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1983年中国纪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伯顿·沃森1983年所写的一本文学色彩很浓的游记。1983年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百废待兴,到处都在起步、都在建设当中。那时的近郊农村、城市的改革、复苏的旅游业、重建的教育、文化等等,从旅游品商店的进口饮料、购物的外汇券、导游的接待、司机的驾驶,对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的预期和环境保护的劝告,在这样一本游记中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作品中对于中国十多个城市的或急或缓的行程的细节的描写,似乎使我们回到当时的生活中。
一位一生致力于向西方和英语世界翻译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伯顿·沃森教授,他1983年“终于来到中国”,圆了他的“中国梦”。在《我的中国梦(1983年中国纪行)》一书中,他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二十多天在北京、西安、上海等十余个大中城市的所见所感,字里行间,饱含着沃森教授对中国的热爱。
痛风与饮食
通常我不挑食,年轻时我愿意尝自己觉得能吃的任何东西。但在十几年前,我的脚趾和踝关节有了痛风,从那以后,我就不得不注意饮食了。起初,我只是不吃像鸡肝那样的内脏食品,虽然这些东西是我喜欢的美食,但对痛风病人特别不好。四年前,我的右膝严重痛风,后来导致关节炎,我便不得不下狠心。于是,我不再吃肉类食品了。我在这儿补充一句,那就是我只犯过一次轻微的痛风,而且还是在我特别疲劳和压力大的时候。所以,饮食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作用的。
在日本不吃肉是没问题的,但我想在中国可能有困难。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再引发痛风——痛风严重时会使人腿瘸,而且一拖就是一周,这会打乱我们的行程,并给同行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我告诉北京的瞿先生和后来的张先生,说我在节食,不要因为我不吃肉类食品而冒犯大家(但也有例外,我吃了北京的烤鸭和西安的饺子)。
瞿先生对此并不在意,但张先生心细,非常关心我,在我不吃肉时就会给我上其他的菜。每到一个餐厅或饭店,他都会立即照例说不吃肉,并给服务员解释我的独特饮食习惯,而服务员则会嫌多事似的皱眉头。
一般我反感别人挑食,可自己却成为挑食者,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拒绝品尝别人为你精挑细选的佳肴自然会让中国人感到你不领情。尽管这只是一种臆想,可我怀疑有时他们为了报复我,猛上素菜,菜多得让我难以应付。无论如何,我说这些只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对丝瓜和豆腐皮之类的菜情有独钟,而只字不提大家都喜欢的中国佳肴。
午饭后,由于时间有限,加之天太热,我们放弃了去乡下参观寺庙的计划,决定只在市区观光。主要的景区就是始建于公元1561年的天一阁,是明朝时期一座著名的私人图书馆。对于一个研究明朝的专家来说,参观这里会让他像我参观汉陵一样兴奋。但我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甚至都认不出图书馆创建人的名字。该图书馆以善本,特别是以地方志的善本而出名。那里的建筑和花园都非常漂亮,也保存得很好。
随后,我们驱车游览市区。城里的房屋特别是上面几层,木质建筑似乎比绍兴的多,但整个城市和绍兴一样破旧。参观沿河码头时,我们见到一艘白色的大渡船。黄先生说这艘船往返于宁波和上海之间。当我开玩笑似的说不按计划坐火车,而是坐渡轮返回上海也不错时,黄先生立即说这艘渡轮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他似乎对什么是不是“开放”很在意——我们以前还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
“独生子女”政策
晚饭后,我和山口弘务先生沿着宾馆附近的一条小河散步,想消暑纳凉。宁波的酷暑是我们目前为止遇到的最糟的事。通常在这个时候,很多父母特别是当爸爸的会带着他们的宝宝出来。我发现要是我高兴地逗孩子,就总会引来孩子父母满脸的笑容。这有点不诚实,因为我并不这样喜欢小孩,但如果不计较这些,我觉得这倒不失为一种友好和令人愉快的沟通方式。
父母们这么宠爱孩子,使人不得不疑惑:政府颇具雄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从没结过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在此谈计划生育有点唐突。但对于一个喜欢孩子的人来说,限制一个家庭只生一个似乎有些过分了。但这就是政府执行的政策,几乎就是命令。到处都是宣传这项政策的标语和宣传画,标语都很简洁:只生一个好,旁边配的宣传画是一对笑眯眯的父母抱着自己唯一的后代。在一处地方,我看到了一副七个字的押韵对联,如果我翻译得土一点,那就是:“只生一个是个宝,利国利民自己好。”
但政府不只是相信这些标语,除了免费提供计划生育方面的咨询,还给晚婚并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妻提供经济补助和各种各样的优惠待遇,晚婚的年龄女孩是二十五岁以上,男孩是二十八岁以上。如果生二胎,就会被要求给政府退钱和撤销优惠待遇。
要求人这样限制自己繁衍会怎样呢?据我所知,这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长大,被父母的溺爱窒息,这些孤单的孩子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呢?对于那些为了国家而不顾自己的愿望和本能的父母来说,等待他们的老年又将是如何呢?这的确是个大问题。然而很明显,对人口增长中国必须有严厉措施。我觉得眼下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唯一让我感到欣赏的就是这点,虽然困难重重、有争议,但正如我描述的那样已经开始实施了。当我看到面带笑容的中国父母抱着他们唯一的孩子时,我希望这样的牺牲不会让他们太有压力。
当晚,我不敢怠慢,一上床就把蚊帐放了下来,躺在床上读书。我看的是大卫·霍克斯翻译的作品,十八世纪的中国小说名著《红楼梦》,也叫《石头记》(企鹅出版社出版,共五卷)。几年前他送了我一套,我一直保存着,等适当的时候阅读。毫无疑问,此时此地再合适不过了。
P105-109
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梦”
初次读英文版的中国古典诗歌是在1980年,当时我上大学二年级,看的第一本书是吕叔湘先生的《中诗英译比录》。没有想到中国的古典作品在国外有那么多的译本,从此就比较关注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大家,伯顿·沃森先生的大名就是在这个时候给我留下印象的,只可惜1983年他第一次来西安的时候,我刚刚离开西安。
对于那些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和诗歌的学者来说,伯顿·沃森先生确实无须介绍。在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这一点上,沃森教授的贡献可能比任何人的都大。国外研修关于亚洲或中国课程的人可能都读过他的译作。2015年,九十岁高龄的他被美国笔会第三次授予翻译奖。他1925年生于纽约,195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以福特基金会海外学人的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并先后在日本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及日本文学,目前旅居日本。
沃森教授的“中国梦”始于二战以后,从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习汉语的那天起,他就渴望有一天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到中国来亲自拜访孔子、庄子、李白、苏东坡、陆游、寒山等华夏圣贤的故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梦想被推迟了近四十年。直到1983年,他才第一次踏上让他魂牵梦绕的华夏大地,也才有了这本游记。本游记英文版于2013年9月由日本七草书房出版,原名为CHINAATLAST,意为“终于来到中国”。在将本书译为汉语的时候,经与沃森教授本人磋商,译者将书名定为《我的中国梦》。
1946年,当沃森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汉语的时候,他所在的班里就有同学被送到北京去深造。从那时起,他就渴望着有一天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去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梦”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里。后来,由于不能到中国,他便于1951年来到日本的京都大学,师承该校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吉川幸次郎教授继续深造。
伯顿·沃森教授身在日本,却心系中国,在其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他先后翻译了《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史学家》《中国传统溯源》《中国古代文学史》《论语》《苏东坡诗选》《宋词简介》《庄子全集》《中国抒情诗:2世纪到12世纪的古诗史》《中国韵文:汉及六朝时代的赋》《白居易诗选》《杜甫诗选》等几十部涉及中国古典作品的书籍。他的大多数译作都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沃森教授的“中国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对事业的追求和奉献。正如美国笔会2015年的颁奖词所言,“伯顿·沃森是我们这个时代东亚古典诗歌的创造者,几十年来,他翻译的诗集和学术著作被认为是北美学生和读者阅读的东亚文学经典。更让我们尊敬的是,虽然年事已高,他仍旧每天都在译海中努力前行”。 有梦想,还要有行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伯顿·沃森教授的“中国梦”及其实干精神乃我华夏子孙之楷模,吾辈都应像他一样,能时常想一想“自己能为中国的未来做些什么呢”(见本书“杨梅”一节)。1983年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想着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时间,当他得知“唯一可行的计划是在城里的学校当英语老师”时,他在书中写道:
我1951年去日本时就是做英语老师,我觉得如果有必要我可以重操旧业,虽然我从来不喜欢当老师,也觉得自己不是个好老师。不管如何,前景不那么令人激动。然而即便是教书,我也可以为中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见本书“魂牵西安”一节)
语言多么朴素,而感情又是多么真挚啊!在我们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而努力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伯顿·沃森教授一样,时刻想着“我也可以为中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我们华夏子孙的“中国梦”还会遥远吗?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在《美文》和《延河》杂志上发表。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曾将自己翻译好的部分汉语译文转化为汉语繁体字,请伯顿·沃森教授过目(沃森教授至今读不懂简化汉字),得到了他的认可。感谢沃森教授为我签名赠送了珍贵的英文版图书,感谢日本七草书房的山口弘务先生在我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和陕西出版资金的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胡宗锋
2015年7月28日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