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柏林墙倒塌后，蒂莫西·加顿艾什走进保管前东德斯塔西（国安部）档案的高克机构，询问有没有他的档案，答案是：不但有，而且厚达两英寸，共计325页，代号为“罗密欧”。于是，蒂莫西·加顿艾什追踪蹑迹，穿梭于文件和回忆，以及英国安全部门的办公室和前斯塔西干员的起居室之间，写成了这样一部名叫《档案：一部个人史》的故事，告诉你那些发黄的文件夹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并依此重建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这道路既关乎个人，也关乎政治，更关乎历史。这是一部跟乔治·奥威尔或约翰·勒卡雷的小说一样扣人心弦、令人不安且具有道德挑战的私人叙述。只不过这里讲述的全部都是真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轻的蒂莫西？加顿艾什为了研究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分别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资料，但没想到，他在东德的行踪被认为是间谍活动，并被秘密警察和线民盯梢，留下了厚达325页的秘密档案。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档案开放，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重访东德，根据东德国安部为他建立的档案和自己的日记，一一寻访当年那些监视他的人，重建青年时期的一段记忆。他惊讶地发现，彼此立场不同的人，往往对相同的经验持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忆；于是，穿越各种回忆的迷雾，探寻自身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的真相，就成了本书写作的动力，最终促成了这样一本动人心弦的著作。

《档案：一部个人史》是一部将个人回忆与历史探索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的纪实作品，读来引人入胜。

导读　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 梁文道

前言　罗密欧？

第一章　序言报告

第二章　驰赴柏林

第三章　跨越围墙

第四章　IM“指导教授”？

第五章　IMV“米夏拉”

第六章　IM“舒尔特”

第七章 IMB“史密斯”

第八章　IM“R太太”

第九章　波澜壮阔在波兰

第十章　禁止入境黑名单

第十一章　浮士德群像

第十二章　冷战终结

第十三章　档案效应

第十四章　英伦谍影

第十五章 档案封存

对于六八世代人，我的感情很复杂。他们很特殊、有趣，和我所有其他的朋友非常不同。有时候，我可以理解甚至同情他们的政治目标，例如，当弗里德里希努力地想要揭露出德国司法是一套根本无法为纳粹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失败制度，我很能了解他的感受。然而，我同时觉得他们有时候太歇斯底里、自我中心、自我沉溺。他们的痛苦呻吟令我厌烦，在我看来，简直小事化大、自寻烦恼，与东西隔离相比较，那些只是小事。海纳告诉我，卡特总统访问西柏林，就好像勃列日涅夫到东欧访问暴吏一样，然而他对于仅相隔几英里之外、围墙另外一边的那个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却漠不关心。对于他们那批人而言，围绕在西柏林外的墙壁，似乎只是一面硕大的镜子，通过镜子，他们得以思考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关系”。“纸水仙”，我在日记中评论他们道。

然而，如果六八世代人在我眼中异常的话，那么我这个穿着大头鞋、苏格兰呢夹克的英国年轻人，不知在他们眼中又是何方妖怪。回顾过去，那个过去的我，连我自己也觉得怪异。有人或许会羡慕那些有案可查的人，但是被自己的、有毒的玛德莱娜蛋糕骗到，却不是愉快的经验。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在小说《费尔迪杜凯》（Ferdydurke）中，幻想自己有一天醒来后，回到了十六岁的模样。他听见自己那“早已埋葬、小公鸡一般尖锐”的声音，看到自己“没有长高的鼻子，嵌在那还没有成型的脸庞上”，并可以感觉到他不协调的肢体与器官，相互嘲笑：鼻子嘲笑腿，腿不齿耳朵。带着档案在时间中旅行的效果可能也很相似：一次不好的旅行。

国安部的金策尔少尉在报告中所谓我的“幌子”，其实并不是身份掩护，而是我还没有成型的身体延伸出来的好几个枝节。就好像现在会到我的牛津办公室中要我指点他们人生迷津的头脑混乱、但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岁研究生一样，我同时想做的事太多了：完成以第三帝国的柏林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写一本有关东柏林的书，写一篇有关包豪斯艺术的文章，还要写许多篇文情并茂的文章给《旁观者》周刊，甚至成为乔治·奥威尔、外交部长和战争英雄。都是一些我讲给自己听的掩护故事。

日记提醒了我过去那些笨拙的探索、自以为是的行动和势利高傲的态度——还有贸然闯入他人生活的莽撞。姑且将窘迫放在一边，要重建自己过去真正的感觉，真是何等的难事。然而，要重建别人的，可就容易多了。有时候，那个过去的我，对我是那么陌生。一路写下来，写到最后的几页时，在写“我”时，我几乎觉得我应该写的是“他”才对。

个人回忆就好像是个滑头的客户。尼采在他写的一篇讽刺短诗中，抓住了其中的神韵：“‘我做了。’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做的。’我的自尊坚持己见。到最后——记忆投降。”我们会禁不起诱惑，想要选择自己的过去。国家也是一样，我们会记得莎士比亚和丘吉尔，却忘了北爱尔兰。但是我们只能全取或全合，而我也一定要说“我”。

P39-41

罗密欧

“早安，”活力充沛的舒尔茨女士说，“你的档案很有趣。”说着，她便将一个牛皮纸色的卷宗交给了我。档案足足有两英寸厚，卷宗上的橡皮图章盖上一排字：OPK-Akte，MfS，XV2889/81。下面，则用手写体整齐地写着：“罗密欧”（Romeo）。

罗密欧

“是的，你的代号。”舒尔茨女士咯咯笑了起来。

我坐在舒尔茨女士的小办公室里一张仿木塑料桌前。这里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特务机构的档案管理局所在地。我一面打开牛皮纸夹，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在东德生活时发生的一段怪异插曲。

1980年，当我还在东柏林做学生时，有一天晚上，我和女朋友回到我在普伦茨劳贝格区威廉明尼公寓租的破旧房间里。房间的阳台上，有一个大大的法国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如果没有窗帘的话，外面的人也可以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正当我们相拥在我那张狭小的床铺上时，我的女朋友安德莉突然离开我，褪光衣服，走到窗户旁边，打开纱窗帘。然后，她把房间的大灯打开，回到我的身边。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牛津之类的地方，我或许会对她打开窗帘和大灯的举动稍感奇怪。但是，因为是柏林，我也就没有多想。

但是，当我知道档案这回事后，事情就不同了。我想到了我们在一起的那一次，并开始怀疑安德莉是否替国安部（即俗称的“斯塔西”，Stasi）工作，她是否故意打开窗户，好让对街的人可以照相。

或许那些照片就藏在档案夹里，已经先被舒尔茨女士看过。她刚才不是说“你的档案很有趣”来着？

匆促间，我翻阅完所有的夹页，很宽慰地发现里面没有诸如此类的照片，安德莉大概不是线民。不过，档案中的其他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

例如，里面有一份观察报告，对我在1979年10月6日16：07到23：55至东柏林一游的行踪交代得清清楚楚。国安部当时给我的代号比较不浪漫，只是一个数字：246816

16：07

“246816”离开腓特烈大道车站前面穿越道后，便进入监视范围。被观察者走到前站报摊，买了《自由世界》（FreieWelt）、《新德国》（NeuesDeutschland）、《柏林时报》（BerlinerZeitung）等多份报纸。接着，该目标（就是我）在车站内游移张望。

16：15

在前站，“246816”与一名女性打招呼，握手，相互吻颊。此女代号为“小软帽”。“小软帽”携带一深棕色肩袋。两人离开车站，一面说话，一面走到布莱希特广场上的柏林剧团。

16：25  两人进入餐厅

甘尼曼餐厅

柏林中心

造船厂街旁

大约两分钟后，被观察者离开餐厅，经过腓特烈大道和菩提树下大道，到达歌剧院咖啡厅。

16：52

“246816”和“小软帽”走进餐厅

歌剧院咖啡厅

柏林中心

菩提树下大道

他们在咖啡厅坐下，喝咖啡。

18：45

他们离开咖啡厅，赴贝贝尔广场，从

18：45直至

20：40

两人饶有兴趣地观赏东德建国三十周年火炬游行。随后，“246816”与“小软帽”沿菩提树下大道和腓特烈大道，到造船厂街。

21：10

两人进入甘尼曼餐厅。在餐厅内，两人不在观察范围之内。

21：50

两人离开该美食机构，并直接前往腓特烈大道车站前穿越道。

23：55

两人进入车站。“小软帽”资料移至第六处进一步确认身份。监视结束。

“246816”人身描述

性别：男

年龄：21至25岁

身高：大约1。75米

身材：精瘦

头发：暗金色

短

服装：绿夹克

蓝色马球套头高领衫

棕色灯芯绒长裤

“小软帽”人身描述

性别：女

年龄：30至35岁

身高：1。75～1。78米

身材：苗条

头发：中等金色

卷发

服装：深蓝布外套

红色小软帽

蓝色牛仔裤

黑色皮靴

配件：深棕色手袋  我坐在仿木桌前，惊讶于有人竟然精准地为我重建起我生命中的一天，而且那写作方式，令我联想到学校的作业：每一个句子都要有动词，而且故意使用一些不必要的夸张词语，例如：“美食机构”。我还记得那间金红相间的邋遢餐厅，甘尼曼，那间豪华的歌剧院咖啡厅，三十周年游行队伍中那些穿蓝衬衫、脸上长着青春痘的年轻士兵，和他们手上高举着的煤油火炬，如何在神秘的夜晚中，发出闪耀的光芒。我再度闻到东柏林那独特的味道，一种混合着老式家用煤球炉的排烟、二冲程“拖拉笨”（Trabant，编按：即“人造卫星”之意，是当年东德的国产车）小型车的废气、东欧廉价香烟、潮湿的皮靴和汗水的味道。但是，我却无法想起，她，我的小红帽，到底是谁？或许我不该说她小，因为她有1。75米至1。78米，几乎和我一样高。苗条，中等金色卷发，30至35岁，黑皮靴？我坐在那儿，在舒尔茨女士询问的目光下，不禁对自己的过去，油然生出一种尴尬的不忠感。

当我回到家—没错—在牛津的家以后，翻阅了当时的日记，终于发现了她是谁。事实上，我再度打开了对那段炽烈而不快乐的短暂情史的回忆，回想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相互的电话与信件。而且，在日记后面，我还发现了两封她写的信，小心地保存在原始的信封中，有一封上还特别注明：“贴着—这样你才会保持联系。”另一封信里有一张她的黑白照片，是两人感情结束以后，她寄给我的，让我不要忘记她。蓬松的头发，高高的颧骨，相当紧张的微笑。我怎么会把她忘记？

1979年10月，我的日记上还记着她，克劳蒂亚的“时髦红色小软帽和蓝色制服风衣”。“在腓特烈大道，”日记上记载着，“他们把我鞋底都翻开了（我穿着迪克鞋，让那军官印象颇深）。”是的，我想起来了。在腓特烈大道车站下的地下通关所，一名穿着灰色制服的军官把我带进一个有拉帘的小房间，命我掏出所有口袋里的东西，放在一张小桌子上，非常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件我携带的物品，甚至质问我随身日记本上每一条记事内容。然后，他命令我脱下厚重的咖啡色皮鞋。那双鞋是我在特尔街的迪克鞋店（Ducker&Son）买的。军官往鞋子里瞄了瞄，又在手上掂了掂分量，说：“好鞋。”

“与克劳蒂亚手牵手，颊碰颊，到歌剧院咖啡厅，”我的日记上这么写道：

反而变得更加亲密……火炬游行。东风冷冽。两人的温暖。迷宫—绕圈子。溜过柱子，躲过警察，终于来到甘尼曼。晚餐差强人意。克劳蒂亚又谈到她的“打工”。她的政治活动。我们穿过腓特烈大道，回到迪纳。大约凌晨三点，回到维兰德街。丹尼尔，满脸发白，气急败坏地坐在公寓门前—他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丹尼尔？约翰逊，作家保罗？约翰逊之子，现在已经是《泰晤士报》的要角。当时，他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剑桥研究生，研究德国悲观主义历史，总是乐于再多找到一个样本。我们同住在维尔默斯多夫区维兰德街127号。当晚，他忘了带钥匙。

日记里的迷宫和柱子，我猜想，是指着那些手持火炬的东德共产党中坚青年干部，他们所属的团体，自由德国青年团，是多么地名不副实。至于克劳蒂亚的政治活动，必须从她的世代谈起。克劳蒂亚属于让人一眼就认得出来的世代，1968年。当晚，她告诉我，过去他们在镇暴警察前面反复吟唱一句捕捉了1968年政治与性抗议的口号：“出外扮猪猡，床上无花果。”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日记写完后不久的一天，在柏林－达勒姆区教堂的墓地，参加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Dutschke）的丧礼。她还是戴着那顶小红软帽。或者，这些细节只是出于我的想象？

国安部的观察报告，和我的日记。我生命中同一天的两个说法。秘密警察冷眼旁观“被观察者”的一举一动，和渗入我个人主观、情绪的描述。国安部的档案，对我的记忆，是多么大的一份厚礼。比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要好多了。

本书距离第一次出版已有十二年，期间斯塔西（Stasi，即国安部）被全球公认为“秘密警察恐怖”的代名词。一位德国批评家戏称，希特勒是最能代表德国形象的输出品，现在看来，斯塔西也不遑多让。如今，人们提到纳粹（Nazi）就不得不提到斯塔西。两词在英语中韵脚音近，仿佛孪生兄弟一般。

德国因为斯塔西被贴上了另一个邪恶标签。但这恰恰是民主的德国敞开心胸，披露其20世纪第二次独裁统治，并将一切摊在阳光下供世人检视的结果。这不啻为一种讽刺。或许，德国这一举动，是人类有史以来对独裁罪行最果断彻底的揭露。然而，这一过程中，斯塔西在人们内心中的形象，也渐渐从历史事实转化为某种近乎神秘的事物。

我遇到的很多人都看过《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这部电影在人们对斯塔西的印象转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也多次在其他地方提到这部电影（这里不再赘述）。的确，这是一部才华横溢、引人入胜且富有教益的影视作品，但却赋予了东德好莱坞式的色彩。正如本书所述，现实远比电影无趣。我们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笔下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已经耳熟能详，但我们仍要明白：一般而言，邪恶降临时并不会脚蹬皮靴，手持皮鞭。

无论如何，结果变成了这样：针对世人将东德与斯塔西画等号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去纠正，东德不等于斯塔西。人们对斯塔西的普遍误解，迫使我常常提出反对的意见。比如，1979年很多西方观察家忽视斯塔西，而我却一再坚持：东德仍然没有摆脱秘密警察的控制，我们不该忽略斯塔西！而到2009年，我却说：没错，东德过去的确有秘密警察，但秘密警察并非东德独有。

本书内容穿插于德国与英国之间。德国部分，我几乎没有添加新内容。一方面我渴望加入新内容，希望与海因茨一约阿希姆·文特谈谈。他是与我的档案形成最直接相关的斯塔西官员，也是唯一不和我见面的斯塔西官员。今年年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我再次通过老友维尔纳·克雷奇尔（也就是“山毛榉”）联系他——用斯塔西的话说，这叫Kontaktversuch（尝试接触）。文特在电邮中礼貌且坚定地回绝了请求。他说自己是德国北方人，脾气倔强，此外，时过境迁，自己已经记不清很多事情。或许，到2029年，他会拗不过我这个北欧人，与我对坐长谈。到那时，我们两个糟老头会啜着苦咖啡，发现自己忘掉了所有事情，又或者，我和他都只能像小说家那样，靠虚构的回忆填补历史空白。

不过，文特通过电邮向我透露了一个意外信息。他回忆说，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看到我对东德的描述后大为光火（那时我第一本关于东德的书正在西德《明镜》杂志连载），并表示“无法容忍我继续留在民主德国”。于是，由文特少尉签署，并于1982年1月6日下达的一纸命令，使我无法再进入民主德国，同时这位安全部长下令，禁止我通过连接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通道。我原以为这只是民主德国的官方禁令，如今才知道这是梅尔克的私自决定。对此，我深感欣慰。我希望我在《明镜》连载的内容好好恶心一下这位安全部长，让他无法安逸地享受早餐。不过，现在梅尔克已经过世，一切都沦为了陈年旧事。

至于英国部分，我原本不打算增添新内容。无奈的是，我还是做了增添。因为“斯塔西”已经成为今日英国的流行词，因为这个曾经是全球最自由国家之一的英国，如今它的公民自由隐私正遭到侵犯。2009年年初，一场主题为“现代社会自由”的集会上，公民权利和自由活动团体领导人沙米·查克拉巴提（Shami Chakrabarti）指出，英国人骄傲自满、放松警惕，“欧陆人则因为对纳粹和斯塔西的记忆而居安思危”。此外，一位前安全部门首脑在《金融时报》撰写文章，警告英国正处在滑向警察国家的边缘。那篇文章的标题即为“斯塔西国家”，无需解释，每个人都知其所指。

不过，我们每个人（假如不是太蠢，没有患上妄想症）对标题的真实含义都心知肚明：英国并非真正的警察国家。1997年，本书首次面世，工党也开始上台执政，从那以后，有两股势力的发展为民众自由敲响警钟。一股源于技术，一股来自政治。技术对自由的侵犯源自电脑数据库、监控摄像机、个人邮件、网络搜索记录、移动电话记录追踪、电子医疗卡和信用卡记录、政府基因库、生物指标、Facebook和MySpace等社交网站的个人信息、精确卫星图片、微型和超敏感定向传声器，等等。假如国家和公司将这些技术设备加以利用，进行所谓的数据或真相挖掘，那么对私人生活的监控侵犯也就易如反掌，这也是埃里希·梅尔克做梦都无法企及的（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斯塔西掌握了这些技术，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景）。由此可见，技术约束自由的可能性，已呈指数级增长。

另一方面，在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伦敦、马德里后，英国政府以提升国家安全级别和保护公众生命为由，强化了技术应用，限制个体自由，包括未经审讯羁留、约束自由言论、入侵隐私合法化等等。这种将安全置于自由之上的趋势也体现在其他领域。比如，以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制定一系列荒谬琐碎的规定，把成年人当孩子，把孩子当婴儿。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也多少走过类似道路，但很少有政府会像1997年后的英国那样走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远。我在本书第十四章提到，我和英国M15的前局长谈到本书。我问他M15掌握的个人资料有多少，他答道：“不下六位数。”我想，现在M15手上的个人资料恐怕更多了吧。

英国反恐策略的设计师大卫·欧蒙德（David omond）爵士认为，打击现代恐怖主义和组织犯罪，需要侵入性的监控和调查方法，不但监控那些实施或准备实施犯罪的嫌疑人，对没有任何嫌疑的人也要严加监视，而这一切都交由一个以管理混乱、遗失资料闻名的英国官僚机构完成。

三十年前，我前往东德居住。我确信自己正从一个自由国度来到一个毫无自由的国家。那时候，我希望我的东德朋友能享受到比我们更多的权利。事实上，到了今天，东德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比我们英国人更好，而这恰恰是因为德国议员和法官亲身体验过在纳粹和斯塔西监视下生活的滋味，因此他们比我们英国人更加珍惜这些权利。这也证明只有生过病的人才会感受到健康的可贵。

我再次重申：英国不是一个秘密警察国家。这点毋庸置疑。我们有民选代表、独立法官、自由媒体。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抵御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但是，如果我们将斯塔西作为一个警示，促使我们警惕对个人自由的侵犯，那么，斯塔西势必会带给我们一些福音。

蒂莫西·加顿艾什，2009年3月于牛津

背叛与妥协的刻骨描述，叫人毛骨悚然；现代与当下的无价记录，书写勇气与美丽；人性无解之谜，魂萦梦系，永远挥之不去。

——约翰·勒卡雷（Jolln le Carre，20世纪最伟大的谍报小说家）

（本书）回顾加顿艾什本人与恐怖的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交手的亲身经历。从来没有一个族群受到如此严密的监控，尽管胡佛麾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几度近之。《档案》生动地还原许多恶质的人形怪兽，他们的目光总是紧紧地盯着每一只小麻雀折翅坠地的时候。

——亚瑟·米勒（Authur Miller，20世纪最知名的美国剧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