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童年
在动荡的年代里我来到人间
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锁国大清王国的大门，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境地，一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由此爆发，东北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华锦绣河山从此破碎。
1932年阴历6月26日我来到这个世界，母亲给了我生命。当我第一次睁开双眼，命运告诉我国家民族正面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际，这是个动荡的年代。所幸我降生在一个三世同堂的书香门第之家，给我的未来提供了一丝安全感。据比我大八岁的和珠大姐后来告诉我，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23号，我和五妹就出生在这里。爷爷曾是前清举人，在清军水师做过带兵武官。民国后在北洋政府做过国民政府参议员，在军阀吴佩孚手下任过职。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我们全家仍住在北京，直到1930年才举家迁往上海。那时爷爷虽赋闲在家，但他仍是当时上海名流之一，常应邀出席大小活动，家里常高朋满座，结交的都是些上海上层名流，客厅里挂满名人书画和名人照片。有时爷爷也应约写些诗文，刊登在报刊上，因此在文化圈里颇有些名气。当时家里生活条件不算太差，有一大群佣人还租用了小汽车，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充点门面。房子、家具、汽车没有一样拥有产权，都是用钱租来的，假象背后便是不堪重负的巨大开支。爷爷已无固定收入，他和奶奶都吸食鸦片，父亲在中央造币厂当文书主任，每月二百多元收入，显然入不敷出。家里唯一财产便是大量书籍，这种现状不可能持续维持，危机随时可能出现。1933年爷爷患肺癌去世，享年六十岁，家也从此面对现实，彻底回到踏实的平民圈里。爷爷去世后，家就搬到法租界辣菲德路敦和里31号。那是片新建的小区，仍是单门独院三层居民楼房，居住条件略次于以前，但开支就大为缩减，生活仍能勉强维持。
我出生于上海，在上海生活了六年。这段童年生活，我几乎就在家里这个小圈子度过。虽然谈不上童年幸福，但我却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外面的世界却是战火纷纭，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国破家亡、灾难深重的形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流落四方。与之比较我们已十分幸运，因为我们尚能全家温饱和有个安身之处。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之家。家里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姆妈(上海人对母亲的称谓)和比我大八岁的姐姐、比我大六岁的哥哥、比我大四岁的三姐，连我在内全家十口。我排行老四，从那时起我有了自己的名字“小四”。自此家里人无论大小尊卑，一律这样大呼小唤着我。就这样一直到我十二岁，小四是我无法摆脱的称谓。对这个符号最初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我慢慢开始懂事。上小学了，我开始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不雅、难听，的确曾有人在背后笑话过我这个“雅号”。尤其被小朋友恶意嘲笑时，感到特别难为情。
不过带“小”字的称呼，在家里不止我一人。从我三姐开始，后面所有小字辈，一概都带“小”字。于是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直到小九，顺理成章地沿袭了下来。这样给孩子起名字倒也很方便，也便于记忆，但坦率地说确实“俗”了点。以后我们慢慢长大，走出家门和外界有了接触，就觉得有点别扭。免不了要和小伙伴们的称谓作一番比较，结果确实欠雅，真有些说不出的委屈。免不了有埋怨情绪，为什么父亲母亲不给我起个好听的名字呢？看来父母亲在给孩子起名字这件事上，还真不是件小事，还真应该考虑再三。话又说回来，这也算不了什么，不就是个符号嘛，又何必如此计较？可是人从开始有了是非判断能力之时起，就逐步对真善美就有了初级标准，小孩也不例外，名字也有丑美之分，想有个好听的名字一点也不奇怪。大人给小孩取名字时，是不会和孩子商量的，说得不好听点实属强加。一个文雅动听的名字，会给孩子一生自信。坦率地说，我的确为自己这个不体面的符号苦恼过。直到上小学后，才知道我还有自己的学名叫樊和平。樊和平这个名字，还算大众化，一直使用到小学毕业。1946年我考上了省立雅安中学后，开始使用樊二南这个名字，此后就一直沿用至今。
慢慢大了以后，我曾问过父亲，二南是否有什么典故。据他说二南出自诗经中大南周南，仅此而已，更多的还是在成人后慢慢有了些了解。
记忆中的儿时岁月里的往事，的确十分有限。仅依稀记得我们的家，住在上海一幢楼房里。我家是个大家庭，家里有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弟弟妹妹加上我，另外还有姑父姑母三爷爷，实乃人口众多。除了家庭主要成员外，还有些烧饭做事的佣人。仅这些就把这个有限空间的家，几乎挤得满满的。除此之外，亲戚朋友上门走动也不少，家里来来去去的人实在太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就无法一一道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给我唯一留下的印象，便是家里总是闹哄哄的，好像从来就没有清静过。而那时的我，总是被遗忘的角色，谁也不重视这个小不点，我更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该干些什么。有时我胆怯地跑到后门，张望外面的世界，只记得弄堂很狭窄却很清净。那时弄堂里住着许多人家，而每户人家的大门，总是关得严严的。我真想破门而人，揭开这个秘密，看看那里面究竟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又都在干些什么。P1-3
本书的意义绝不在于是樊氏家族的家族史，也不仅仅是樊二南教授对于自己早年岁月的回忆。它的背后，是中国的大历史。
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荣辱，其实正是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荣辱的断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请读者朋友透过二南教授的文字，去触摸近代中国的蓬勃心跳，国家虽有苦难，但是心跳之声却是铿锵有力、蓬勃激越！
——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2001年10月，上海，APEC会议期间，上海放假，我第一次随父亲回到故乡绍兴寻根，凭着父亲依稀的碎片记忆，几经周折，找到了绍兴下方桥祖居(现浙江绍兴县齐贤镇西徐巷村)，并与樊姓高龄长者樊锦龙打探家族至亲下落。答案令人失望，无奈只好留下父亲一张名片，以备来日派上用场。2003年春天，父亲接到从成都回乡寻根的二哥樊二南、三哥樊三立的一个电话，声称见到名片方打来电话，并说明他们此次来意。意外得知亲人信息分外高兴。父亲当时已患帕金森症，此情此境让他激动不已，通话结束却忘了留下对方的联系信息。苦苦等待一夜，次日方得知此次回乡寻根全部亲人已到南京。父母当即决定连夜赶赴南京，这是一次久违的历史性家族大聚会，从此亲情的纽带把家人凝聚起来。
同年八月，古稀高龄的父母专程赶往成都，参加一生大哥葬礼，并商讨重修家谱事宜。2004，年，我和父母前往北京，见到了比我大43岁的大姐樊和珠，聆听述说我们家族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的亲属往事近况，多年来大陆海外中断沟通，改革开放后开始取得联系，亲人们纷纷回大陆公干探亲，彼此思念万千，割不断的亲情，道不完的沧桑。
2005年初，我组团带队，由父母、大姐夫妇及侄儿李宁组成，一行六人借道泰国辗转前往台湾。在台期间，先后探访了家居台北的三伯父樊祥孙(字爱庐)和三伯母樊胡佩玉、家居高雄的二伯父樊伯滋(字奎荪)的遗孀樊曹毅。父亲与他们失联近六十年，彼此畅述说不完的相互思念，道不完的别后沧桑，血浓于水在乐意融融中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当时伯父樊祥孙年高100岁，父亲72岁，我意外地感到他们相貌极其相似，神韵表情几乎一致。虽然三伯父坐在轮椅上，已失去了大脑思维和语言功能，但见到久别的父亲和亲人，眼角竞流淌下了眼泪，这是内心强烈的感应，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我。海峡两岸，相隔半个多世纪，离别情、思念苦，如今一挥而去。 2005年，三伯父在台湾去世。2006年安葬在美国休斯顿。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携同母亲远赴美利坚，参加三伯父的葬礼。在美期间前后见到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三伯父长子樊慰祖及夫人凯柔(德裔美籍)，在休斯顿三伯父五女樊琴真姐姐家中再度相聚，在密歇根与二伯父爱女樊晓毅家相会，我们共叙亲情。樊氏家族由于历史的跨越，半个世纪以来，彼此天各一方。一些已在异国土地上扎根多年，一些定居我国台湾。 2009年，我和母亲赴成都参加三哥葬礼，宽慰二哥痛失爱子。201 1年我亲爱的父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从2004年至2012年，我们共失去了樊祥孙(台北)、樊曹毅(高雄)、樊三立(成都)、樊文元(南京)、樊申(上海)、樊和珠(北京)六位亲人。
我在上海生活多年，每次去北京开“两会”，一定要去看望高龄大姐樊和珠，大姐是大陆的长者，对家史知晓颇多，每次见面总是将小时候家中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从曾祖父、祖父辈、父辈到如今的子辈，述说他们的辉煌成就，到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为社会奉献，传承家风。
从此，海内外亲属频频相聚上海，团聚加深亲情，沟通增进了解。
为告慰亲人，2010年我完成了《绍兴齐贤镇西徐巷村(下方桥)樊氏家谱》编印，但家族史尚未完成，任务十分艰巨，知情者逐一作古，所剩资料寥寥无几。目前唯一的线索，是大伯樊亚宣于1937年离开上海时存放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公司的八大箱文物古迹书籍字画，但现已无处可查，家史缺乏史料佐证，是一大憾事，樊氏家族参与近代中国革命的活动难以完整呈现。当我去年在南京见到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担纲《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张宪文教授时，他果断地说，你们家族的历史已经到需要“抢救”的时刻，鼓励我抓紧家族史的编辑工作。我回沪后立刻翻阅了二哥来上海探亲时，留下的少年时的自述记录，阅读中仿佛走人了久违的年代。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南京的张教授，请他替此书写个序言，张教授当即应允。去年正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又逢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张教授忙于史料整理、演讲、出席活动、上电视，在百忙之中挤出宝贵时间，完成了“序言”，不免让我心中产生深深的不安和浓浓的谢意。
我的先辈们从晚清开始，参与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旧中国的改造建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设等大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事件。樊氏族人堂堂做人，默默奉献，无一民族败类。我祖父樊肇澜(字松季)曾担任孙中山的侍卫长，参加了杭州起义，对这些历史，过去我一无所知。
记得1985年，我怀着强烈的好奇与敬仰，携同伴专程赴京参观。当我踏着民主革命先驱者走过的道路，循着“五四”运动的轨迹，翻阅着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历史档案，读到先辈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不由得肃然起敬。为近代史上这些伟大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也遗憾自己没有出生在那样激情荡漾、热血沸腾的年代。
今天，《岁月留痕》即将出版，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每每想起先辈们为国为民的奋斗历史，浑身便热血沸腾。这就是这些年使我奋斗不息的一股支撑力量。今天当我了解了自己家族的历史之后，才知道冥冥之中有先人的基因和护佑，因为我的身上流淌着父辈的血液。无论何时何地，忠诚爱国、自强奋斗的情怀始终在我心中激荡！
一部家族迁徙的历史，也是民族迁徙的历史冰山一角。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命运永远和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对颠沛流离岁月的回顾，正是渴望美好生活的期待。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樊申及已故逝者，以及关注中华民族近代史的读者。
樊芸
2015年4月10日于上海
岁月留情 天下家国
岁月留情，天下家国，这就是我读完樊二南教授所著的樊氏家族史——《岁月留痕》第一部之后的感想。2014年6月，本书主编樊芸女士前来拜访，我们在南京大学附近的丽晶酒店用餐。席间，樊芸女士将樊氏家族的历史向我娓娓道来。 樊氏是一个大家族，人才辈出。樊芸的祖辈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均担任要职。樊芸的父辈涉足民国的银行业，或者进入军界任职。到了樊芸这一辈，樊氏家族星散各地，他们在美国、中国台湾及大陆繁衍生息，事业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大陆的这一支主要分布在上海、成都和北京等地。本书的作者樊二南先生为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岁月》丛书的主编樊芸女士是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
樊芸女士上次来南京主要是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撰写论文所需的档案。她虽然工作繁忙，但仍没有停止对于学术的追求。
席间，樊芸女士谈起了她的家族历史。我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连红教授都认为，她应该牵头将异彩纷呈的樊氏家族史整理出来。樊氏家族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变迁，他们的家族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典型的写照。樊芸女士表示，她回上海后会和家族其他成员商量一下，让美国、中国台湾和大陆各地的家族成员群策群力，把家族的历史写出来。
没想到，樊芸女士动作竟然这么快，半年不到的时间，由樊二南教授执笔的《岁月留痕》一书的电子稿就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樊芸女士请我作序，我想既然我是动员樊芸女士写作家族史的建议者，那写序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了。 二南教授虽然是理工科的学者，但是文笔极佳。他的文字就像是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让人们在字里行间品读他们一家人在民国那个纷乱的岁月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人们的记忆和文字，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二南先生的文字让我感受到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家庭在那个纷乱的年代，特别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是如何挣扎求生，并尽可能地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的。所以我对本书的评价为“岁月留情，天下家国”，并不为过。
德国历史学家卡西尔认为，“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不可能重建它，不可能在一种纯物理的客观意义上使它再生。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本书作者所做的工作，就是用他刻印在脑海深处的记忆片段，重建他的家族在民国那个纷乱岁月中的苦难与辉煌。二南先生的这份工作，完成得非常理想。
本书的写作，年代跨越并不是很长，主要从1932年到1949年，但是本书所记述的地域范围却是很广，从上海到桂林、到贵阳、到涪陵、到雅安、到康定，从康定再返回雅安。作者在雅安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伟大时刻。随后，作者一家从雅安到成都，取道陕西，经西安一路东下赶到汉口，最后回到作者的出生地上海。因为作者父亲的工作调动，他们一家又迁居海州。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失利，他们一家从海州转赴青岛，之后，一路向南退到桂林。由于作者的父亲不愿意远离故土撤到台湾去，他们一家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行将崩溃之时，回到了成都。成都解放后，作者暂时搁笔。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地名，就是要告诉读者朋友，从作者出生，到念高中，这短短十七年间，其一家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他们的家庭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中等之家，由于战乱颠沛流离，亲人丧生，时刻面临着刚刚建起的家园又要被抛弃的悲惨命运。
但是作者笔端没有愤恨，没有抱怨，有的只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担忧，有的只是对那个战乱频仍的艰难岁月的惨痛回忆。作者在本书中虽然是以少年的身份出现的，但是表达的却是一个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个艰难岁月的客观认知和深刻体悟。
本书的意义绝不在于是樊氏家族的家族史，也不仅仅是樊二南教授对于自己早年岁月的回忆。它的背后，是中国的大历史。二南教授的记忆力极好，能够将非常细小的事情回忆出来，这是本书的另外一个写作特点——于细微之处见精神。通过作者的笔，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去体验、品味作者成长的那个时代；去触摸、观察作者成长的那个家国。我相信作者的很多文字，能够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小家的历史构成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累积在一起，就是家国，就是天下。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历史加在一起，就是伟大的中国的历史。樊氏家族血液里流淌着的就是为国奉献的一腔热血。虽然他们也曾经历过艰难岁月，但是他们的聪慧和忠诚是一直得到传承的。据樊芸女士介绍，现在樊氏第三代大都事业有成。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荣辱，其实正是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荣辱的断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请读者朋友透过二南教授的文字，去触摸近代中国的蓬勃心跳，国家虽有苦难，但是心跳之声却是铿锵有力、蓬勃激越！
家国天下，天下家国，期待《岁月》丛书二部的后续出版！
张宪文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2014年12月22日于南京大学
樊二南主编的《岁月留痕》记录了旧中国一个普通的家庭历经抗战、解放战争等大的时代背景下颠沛流离的聚散故事，由“动荡的童年”“还乡之旅”“金色年华”三部分组成。本书作者用他刻印在脑海深处的记忆片段，重建他的家族在民国那个纷乱岁月中的苦难与辉煌。本书的意义绝不在于是樊氏家族的家族史，也不仅仅是樊二南教授对于自己早年的岁月的回忆。它的背后，是中国的大历史。通过作者的笔，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去体验、品味作者成长的那个时代；去触摸、观察作者成长的那个家国。国家的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小家的历史构成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累积在一起，就是家国，就是天下。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历史加在一起，就是伟大的中国的历史。
樊二南主编的《岁月留痕》年代跨越并不是很长，主要从1932年到1949年，但是本书所记述的地域范围却是很广，从上海到桂林、到贵阳、到涪陵、到雅安、到康定，从康定再返回雅安。作者在雅安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伟大时刻。随后，作者一家从雅安到成都，取道陕西，经西安一路东下赶到汉口，最后回到作者的出生地上海。因为作者父亲的工作调动，他们一家又迁居海州。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失利，他们一家从海州转赴青岛，之后，一路向南退到桂林。由于作者的父亲不愿意远离故土撤到台湾去，他们一家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行将崩溃之时，回到了成都。成都解放后，作者暂时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