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姚洋、黄益平编著的《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由“十三五”规划核心智囊林毅夫教授领衔，国内最有价值民间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倾力打造，汇聚顶尖专家学者，助你全面理解中国改革的9大核心命题，洞察中国真实的国情和未来趋势，解读中国改革、会诊中国经济、助力中国崛起。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改革如何啃“硬骨头”？

怎样理解改革背景下的宏观调控？中国房产会不会崩盘？

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难题？ 怎样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有哪些新趋势？一带一路带来的新机遇有哪些……

在北大朗润园，在林毅夫、姚洋、黄益平编著的《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中，找到答案！

改革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错综复杂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我们未来壮大的障碍和优势在哪里？到底能否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成为富有国家？中国经济社会如何实现“从0到1”的创新蜕变？……

“十三五”规划核心智囊林毅夫教授领衔，国内最有价值智库之一倾力打造，站在时代前沿，解读中国改革、会诊中国经济、助力中国崛起。

前言

第1章 理解中国改革

 新改革新在哪里

 从两会看中国改革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改革迫在眉睫

 为什么说政府职能转变任重道远

 完善政府定位，推进政府改革

 财税制度该怎么改

 如何认识土地制度改革

 如何进行国企改革

第2章 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目标合宜可行吗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谨慎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如何理解改革背景下的宏观调控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战略

 外国专家眼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对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反思

 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

 怎么看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公有制能产生正确的价格吗

 中国需要发展自由的思想市场

第3章 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难题

 地方债务问题亟待解决

 地方债的根源是什么

 化解地方债风险的关键是什么

 地方债阳光化之路

 如何利用和管控地方政府债务

 透视地方债的本质

 积极看待地方政府债务

 治本之道：地方官员向当地百姓负责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借鉴意义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必须标本兼治

第4章 人民币国际化新趋势

 十年左右基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功夫在国内

 如何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什么道路

 未来15年内人民币将取代美元

 人民币将是下一个世界级的储备货币

第5章 大辩论：中国房产会不会崩盘

 中国住房市场趋势

 城镇住房空置现象被高估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社会应少关注房地产

 预测房地产市场泡沫不现实

 中国房地产不会崩盘

第6章 如何老去：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

 什么决定了老龄化的影响程度

 政府部门和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如何看空巢老人保健服务政策

 社会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健康行为与口腔健康

 如何看中国式养老

 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战略

 健康、老龄化问题的研究状况

第7章 中小企业融资与企业家精神

 分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多管齐下共推服务型中小企业发展

 从字母M谈人生感悟

 企业家要学习好榜样

第8章 经营非洲：中国企业该怎么办

 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的战略

 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战略

 携手应对中国走向非洲的挑战

 如何与非洲相处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一：异域风情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二：黄金法则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三：非洲奇遇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四：并购经验

 投资非洲经验谈之五：境外新政

第9章 走向未来：应对变化的世界

 G20的未来与中国

 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未来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全球制造业变革对中国等国的启示

 亚洲发展势头仍将延续

 亚洲一体化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

后记

未来十年改革应有新思路

首先，改革的重头戏应该从根本上剥离政府的经济职能。目前一种建议是推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对此，我一方面肯定其积极意义，但也要指出，在不改变现行国企高管任命制度的前提下，仅仅靠向混合所有制转变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

我的建议仍是要从根本上剥离政府的经济职能，即政府、企业各自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个口号喊了很久，但就是难以触碰到实质。过去30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中有一条就是让地方政府充分竞争，主动参与经济运行。这条路子在今天已经走不通了，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给裁判员更多入场踢球的机会。

下一步如果要真正将划清政府职能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例如明令限制地方政府到市场上融资。地方政府发债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要由中央以税收作为担保，而不是任由地方政府到市场上直接发债。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参股新建企业，即使是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应严格监管，这包括我们讨论最多的融资平台。

其次，加强地方人大的监督职能，强化各种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当前地方人大代表更多的是业余性质，只在开会那一两周行使职责，在其余时间并没有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将人大代表这一工作转为兼职化，每个月强制几天要求他们必须履职。这样会使得他们更关注一些民生方面的事情。此外，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应该更多听取专业委员会的建议。

最后，要在最高层次上引入竞争机制。当前，我们解决党内竞争的方式要么是残酷的斗争，要么就是大家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使得政府班子里思想不统一，甚至出现不守政治规矩的人，这种情况下高层意图的贯彻落实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未来有没有可能实行内阁制，使得政府不至于被官僚体系蚕食？

总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非常宏大，令人振奋，但必须认识到真正推行下去将面临非常大的阻力。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自身不改革，要实现报告中提到的改革目标是有相当难度的。

为什么说政府职能转变任重道远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都很高。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很多方面是预料之中的，比如二胎政策、户口制度改革。这些政策都会影响千千万万的家庭，改变未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

不过，也有不少三中全会的决定是超预期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党内设置改革领导小组。以前改革是国务院的任务，现在成为党的任务。这一改变极其重要，充分表明党中央对于改革的重视。第二，设立了改革时间表，明确规定2020年完成所有改革。过去通常不设置时间表，因为设置时间表就相当于自缚手脚。如果到时改革没有完成，就可以进行问责。第三，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如果公报里的改革都能实施好，到2020年经济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制造业在就业和GDP中的比重都会有所下降，经济增长会更多依赖国内消费，中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尽管政府的作用还会非常大。

在政府职能方面，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审批过度。以老太太卖鸡蛋为例，100个鸡蛋里可能有一个坏鸡蛋，为了挑出这一个坏鸡蛋，就要把100个鸡蛋都拿出来检查一遍，费时费工。所以，过度审批对经济的伤害非常大。第二，政府特别爱挑选胜者。比如企业可以申请科技部的资金，政府决定把资金给谁。以前只有国有企业可以申请，如今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申请，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些资金的使用效果却没有人追究。在美国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能让我们记住的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在他们创业初期，有众多创业者和他们处于类似的处境，但99%的人都失败了。市场淘汰机制通过如此高的失败率创造了一个比尔·盖茨、一个乔布斯。政府再厉害也很难挑出最终会成功的1%，所以挑选胜者的做法注定会失败。第三，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大，造成了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环境污染等很多严重问题，成为整个经济的“肠梗阻”。

归根结底，政府主导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信息问题。我们相信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是为民做主的好人，但是再好再聪明的人也无法知道13.4亿人想干什么、近千万个企业想干什么。哈耶克留下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通往奴役之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政府永远无法解决信息问题，计划者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企业该生产什么。这么说有些绝对，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分阶段的。在古代社会，劳动分工很简单，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政府只需要提供军事、水利、救灾三项服务就可以了。但现代社会不一样，我们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要建立创新式国家，需要一个开放的体制。

本次会议在经济改革方面做足了功夫。以减少审批为例，以前，3 000万元以上的投资要先到发改委审批，现在只要企业的投资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一律可以自己去做，除了负面清单上列的行业其他都可以做。金融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体系，开设中小银行。这是巨大的进步。

对于一些改革领域，本次会议没有详细的涉及。这些领域包括哪些？这也很值得分析。其中一个领域就是如何约束政府。尽管提到了不少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措施，但还可以更加系统深入。创新型社会、完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民主来配合。经济民主不是指所有老百姓都参加经济管理，而是要把资源放在社会里，由社会而不是政府来配置资源。  新加坡模式很好，政府高效廉洁，经济发达。但是中国不可能复制这种体制，因为新加坡的人口与面积还不如一个海淀区。如果采取他们的模式，就会造成政府责任无限大，无处不在地管理一切事情，不能容忍任何小的冲突或社会不稳定，社会活力就要下降。

本次会议是个划时代的事件，注定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一样，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留待我们继续努力。

P14-17

1994年，林毅夫、易纲、海闻和张维迎等“六君子”在未名湖畔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立志打造一个在教学、科研和智库三个方面齐头并进的一流的学术机构。20年之后，这个坐落在皇家园林朗润园的机构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教学、科研和智库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根据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排名，国发院的影响力在全国智库中排名第二，在高校智库中排名第一。智库工作量化考核的合理性存在争议，但国发院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虽然智库工作并非中国高等学府的传统主业，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把智库建设设定为其重要使命之一，国发院前后三任主任/院长林毅夫、周其仁和姚洋一直把政策研究作为核心竞争力布局。可惜的是，教授们做政策研究，往往是既不计工作量，也不算科研成果，实际上相当于义务劳动。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和教授会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做到既不降低“学术水准”，又鼓励大家研究中国这个“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朗润园不但政策研究做得有声有色，教授们的学术发表也越来越好。

朗润园的智库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从表面看有一定偶然性，但实际上是由这个机构的历史传承、创立宗旨与治理结构共同决定的。回顾过去20年的经历，朗润园的智库工作是围绕如下三个方面的目标来打造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独立性表示政策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持公正的立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专业性要求政策建议既有严谨的学术基础，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学贯中西的教授们主动“入世”，研究实际经济问题，而不是待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而有效性则是指研究人员能够真正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视野。

朗润园在财务与学术两个方面都是高度独立的。当然独立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作为北大内设的二级学术机构，国发院并非不受任何约束。但朗润园在财务方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还为学校贡献了很多资金。做智库没有在财务方面获得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的系统性的资助，开支主要来自教授们通过教学获得的收入，相当于“自带干粮闹革命”。

财务独立为学术独立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学术独立的基础还在于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借用周其仁老师的话，这个园子里集中了一批有国家情结的人。教授们既不谋求仕途升迁，也不追求巨额财富，就是想独立地从事研究、自由地发表观点。朗润园甚至从来都不统计获得的领导批示的数量。从初创开始，朗润园就建立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在许多政策问题上，比如国企改革、增长政策、金融开放和转型道路，院里的教授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相互辩论已经司空见惯，但可贵的是不伤和气。

国家发展研究院真正做到教授治院，也扫除了学术独立性的许多障碍。在朗润园里，教授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无论是教授晋升，还是机构新设，院里的大政方针都要由全体教授审议、投票。院里的行政领导主要发挥组织和执行的作用。朗润园有一大批名教授，他们在院里的地位明显高于院长、副院长。这个教授治院的体制是“六君子”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就建立起来的，20多年来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朗润园智库工作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分析的严谨性和建议的可操作性。国发院的每位教授们都在海外接受过规范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训练，他们的政策主张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基于多年严肃的观察与分析，有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证支持，不会出现所谓的“无定向导弹”、前后观点自相矛盾的现象。

学者的政策主张不能得到决策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书生不了解“真实世界”，提出来的观点往往脱离实际、可操作性很差。朗润园就没有这个问题，一些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和张维迎，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在改革初期就已经开始从事政策分析，有些还经常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赵耀辉、张晓波等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或者深入基层调研，把脉实体经济状况。在资深教授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教授们积极参与基层调研和政策分析，李力行和徐建国等老师就和周其仁老师一起近距离观察甚至深度参与成都与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黄卓、王敏和赵波等年轻教授也参与了许多有关能源、金融和宏观方面的政策分析项目。

保障朗润园智库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教授们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与决策者的良好关系。中国国内再没有第二个机构同时拥有这么多具有全国甚至世界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他们的观点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公众与决策者的关注。朗润园的教授们通过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经常与非经常的渠道向决策者们提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并提出政策主张，他们也频繁地受邀参加总书记、总理和各部门包括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召集的专家座谈会。刘国恩和李玲教授是国务院医疗改革政策的重要咨询专家，卢锋教授主持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长年为财政部提供G20峰会的学术支持。

如果说过去朗润园智库工作的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更多的是教授们一种自发的行为，近年来院里大大加强了智库工作的系统性，比如成立了由林毅夫老师领衔的宏观经济分析小组，直接向决策层提供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院里还按照重要政策话题如利率市场化、能源发展战略、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中日韩经济融合和中美经济合作新模式等设立了专门的研究课题并提出了政策报告。从2010年开始，在周其仁和姚洋两位教授的推动下，国发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一起共同建立了“二轨中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的专家每年年初在纽约、每年年中在北京定期进行对话，为官方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供重要的补充。

与此同时，国发院搭建了一系列公开与非公开的公共政策讨论平台，比如坚持了10年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和开张近两年的“朗润·格政”论坛，都已经成为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品牌产品。

综合起来看，朗润园的智库工作确实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不过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朗润园里聚集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学者，这些从海外归来、胸怀国家情结的知识分子到朗润园来，就是希望为中国经济做一番事业。对于智库来说，人才就是一切，所以说，是这些名教授们成就了朗润园的智库工作，反过来朗润园也成就了各位教授。

当然，朗润园的智库建设也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学术机构不承认政策研究的工作量与成果，教授们无法专心从事智库工作。因为缺乏专门的资金来源，智库在聘人和做事时经常捉襟见肘。可以说，目前国发院的智库工作主要是由一批经验丰富的资深教授们在支撑着，他们可以不考虑升职、不要工作量，甚至不寻求报酬，将来，年轻一代教授们能不能托得住同样的声誉，现在并不清楚。所以如果国发院和北大真的要下功夫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就必须在人员、考评和资金安排上实施很多变革，让政策研究成为教授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在这方面，朗润园依然任重道远。

过去20多年来，朗润园的教授们参与了国内几乎每一场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重大争论，包括新农村发展、国有企业、汇率政策、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制度、医疗卫生、电信体系、户口制度、土地制度等。近年来一直支持、参与朗润园智库研究的唐杰博士把学者们在朗润园发表的最新观点集成了一本册子，作为智石经济研究院策划的《北大国情报告》系列第一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以求教于各方专家。

2014年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召开了追思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主办方原定这是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我认为这个倡议十分必要，就欣然应约前往，并根据即将发表于国外《经济政策改革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内容，准备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的发言。

主办方后来邀请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三位先做了主旨发言，发言完后进行相互评论。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溯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与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决策的参考。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问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

不过，争论要成为建设性的，而不仅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的口舌之争，则应该双方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准确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逻辑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对对方的观点进行评论。

这次在复旦的会上由于时间的限制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事后的媒体报道中也未准确反映争论双方的逻辑、观点和实证经验的证据，许多评论就像有位媒体主编指出的“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具体可参见《金融时报》中文网徐瑾专栏《张维迎林毅夫在争论什么?》)。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20年前的国企改革、12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国企改革的争论

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防、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如果一种经济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一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

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以奏效，尤其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我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一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

如果是垄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

大型的企业，则不管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在复旦的讨论会上，对我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时，维迎据此认为我主张把大型企业都国有化，显然是一个误解。

维迎和我的观点就内部逻辑来说都是自洽的。从实践来讲，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设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

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议应该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技术极端密集、仍然违反中国比较优势的国企，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补贴。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中得到实践，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

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更多而不是少了，效率低了而不是高了。并且，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则都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小凯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之初就认识的朋友，自那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们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谊，他对推广以超边际分析来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模型化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思索所做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

本着同样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现代化的关心，我一向秉持2004年他病逝后

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在研究近300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

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300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印证于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面前，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应该只引进各种发达国家的大师提出的思想?

中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前途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中国自己过去这30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吧!

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他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中国的学界需要放弃一种思维模式：一看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对号入座，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从而自己提出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