生活的考验，可以说历尽坎坷磨砺，但内心深处蕴藏的老庄精神使其虚怀若谷，使得其对人生有着超然而独特的理解。他的文章，或认真求实、或诙谐幽默。有的针砭时弊，入木三分，抨击社会一些不良现象，令人观之，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有的对生活的某个细节片段，刻画得细致入微，衣食住行，皆成文章，不禁拍案叫绝；有些学术性很强的文章又不乏严谨务实，条分缕析，层次鲜明，丝丝入扣，足以作为研究人员可资利用的翔实资料。
来先生的随笔不论是阐明学术、讲史论事，还是议论抒情，都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那就是结构的严整缜密，语言的朴素清新，情感的真挚深沉。
一、来先生的随笔类型
一般的随笔作品，可分为抒情和叙事两种，但学者出身的来新夏所作的散文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知识性随笔、抒情性随笔、叙事性随笔。
(一)知识性随笔
来先生创作了大量的知识性随笔，这些文章，虽以随笔的形式行文，但内容涵盖了文、史、哲等诸多方面大量的专业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来先生的学识博大精深，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博，在他的诸多随笔中，有一些详细地介绍了一些人们很感兴趣却不甚了解的掌故，如《故宫与逊帝》介绍了清帝退位后的隐秘生活，通篇下来，并不像一些历史教科书中那样文字生涩，而是通过一系列详细而精彩的语言，介绍了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邮票的说古道今》从一个集邮爱好者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大量的关于邮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再如他的《番薯的引进》中给人们常吃的一种食品——烤红薯，可很少有人知道是如何引进的，就会找到答案。他总是能够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让人们了解到自己身边很常见或很熟悉的事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足以看出来新夏先生是一位热爱生活，懂得享受生活的老人。
(二)抒情性随笔
来先生的很多文章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都很有趣味性，潜藏着一种精深的幽默，他的幽默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浓郁东方气息的幽默，体现的是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生在江南，成长在北方，使来新夏具备了南方人的细腻与北方人的豪迈，丰富的人生阅历也使他的胸襟愈发博大，使之在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更加乐观豁达。由于其独有的、天生的、不可学得来的睿智、敏锐，加之对人生有着独到的领悟，使很多文章或字句往往能让人在轻松愉快中有所感悟，让人读来或如参佛语，仿佛醍醐灌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视坎坷为人生必经之途，视一时辉煌为过眼云烟，视未被启用为淡泊明志，视生老病死为人人难逃之自然规律，视欢乐为一时之兴至，视离合为宴席之聚散，视家无余财为君子固穷，视家人父子若友朋相聚，视挨整受压为心无愧怍……”，以他自己所阐述的“人生幸福达为先”的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处世，使来新夏能够宠辱不惊，举重若轻。
(三)叙事性随笔
来先生一部分的随笔是以叙事为主的。或通过叙述一件事，或把一些相关的事情串联起来，通过一系列的事情，阐明一些道理让读者有所感悟。
就如《中毒记》中，来先生叙述了自己在一次开会时在所下榻的宾馆中，经历的食物中毒的窘迫遭遇。本来发生过的一系列事情，既痛苦又尴尬，但来先生能够把这些遭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展现出来，令人看了不禁捧腹。来先生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一个中学生的忏悔》回忆了自己在年少无知时经常以恶作剧捉弄自己老师的种种情景，深感愧疚，使很多读者找到共鸣，也让更多的人对尘封的往事追加忏悔。
二、来先生的随笔特点
(一)结构合理
出身学者的来新夏先生行文十分严谨，虽然传统意义的随笔创作要求并不严格，但来新夏先生为了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章，而且不拘泥于学术文章的死板，总是能够环环相扣，条分缕析，十分严谨。他的随笔作品能放能收，放收有序，使作品紧凑集中，切合主题。即便是作品的部分与整体之间，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安排得十分自然，衔接得十分巧妙。
从来先生为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所写书评和书序中可以看出，一旦着手，便要一丝不苟，极为认真地探求作者的创作背景，揣摩作者的写作方法，认真去阅读著作的每个章节，每一篇，甚至每一句。也就是通过这样，来先生真正体味到了书中的精髓，给书籍作了很好地诠释，很注重对书内容整体的把握，使读者对那些作品能够得到更加深一步地了解。能够得到来新夏先生作序的书，自然增色不少。来先生点评过的文章、书籍，也展现出了更多的阅读亮点。
(二)情感真挚
来先生的随笔中蕴含着大量的情感，爱憎分明，大气磅礴。
来先生对书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爱书、读书、著书、藏书，我们可以从他_的随笔中体会到他对书的那份挚爱。，有得到一部好书的欣喜若狂、有沉浸在字里行间的沉醉忘我、有对自己钟爱典籍的认真批注，当然也有痛失爱书的悲伤和无奈。从《我的线装书》《旧书摊》中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来新夏先生得到心仪的书之后的喜悦之情。而在《藏书的聚散》等几篇随笔中，都有类似的描述，来先生自己心爱的书，在那个特殊时期当着自己的面被付之一炬时，那种道不出来的感觉，对于一个如此爱书的人来说，实是一大劫难，读之不禁令人产生义愤与同情。来先生对藏书也颇有研究，很多文章中涉猎了关于藏书文化的介绍，自己本身也喜好藏书，几次“聚散”，使来先生对藏书也有了特别的情感。来先生爱书，但并不是盲目的爱，当看到各出版社大量出版一些成本高昂，读者颇少的书籍时，来先生自然看不过去，《何必如此拥挤》等文章，道出了对这种现象的不满。
来先生的刚正秉性与认真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目光敏锐，一丝不苟，他有一些随笔很有意思，就是专门找一些常见却经常出现的语言文字错误使用的现象，仅《灯下挑眼》两篇(正、续)，就挑出了一些媒体犯的错误，体现了一位学者广博而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兢兢业业的求知态度。有时候来先生的语言也会特别犀利，《爱子病》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当看到一些家长对子女过于溺爱时，气愤之情，虽顾及情面，不愿当面道破，也要汇诸笔上，及时抨击。《老喜丧》《饶了孩子吧》则对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作了批判。美德要颂扬，弊病也要指出，来新夏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让更多的人能够激浊扬清，时时警觉。
(三)语言丰富
来先生随笔对语言的运用十分丰富。纵观来先生的随笔，就会发现他的语言风格不同。
1．广征博引，文字精深
这一类的文章往往是学术性较强的。如《清末三帝的年号》一篇小文，介绍了关于清末三帝年号的种种，短短千余字的文章，引用得当，语言精深，足以看出来先生的专业功底以及驾驭语言的超强实力。
2．通俗易懂，诙谐幽默
这一类文章很多，语言朴实无华，可以符合各个知识层面的读者的阅读水平，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如《葡萄是甜的》一文，围绕一首耳熟能详的儿歌，阐明自己的观点，于细微处着眼，展现了大家风范。
3．诗化语言，清新隽永
文学世家的出身，与环境、经历的影响，使来先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诗人情怀，虽然是随笔类作品，但辞藻间不乏诗一般的美感。如《书山路忆》，连名字都很有诗的古朴韵味，语言更是极富美感，如“回顾往事，萦绕于怀的是要检视自己的学术道路。在那悠悠岁月中，是谁伴随着我前进在这条既艰苦又充满乐趣的道路上?又是谁在茫茫书山中指引我摸索前进?那是庋藏丰富的图书馆和以向人浇灌知识为志趣的图书馆员们”。
综上所述，来先生的随笔包罗万象，古今中外，无所不容，大到政治外交，小到市井百态，从大洋彼岸到街头巷尾，从金戈铁马到叫卖吆喝，大小篇章涉及了各行各业，能让各种身份、诸多职业的人从中找到共鸣，能够真正做到雅俗共赏。来先生渊博的学识，转化成信手拈来的文字，毫无雕琢之处，不失优美，实是当代随笔中不可多得的佳品。
《问学访谈录(来新夏随笔自选集)(精)》为纪念来新夏先生诞辰90周年而编写，由来先生历年旧作及近年新作700余篇随笔中精选出来，收录谈及学术与治学之道的文字，足以为后生问学之津逮。该书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全面回顾来新夏先生的学术道路、心灵轨迹以及读书方法和各种人文典故、历史知识，既有经济价值也有社会价值。
《问学访谈录(来新夏随笔自选集)(精)》收录了我国著名学者来新夏谈及学术与治学之道的文字，足以为后生问学之津逮。来新夏先生生于书香门第，青年时期的求学阶段是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度过的。他经历过硝烟瀰漫的时代，遭遇特殊生活的考验，可以说历尽坎坷磨砺，但内心深处蕴藏的老庄精神使其虚怀若谷，使得其对人生有着超然而独特的理解。来新夏先生的学识博大精深，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博，他的文章内容涵盖了文、史、哲等诸多方面大量的专业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