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杜语在《掌控领袖方略--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中重点研究的就是这些在近现代中国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及其转化过程中，成长出来的这些领袖人物及其方略的掌控或者说谋划、实施，研究在这一谋划、实施的过程中近现代中国政治智慧、革命智慧的觉醒与成长。

杜语编著的《掌控领袖方略--千年变局中的现代智慧》是一部描写、评论近代中国著名历史人物的救国智慧的作品。该书以史学的方法，以历史事实为主线，论述了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曾国藩等百年中国著名人物挑战千年变局的思想和方略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中的方略智慧，既有关乎近代中国命运的全局的思考，也有局部的细节的深入分析。是一部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力作。

序言：从古代的英雄谋略到近现代的领袖方略

第一章 清朝地方督抚掌控领袖方略的模式

 一、闭关锁国与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方略

 二、开眼看世界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家掌控领袖方略的模式

 一、借助洋上帝发动农民革命的方略

 二、建立地上天国拯救国家民族的方略

 三、从追求平等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略

第三章 洋务派地方大员掌控领袖方略的模式

 一、凝聚传统，内圣外王的方略

 二、捍卫名教，完成功业实践的方略

 三、询访英贤，造就光大事业的人才群体的方略

第四章 资产阶级维新派巨人掌控领袖方略的模式

 一、托古改制，发动维新运动的方略

 二、君主立宪，推进维新变法的方略

 三、开办学堂，培养维新骨干的方略

 四、组织学会，形成维新中坚的方略

 五、创办报纸，运用维新舆论的方略

 六、大同世界，构建维新最高纲领的方略

 七、定为工国，实业救国的方略

第五章 思想文化界名流掌控领袖方略的模式

 一、以英国为师的方略

 二、全盘西化的方略

 三、教育救国的方略

第六章 中国革命伟大先行者掌控领袖方略的模式

 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方略

 二、“创立民国”、“权能分立”的民主革命方略

 三、“平均地权”、“涨价归公”的土地革命方略

 四、创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以领袖取代帝王的政党革命方略

第七章 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掌控领袖方略的模式

 一、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方略

 二、走井冈山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略

 三、把握三大法宝，奠定民族复兴基石的方略

 四、阐发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中国革命阶段发展的方略

结束语——对近代中国八个关键性的领袖方略的概述

 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掌控强弱关系的最初辩证法

 二、“建立地上天国”——用西方的宗教形式表现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内容

 三、“内圣外王”——凝聚传统精神，创造现实辉煌

 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徘徊在十字路口的艰难抉择

 五、“托古改制”——撬动政治变革的有力杠杆

 六、“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革命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的核聚变

 八、“用理论武装民众”——实现整个民族的全面觉醒和解放

谕旨一下，全国闻风响应，从此掀起了禁教的又一个高潮，直到鸦片战争前，禁教这一国策就是这么一直都被以后的嘉庆、道光二帝坚决执行着。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当钦天监正高守谦辞职回国，监副毕学源也“因疾致仕”，从此，钦天监不再用西洋人，第二年毕学源去世，整个偌大京城，西洋教士踪迹已为之断绝，其居住的南堂也被封没入官。

当清政府把禁绝西方传教作为防范重点，并取得成功的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叩关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对此，清政府的重视程度却非常不足。当然，清之前的明也同样如此。

早在明正德八年（1513年），葡萄牙人就来到中国，并在广东屯门竖立石柱，刻西班牙国徽于其上，显露出侵略的意图。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第三次至广东时，更进一步以武装齐备的船只闯进珠江，把侵略的意图一变而为明目张胆的行动。1519年，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甚至派遣武装船只抵达屯门，借口防御海盗，擅自设置砦栅、绞首台等，滥施刑罚、劫掠行旅，拐诱幼童，抗不纳税，犯下了重重罪行，在遭到驱逐后，葡萄牙人还不惜以面露恭顺，暗中施展贿赂的手段，取得了占据澳门的权力，从此，西方列强在中国多了一个桥头堡。

追随葡萄牙人足迹而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等这些西方列强也是无不效仿葡萄牙的海盗行径，特别是英国人，作为西方最有潜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者，也是最早对中国进行国家级别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殖民活动的殖民主义者。此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英国人还把外交作为重要的手段，企图通过谈判桌，获取通过战船、大炮不能得到的东西。

英国商船早在1576年起便开始探寻到东方的航路。但令他们遗憾的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漫漫征途中，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637年，一个叫威德尔的英国人率领一支船队终于抵达广州，并随即与广州地方当局发生激烈冲突，甚至还发炮轰击虎门，击沉中国水师船只多艘，并劫持了岸上的炮台炮具，企图以此胁迫中国的明朝政府同意其通商的要求。但明政府并未屈从，英人也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葡萄牙人居间斡旋，在澳门装载了一批货物，心有不甘地于同年12月29日启碇回国。此后，在1635—1700年的六十余年中，英船来华的数目并不多。据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学者马士记载，仅有十二艘，而且还绝大多数以澳门为终点，并未到达广州。直到英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后英船来华的数目才逐渐多起来。仍据马士统计1701—1774年间该公司到达广州的船只急剧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六艘，1775—1883年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两千六百七十八艘的数字，贸易范围也逐渐从广州扩展到了漳州、宁波、云台山，甚至更广大的区域。

不过，这种私下的非法贸易令英国人并不快慰，他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们渴望有更大的空间、更广阔的舞台来充分施展、表演，以满足其新生资产阶级的活力、能量和惊人的胃口。为此，直接到北京与中国最高统治者会面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1792年10月，英国使团在马戛尔尼勋爵的率领下，乘由“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四条船组成的船队，从伦敦启程出发，九个月后，也即1793年6月19日，他们终于看到中国的海岸线。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澳门海面上停泊下来，但马戛尔尼却命令船队不许靠岸，因为这个对打开中国大门充满欲望的英国勋爵的希望是直接进入中央帝国，在一个完全属于中央帝国的港口登陆，而不是在澳门这样一个有殖民地特征的港口登陆。这个英国勋爵甚至对广州这个其先辈梦寐以求想踏上的土地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北京——这个令其前辈做梦也不敢想的中央帝国的首都。因此，他命令船队沿着海岸继续航行。1793年8月11日，这支船队到达中央帝国的首都北京的东大门——天津，16日马戛尔尼更抵达离北京只有十二英里的通州。在这里，马戛尔尼使团一行离船上岸，坐上马车，于21日终于抵达了他们“渴望已久”的目的地——北京。P5－6

从古代的英雄谋略到近现代的领袖方略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唯一有着完整延续的文明体系。这样一个体系，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和它传承不绝的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所谓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试图去说明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的。此外，悠悠五千年先人创设的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也都在各个方面强化着中华文明的血肉之躯，使中华文明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享有着举世瞩目的盛誉。对此，不仅在中华文明繁盛时来中国旅行的外国游客如马可·波罗们是盛赞的，就是随第一个赴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使团运送礼品的总管约翰·巴罗也在他的访华游记——《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承认：“相比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连希腊都不例外，中国更早地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文明。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虽然巴罗不敢肯定“她是否像传教士所说假定的那样一直在进步，仍然可以跟许多现在的欧洲国家相抗衡”。而且他确信：“从16世纪到16世纪末，跟欧洲的一般状况相比，她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不是在科学上，至少在艺术和制造业、在生活的便利和奢华方面是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状况跟目前的基本相同，而且可能还将延续下去。”对此，就是当代西方的学者也都是认可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就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孔学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来者羡慕不已。”

但令后人们遗憾的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些昔日辉煌就只能像落日的余晖，给愁云惨雾的东方时空涂抹些令人心碎的金黄，而不能冲破乌云，重新把温暖普照大地的万民之心灵。中华文明造就出来的内圣外王式的东方圣哲和君王也再不能从他们祖先的武库中寻找到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武器了，他们只有陷入深深的思考和茫然之中。他们也有过清醒，那就是他们已从血的教训中明白，中华文明已不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了，中华帝国更是遇到了千古以来未有之奇变，千年以来从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认为是三千年未有之奇变，康有为则认为是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中华帝国也早已不是令人不敢窥视的天朝上国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武器来拯救他们的国家。不过，此时，他们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协助君权神授的皇上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了，任务已发生了质变，从治国到救国了。这就是近代和古代的本质不同，这回是遇到了真正的危机，遇到了不是以往古代的传统思想、谋略、方略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摆在了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们面前，他们显然需要新的武器、新的思想、新的谋略和方略来挑战这迎面而来的千年变局。所谓领袖方略，之所以不同于英雄谋略，也是在于其历史前提、条件和历史任务大大不同于以前了。

关于方略，《辞海》的解释是“方策，谋略”。并引《晋书·王溶传》“濬设方略，悉诛弘等”。又引孔娥《谢赐手诏状》“乏御侮之筹谋，罕济时之方略”。而“方策”，《辞海》的解释是与“方册”意义相同，指“典籍”。《辞海》引的原典是《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一句。对此句的解释，则是引的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至于“谋略”，《辞海》的解释是“计谋策略”。所引原典是《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评》：“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总之，是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理性成分主导的“方策”，一个是个性化成分主导的“谋略”，是一个涵盖面很大的词汇。清朝的乾隆皇帝尤其喜欢使用方略一词，为了记述、光大其号称“十大武功”的丰功伟绩，还为此成立了隶属于军机处的方略馆。方略馆的职掌就是编纂清廷重大军事行动的始末，但方略馆并不是一个常设的机构，而是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才在得胜后设立。清廷自设方略馆后，前后编纂了十七种方略。编纂方法是“将有关该次战争的奏折、上谕按日汇编”，并详记其原委，其名有时称纪略，有时称方略，如大学士阿桂等修《皇清开国方略》、曹振镛等纂《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方略馆署名编的《钦定巴勒布纪略》《钦定廓尔喀纪略》等。本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但本书认为，联系到近代中国的情况，方略一词实际上已成为谋略、方策、策略、战略、政略等一系列词汇的一个总的代表性用语。但这不等于方略可以完全取代以上词汇，以上词汇自己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还都存在，如谋略是个性化的灵机应变式的；方策是具体的做事方法，个性化较少，固定的计划性较多；策略则是进一步理性化了。但策略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具体的问题；至于全局性的问题，则需要政略和战略来解决。政略是政治方面的大略，战略是军事方面的大略。

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选择不选择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是唯一现实性的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那是另一个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清除之是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比较漫长的过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又不怕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阶段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发展私营经济的措施已和毛泽东在以上一段话中所提到的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妙。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地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起码可以说潜在的世界性大国。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成绩。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但没有疑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一定会展示出巨大的创造力，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也同时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所有这些结论，都是要结合历史的具体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活动的领袖人物的具体思想、理念以及实践，甚至性格、灵感、偏好等来得出，都要在全面解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升华，从而达到在更高的境界窥破历史的真相，窥破本书研究的主题——近现代中国领袖人物掌控领袖方略的真相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