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14－1914）》是一部殿堂级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是一部深刻演绎近现代国际局势的通俗读物，是时殷弘、金灿荣等国际问题专家鼎力推荐的一部近现代国际政治百科全书

本书是国际关系扛鼎之作，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大师诺曼·里奇的代表作，是当代美国最权威、最详尽的国际关系史著作之一，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具有标杆意义，被欧美各名校广泛用作教材。畅销多年，不仅为国际政治等专业师生所喜爱，也广受非专业读者欢迎。

本书的历史视野宏阔深邃，以法德角逐、英德博弈、美日崛起并挑战世界秩序、列强入侵中国等大国冲突为主线，详尽而又从容地展现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国际冲突的宏大历史画卷，涵盖这100年间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了这些历史事件以及大国之间冲突的深刻根源。

本书的叙事技巧引人入胜，美国作者诺曼·里奇笔如椽，枯燥的历史变得妙趣横生，头绪纷繁、变动复杂的国际关系史演变为一幕幕鲜活生动的历史活剧，不仅清晰详细地讲述了主要大国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冲突与合作、斗争与缓和，而且深刻揭示了各国对外政策与其各自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19世纪及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一直是世界的权力中心，世界上主要大国基本上都是欧洲的国家：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德国等，它们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几个大国的博弈左右着世界政治的格局。由美国诺曼·里奇（Norman Rich）所著，吴征宇和范菊华共同翻译的《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14－1914）》一书主要描述1814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100年间，大国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变，阐释大国的外交政策，聚焦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如拿破仑战争、1848年革命、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两次鸦片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讲述各主要大国在历次战争前后，如何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应对国际局势的危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目录

导言

第1章 缔造和平（1814-1815年）

 战时同盟条约在战后媾和中的作用

 和平的缔造者

 与法国的和约（1814年）

 塔列朗的作用

第一个《巴黎条约》

 美国与拿破仑战争：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与1812年美英战争

 维也纳和会

 《维也纳条约》

 拿破仑的“百日王朝”

第二个《巴黎条约》

 神圣同盟与四国同盟

 对1814-1815年和平进程的总体评价

第2章 维护和平（1815-1823年）：欧洲协调

 和平的维护与变革的力量

 民族主义

 1815年后的维持和平行动

 法国问题

 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国际集体保证与法国的“入伙”

 特洛波会议与莱巴赫会议：革命与外国干涉

 坎宁接替卡斯尔雷

 维罗纳会议：对西班牙的干涉（1823年）

 门罗主义

第3章 东方问题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列强的反应

 希腊革命与外国干涉的危险

 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为防止外国干涉进行的努力

 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穆罕默德·阿里的干涉与坎宁的政策

 1828年的俄土战争和《亚得里亚堡条约》

 对希腊独立的承认

第4章 1830年革命与葡萄牙及西班牙的革命

 法国七月革命

 比利时革命

 波兰革命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革命；帕默斯顿的政策

 英国和葡萄牙

 英国和西班牙

 西班牙婚姻事件

第5章 东方问题的延续

 埃及危机（1831—1841年）

 土埃战争再起、列强的干涉与1840年国际危机

 1841年《海峡公约》

 沙皇有关签订一个处理近东紧急事态新协定的提议（1843—1844年）

 阿尔及利亚问题

第6章 1848年革命

 法国革命

 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

 德意志革命：普鲁士

 革命时期普鲁士的对外政策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

 法兰克福议会

 1848年革命与列强的对外关系

第7章 克里米亚战争

 冲突的背景

 危机的发展

 奥地利维持和平的战略

 战端终开

 同盟国及俄国的战争目标；奥地利对俄国的最后通牒

 战争进程

 奥地利结束战争的努力

 媾和（1856年）

 战争的最后结局

第8章 意大利的统一

 撒丁的领导地位

 加富尔

 撒丁与克里米亚战争

 法国与撒丁的同盟

 为战争所做的外交准备

 1859年的战争与《维拉弗兰卡和约》

 撒丁的兼并与萨伏依和尼斯的割让

 加里波第与南意大利的征服

 接管罗马的失败

 夺取威尼西亚和罗马

第9章 大国与美国内战

 战争的降临

 欧洲干涉问题

 外交战的最初回合

 封锁问题和承认问题

 “特伦特号”事件

 承认与调停（1862年1-10月）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和1862年1O月法国的调停倡议

 为南部邦联海军建造的舰船

 1863年1月的法国调停倡议与罗巴克动议

第10章 大国与墨西哥：拿破仑三世的宏伟设想

 拿破仑三世的想法

 墨西哥的政治局势

 美国的威胁

 欧洲三国的干涉

 美国的反应

 法国的单方面干涉

 马克西米连大公的候选人资格

 南部邦联与拿破仑三世的宏伟设想

 美国的政策与墨西哥帝国的终结

第11章 德意志的统一

 普鲁士的立宪斗争

 俾斯麦

 波兰起义

 1863年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危机与丹麦战争

 从丹麦战争到奥地利战争

 普奥战争

 媾和与法国干涉问题

 卢森堡危机

 北德意志重组与南德意志问题

 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资格

 普法战争

 阿尔萨斯-洛林问题

第12章 寻求新的国际稳定（1871-1890年）

 第一次三皇联盟+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

 巴尔干危机（1875-1878年）

 1877年的俄土战争及其后果

 柏林会议

 1879年的德奥同盟

 第二次三皇联盟

 奥地利的巴尔干政策

 保加利亚问题

 德国与法国

 1882年的三国同盟

 英国对埃及的占领

 俾斯麦的殖民政策

 1884-1885年的柏林西非会议

 俾斯麦同盟体系的高潮

 威廉二世的继位

 对俄国关闭柏林货币市场以及对德英结盟的寻求

 俾斯麦的解职

第13章 俾斯麦同盟体系的瓦解

 废除《再保险条约》

 三国同盟和英国（1890一1893年）

 暹罗危机

 三国同盟和英国（1893一1894年）

 法俄同盟

 帝国主义和德国的政策

第14章 “新”帝国主义

第15章 为控制尼罗河的争斗

 埃及和上尼罗河的重要性

 阿比西尼亚的作用；意大利的溃败

 走出刚果的路；法国、比利时与德国的政策

 法绍达危机

 英国的胜利；德国政策的失败

第16章 争夺南非主导权的斗争

 布尔人和英国人

 塞西尔罗兹及其对英国利益的促进

 绊脚石保罗克鲁格

 詹姆森袭击事件

 克鲁格电报

 通往战争之路

 葡属殖民地的回报

 布尔战争及其后果

第17章 列强对中国的争夺

 鸦片战争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国内部的困境

 列强对中国领土的蚕食

 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

 日本的帝国主义：朝鲜、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

 欧洲列强的反应与《马关条约》的修改

 19世纪晚期列强在中国的租借权之争

 中国的愤怒：义和团运动

 美国的“门户开放”照会

 俄国的长期威胁：英国、德国与1902年英日同盟的形成

 俄日关系的紧张；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其后果

第18章 东方问题的重现

 亚美尼亚问题

 英奥协约的终结；1897年的奥俄协定

 克里特岛革命

 马其顿问题

 巴格达铁路

第19章 美国进入大国舞台

 美国海军复兴和马汉的理论

 委内瑞拉危机

 古巴与美西战争

 巴拿马运河

第20章 注意力回归欧洲

 第一次和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

第21章 德国的世界政策

 威廉二世与海权

 比洛的作用

 提尔皮茨的作用

 提尔皮茨计划得以成功的国内因素

第22章 英国的防御性战略

 保持英国的海上优势

 支持结盟政策

 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英德结盟谈判

 相互间的错觉

 德国的敲诈；葡萄牙和萨摩亚岛的代价

 德国得罪了张伯伦

 “班德洛思号”邮轮事件与俄国的干涉建议

 英德两国的涉华条约。

 英德谈判的最终破裂

 英日同盟

第23章 法德角逐

 法国的外交攻势

 意大利的中立化

 拉拢西班牙

 英法协约

 德国的反击

 流产的亲俄计划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德国皇帝的外交倡议：《比约克条约》

 比约克的结局；德国外交的失败

 英俄协约

第24章 对抗性外交

 奥俄对抗再起

 塞尔维亚因素

 奥地利、俄国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波斯尼亚危机

 波斯尼亚危机的影响：土耳其、波斯及俄德波茨坦协议

 英德关系、《每日电讯》事件与比洛的下台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霍尔丹使团

第25章 欧洲病夫的崩溃

 的黎波里战争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伦敦条约》和未来冲突的发端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奥地利、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问题

 利曼冯桑德斯使团

 不断加剧的军备竞赛

 奥地利处境的不断恶化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

第26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奥地利请求德国支持与德国的“空白支票”

 奧地利的开战决定及其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

 俄国的政策

 塞尔维亚的答复与奥地利的宣战

 德国为退让进行的努力

 俄国的动员

 德国对俄国动员的反应：施利芬计划

 法国的政策

 英国的政策

 走向深渊

 奥地利、德国与战争罪行问题

参考文献

索引

第1章 缔造和平（18l4-1815年）

到19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拿破仑似乎已经取得了以往的任何征服者都没有能够取得的成就：欧洲大陆的绝对主导地位。他击败了大陆上所有主要强国的军队，破坏了针对他建立起来的所有国际同盟，并且以外交手段巩固了军事上的胜利。1807年6月，在他取得对普鲁士和俄国的胜利后，拿破仑将某些条件强加给普鲁士，这些条件旨在使普鲁士丧失军事能力且永远臣服于法国。然而，拿破仑与俄国却缔结了一项同盟条约，此举将最令人生畏的大陆军事强国从对手阵营中分化了出来，而且也同时为他对英国——当时唯一一个仍然在继续反对其统治的主要强国——展开的大陆经济封锁行动争取到了俄国的合作。1809年，在他对奥地利取得了最新的军事胜利后，拿破仑与奥地利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与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公主的婚姻则成为这个盟约的最好象征。通过这桩婚姻，拿破仑作为一个暴发户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声誉，即要与欧洲最古老的统治家族之一联姻，但他与奥地利签订的盟约也旨在将傲慢的哈布斯堡帝国削弱到某种永久臣服的地位。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当时仅受到英国人的挑战，英国已经在海上击败了法国及其盟友，并且在继续进行一场似乎徒劳的反抗拿破仑的斗争，英国从事斗争的方式就是向伊比利亚半岛派遣一支军队以支持那里为反抗法国在西班牙的占领军进行的游击战。

然而，俄国的潜在挑战似乎依然存在，因为尽管多次被击败，但俄国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此外，正如拿破仑已经预料到的那样，沙皇也证明他在与法国的同盟关系中并不是一个温顺的小伙伴，反而在推行一些似乎对法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政策。沙皇曾经与土耳其开战，目的显然是为了实现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古老雄心和确立俄国在近东的绝对优势地位。他已经夺取了芬兰（虽然此举得到了拿破仑的同意），现在又准备扩大俄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他还对拿破仑在波兰的政策提出了抗议，因为俄国人自己长期以来一直都竭力要主导波兰。他宽恕了臣民们严重违反俄国在其对英国经济封锁中所必须承担的条约义务的行为。现在，拿破仑决心要消除这个对其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唯一严重威胁，1812年春，拿破仑率领着一支由50多万人组成的大军入侵俄国，这也是历史上曾经集结起来的最庞大的一支军队。此外，为补充他的侵略大军和保护其侧翼，拿破仑迫使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了若干条约，从而使两国保证在征服俄国的战争中将给予法国军事上的支持。

在俄国，拿破仑最终遭到了失败，他是被俄国的地域和严冬及俄国人民保卫家园的坚忍执着所击败的。拿破仑大军中只有少数残部成功地返回西欧。

紧随军事失败而来的就是外交失败。1812年12月，亦即在拿破仑从莫斯科进行其灾难性大撤退期间，拿破仑侵俄大军中的普鲁士军队指挥官抛弃了法国人，并且与俄国签订了一项中立条约。然而，一直到1813年2月，普鲁士政府才得以克服对拿破仑再度复兴的恐惧，他们与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与俄国结成了正式的同盟。不久后，一直都在与拿破仑作战的英国人与普鲁士和俄国缔结了将给予它们战争津贴的协定，此举将英国带人这两个欧洲大陆强国结成的同盟中。

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认为有必要谨慎从事。拿破仑仍然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对手。从俄国归来后，拿破仑又集结起了一支大军，如果奥地利与之开战，拿破仑得胜后肯定将会对哈布斯堡领地进行报复。但是，即使拿破仑被打败，他的失败就一定对奥地利有利吗？奥地利与法国之间目前既有政治上又有姻亲上的联系，因而有望继续在拿破仑主导的欧洲享有一种即便是不够光彩但却是足够安全的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同盟国获胜的话，情况很可能会是，俄国将取代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无论是否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都将使奥地利处于一种更恶劣的臣服地位．正如梅特涅看到的那样，如果奥地利能够利用其影响力来促成一项使法国（即使是拿破仑的法国）最终作为某种制衡俄国的力量得以保存下来的和约，最符合奥地利乃至全欧洲的利益。只有通过重新建立欧洲均势的方式，奥地利及其他许多相对弱小的欧洲大陆国家才能够有望在欧洲国家体系内部维持某种表面上的独立和权威。

梅特涅为促成和约进行的外交努力非常复杂且曲折，但他的基本战略却非常简单。通过表现出奥地利将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的姿态，梅特涅希望以此来说服同盟国制定出某些充当谈判基础的和平条件；通过威胁要加入同盟国一方，梅特涅则希望说服拿破仑同意进行谈判。梅特涅与同盟国打交道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是沙皇，而沙皇要彻底消灭拿破仑的决心恰恰肯定了梅特涅的担心，即同盟国的胜利意味着俄国将取代法国而成为欧洲的仲裁者。然而，1813年春，一连串军事失败足以使沙皇得到教训，这使梅特涅能够从沙皇及其普鲁士盟友那里获得非常宽松的谈判条件，梅特涅劝说他们使条件更宽松一些，他保证，如果拿破仑拒绝这些条件，他将让奥地利参战。

梅特涅斡旋努力遭遇的更大且终究无法克服的障碍是拿破仑本人，这个欧洲的征服者拒绝妥协或放弃其帝国野心。拿破仑对梅特涅建议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仍然使法国的战前疆界大大拓展——做出的回应，仅仅是同意签署一项停战协定和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他的目的并不是进行谈判，而是要借此来争取时间以休整和加强他的军队。1813年8月10日，随着停战协定规定的最后期限临近，梅特涅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但拿破仑却根本无意对此做任何答复。这样一来，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别无选择，只有按照他曾对普鲁士和俄国做出的承诺向法国宣战了。  梅特涅并没有放弃达成一项和约的努力，他的努力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大力支持，因为卡斯尔雷同样也看到将法国——如果必要即使是拿破仑的法国——作为一种制衡俄国的力量保存下来的可取性。虽然卡斯尔雷不像梅特涅那么慷慨——他坚决反对法国拥有莱茵河左岸地区和位于英国对面的海峡沿岸地区——但他也准备允许法国大大拓展其战前疆界，这样，法国将保留在1792年确立的疆界。

卡斯尔雷提出的和平条件得到了同盟国的认可，这些条件在1814年2月17日呈交给拿破仑：如果接受1792年的疆界，只要不被法国人民否决，拿破仑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王位，而作为一项额外激励，卡斯尔雷还主动提出要归还英国在最近的战争中从法国手中夺取的众多殖民地．拿破仑再一次地迟疑不决．梅特涅两次说服其盟国同意延长时限以等待法国答复，但3月18日，当没有从拿破仑那里收到任何满意的回应时，同盟国中止了谈判，这次中止乃是永久性的。拿破仑为牵制同盟国向法国进军进行了最后一次疯狂努力，他采取的做法就是在洛林地区攻击同盟国的后方，但他要克服的困难实在太大了。1814年3月31日，同盟国军队攻人巴黎；4月11日，拿破仑被迫同意退位。同盟国将厄尔巴岛作为一个拥有200万法郎年收入的主权公国赐予了拿破仑；与此同时，拿破仑仍然能够保留其皇帝头衔。（P5-7）

导言

这本有关历史上大国对外关系的通史实际上是一部纯粹的外交史：一种为描述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政治家们怎样实施对外政策、怎样应对危机局面以及怎样成功或失败地解决危机而进行的尝试。本书主要关注大国的对外关系，因为在本书考察的历史时期中，大国的政策不仅决定了本国人民的福祉与不幸，同时也常常会影响到，而且一般是非常严重地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多数人民的命运。

对大国外交的研究必然要以欧洲为中心，因为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一直是世界的权力中心，世界上的大国也就是欧洲的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1867年改称奥匈帝国）和普鲁士（1871年改称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跨入了大国行列，但徒有其表，并不具备一流强国的实力。

欧洲大国是通过使它们能够比其他国家更有效地利用本国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从而取得优势地位的。它们的实力非常强大，到19世纪末，它们已经将自身的权威和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扩张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欧洲以外，只有两个主要国家逃脱了被欧洲奴役的命运，即美国和日本，而它们都是以采取欧洲做法的方式来摆脱控制的。在美国，一波接一波的欧洲移民毫不留情地将土著居民驱赶到一边，美国的欧洲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移植。更具革命性的则是日本，在这里，一群非常杰出的政治家认识到，摆脱被欧洲奴役的命运的唯一方式是欧洲化。这些人在按照欧洲方式重建日本的各项制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日本不仅保持了自身独立，而且到20世纪初期已经凭自身力量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之一。大国地位基于实力，而实力的最明显表现则是其陆海军的规模和质量、经济生产力以及为战争动员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能力。然而，除一国的军事设施和经济设施外，实力还取决于士气、意识形态、国民教育水平以及诸如气候和地理之类的非人格化因素。除这些条件外，我们还能够加上其他许多要素，但即使是最全面的衡量标准也可能产生致命的误导作用，美国在越南的经历可谓是一个突出例证。

当考虑到一国实力的另一个内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人才能——时，衡量标准则更为扑朔迷离。因为权力的真正有效性，与其他任何工具一样，都要取决于怎样明智和良好地使用它们，因而也就取决于那些行使这些权力的领导人的自身素质。这一点非常明显，即政治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绝对自由的主体。即使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摧毁这些结构，他们也必须在自身所处的社会及政治体制的结构内采取行动，他们还不得不应对各种各样现存和未知的问题及竞争者和对手们采取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和反制措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即某个领导人如何在既定的结构性限制内采取行动）应该是同样明显的。在对外政策领域中，情况尤其是如此，因为在这个领域中，一国的安全与核心利益常常会处在危险之中，因此在这个领域，有缺陷的领导人可能将非常严重地削弱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或是使国家陷入彻底的灾难中。

本书的开头部分主要是讨论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大国外交——拿破仑战争，若从其涉及那个时代所有大国（包括新生的美国）的意义上说，乃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那些在1814—1815年期间缔造了和平的政治家为一个将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个秩序中虽然曾经发生过许多变化，有些是通过谈判，更多的则是通过革命和战争，但1814年和平的缔造者及其继任者们，都设法竭力防止这些冲突发展成为一场全面战争，而且成功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许多严重的危机。本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对这些危机的记录，本书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个历史时期中的革命与战争，但更着重于考察那些为维持和平而采取的策略。1814年以后，和平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而且常常被那些强劲并且在塑造欧洲的全球主导地位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所打破。然而，引发了这个时期中的许多最严重的国际危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惊人地似曾相识，这似乎也印证了塔列朗对人类经验做过的一句刻薄评价：事物的变化越多，变化就越是老生常谈。当时与现在一样，和平受到宗教与种族的狂热及民族主义引发的革命热情的威胁。与现在一样，当时也有对国家安全的病态关切，也有被捍卫国家安全之必要性证明为合理的军备扩张，也有为反击或破坏对手的同盟从而与其他大国建立起的同盟。还存在是否需要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本国的安全与利益的外国革命进行干涉的问题，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则根本算不上是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不干涉美国内战的决定即是如此。还有东方问题，这个时期的东方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一个即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展开的争夺，在19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了巴尔干、北非和中近东的大部分，这些地区迄今仍然是国际冲突和国际危机的中心。还有庞大的俄国巨人，它始终威胁着那些沿着其漫长边界线分布的众多邻国的生存，它同时是那些大国竞争对手的一个潜在威胁——除美国外，其他大国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资源上（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要比俄国小得多。

除19世纪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导致的变化外，还出现了许多政治发展，这些发展对未来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成长为最强大的经济强国；德意志诸邦国实现统一以及随后蜕变为最强大的军事强国；日本的欧洲化及其进入全球政治的舞台。

还有帝国主义：美国与俄国的领土扩张。美国对西半球主导地位的觊觎及美国利益拓展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欧洲人对非洲的强占与瓜分，这些行为塑造了当今非洲绝大多数的政治结构；布尔人和英国人为争夺南非及建立白人主导地位而展开的斗争；欧洲人与美国人对东亚的渗透；法国对印度支那（越南和柬埔寨）的占领；俄国以中国为代价获得的领土扩张及列强为瓜分曾经非常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其余部分而展开的争夺。其中最重要的还有：欧洲的文化帝国主义；欧洲式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出口；欧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构造——实际上，欧洲的文化帝国主义包括了现在被统称为现代主义的所有文化现象，即使在摆脱了欧洲的政治统治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仍然要么是主动采用要么是被迫采用了所有这一切。

这也是历史的讽刺之一：德国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开始走上的全球政治道路及其为支持这种政策建立的庞大舰队，竟然使德国的大国竞争对手们逐渐开始将注意力转回到欧洲。因为英国人从德国舰队中看到了对他们本土岛屿的威胁，而大英帝国所有的关切都要服从于本土安全的需要。为对抗德国舰队的威胁，英国人不仅加强了舰队建设，而且与昔日在殖民领域中的主要对手（法国与俄国）缔结了同盟。这些同盟及德国对这些同盟的看法（德国人认为它们的建立乃是为包围和摧毁自己刚刚建立的帝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准备了舞台，这场战争可以更准确地称为一场欧洲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加速了欧洲的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终结。

本书中探讨的这些及其他议题构成了所有那些仍然困扰着现代世界的问题的背景。对这种背景及以往的政治家们怎样处理危局的研究，并不一定会有助于解决当代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并且在当代情境中加以处理——但对这些问题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以往处理经验的了解，应该有助于提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的确，背景知识的缺乏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我们在处理当代危机时存在的一个显著弱点。然而，除这些知识可能具有的实用价值外，国际关系史本身也极为引人入胜。我所能够希望的就是，我已经设法成功地将这种魅力传达给了读者。

本书的结尾部分讨论了大国外交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这场战争加速了世界政治权力格局的转变，并且为新的全球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大国外交：从1914年到当代》将探讨之后的这些变化，并且将故事一直讲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直至最终可能证明是欧洲的最后一个“殖民大帝国”（苏联）的瓦解。

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上发生的政治和国家的动荡都伴随着人名和地名的大量变更。专有名词的用法和写法也因此成为一个高度敏感且富有争议的问题。

在处理地名的过程中，我使用了最为常用的英文名称：如使用Vienna（维也纳）而不是Wien。除此以外，我则使用我讨论的事件发生时最常用的名称：如使用Air-la-Chapelle（艾克斯拉沙佩勒）而不是Aachen（亚琛）；如使用Canton（广州）而不是Guangzhou。我对既定名称通常都做了符合英语用法习惯的处理：如使用William（威廉）和Francis（弗朗西斯）而不是Wilhelm和Franz。对人物姓氏，我都使用了拥有这些姓氏的人自己使用的写法。对地名和专有名称的音译，我使用了最简单且最符合原文的形式，如使用Pashich（帕希奇）而不是Pasgic；如使用Taiping（太平）而不是T'ai-p'ing。

在本书引语中，我通常使用这些引语出自的文献中采用的写法和标点符号，当然，翻译引语除外。所有我自己添加的部分都采用方括号标明。所有日期都经过标准化改造以便同当今世界欧美国家中正在使用的日历相吻合。

我感谢本书出版社的总裁唐纳德·拉姆（Donald Latom）先生，同时感谢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我以前两本书（《民族主义与改革的时代》[The Age of Na-tionalism and Reform]和《为什么会爆发克里米亚战争？》[Why the Crimean War]）中使用过的材料。我还感谢给本书某些章节提供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的同事们，他们是：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和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美国）；利·威廉斯（Lea Williams）（东亚）；纽厄尔·斯塔尔茨（Newell Stultz）（南非）；罗伯特·帕登（Robert Padden）（拉丁美洲）；安东尼·莫尔霍（Anthony·Molho）（意大利）；沃克·伯格翰（Volker Berghahn），他阅读了有关德国的所有章节，这些章节占全书很大一部分。我尤其感谢以前的同事兼好友拉尔夫·门宁（Ralph Menning），他阅读了全部手稿，并且还提出了许多修饰性和实质性的建议。哈丽雅特·普伦蒂斯（Harriett Prentiss）是一位非常难得且富有支持精神的编辑。我的妻子琼·希区柯克·里奇（Joan Hitchcock Rich），主动承担了烦琐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为全书准备索引的工作。对这点，以及对其他许多类似事情，我在此写下的简短鸣谢之词不过是一种非常微不足道的象征性感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