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编著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由五篇文章组成，共40万字，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为大清王朝争正统，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也是清前期的历史主题。作者大量分析了玄烨的心理活动，指出其基本心理特征是内怯和猜疑，其言谈行事则表现为夸诞和矫饰，似相反而实相成。康熙朝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其原因、过程和结局，都可以从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通过本书，可以看到许多与既有传统观念、认识不甚相同的康熙朝和康熙帝，不免使人对“康乾盛世”背后的某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产生一定的思考。

姚念慈编著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是作者研治康熙朝政治史的论文结集。

全书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问题入手，重新评判所谓的“千古一帝”玄烨。

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然而，玄烨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就是要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亦即政权的合法性。由玄烨首倡，胤稹、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最正，正是其具体表现。

作者借鉴心理学研究方法，努力揭示康熙朝的专制特质和“康乾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角度新颖，结论发人深省。

研究者如果缺乏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则其结论必然是皈依于威权。而历史上的威权，往往就是现实中威权的幽灵。作为现代的历史研究者，负有解剖自身的任务，在考察历史的同时，也需要质疑自己的良知。

自序

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

 ——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

 一、魏象枢密奏请杀索额图考辨

(一)有关魏象枢的上谕及其流传

(二)魏象枢阻挠发兵纯为诬辞

(三)魏象枢独对之真相

 二、玄烨对三藩之乱的反思

(一)三藩之乱中的汉人动向

(二)地震之后的政局波澜

(三)八旗梦幻的破灭与玄烨的心影

 余论：玄烨内心的满汉情结

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谕》与皇太子的兴废及玄烨的内心世界

 一、《面谕》的基本内容与宗旨

 二、皇太子出阁的背景与玄烨的指导思想

(一)姗姗来迟的皇太子出阁

(二)满洲家法下昙花一现的出阁读书

 三、废黜皇太子与玄烨内心的困惑

(一)初废皇太子有关上谕的解读

(二)玄烨心理人格的基本特征：内怯与猜疑

(三)闹剧般的皇太子再度立废

 四、玄烨晚年的窘境及《面谕》的思想来源

(一)孤独与惶惑中的玄烨

(二)《面谕》的思想来源与感情基调

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

 引言

 一、精心构撰的开国“得天下之正”

(一)从“孝陵神功圣德碑”说起

(二)关于清太祖立国与起兵反明

(三)玄烨的《明史》情结

(四)关于明清之间的战与和

(五)关于明朝灭亡与清军入关

 二、历代帝王庙与满洲传统

(一)帝王庙重新安排确系玄烨生前亲自主持

(二)满洲传统与清世祖福临的反叛

(三)玄烨重新安排历代统绪的背景

(四)特尊辽金的新格局

 三、玄烨身兼治道的秘诀

(一)对抗汉人传统之学的新功夫

(二)以治兼道的法门与心诀

 结语

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兴兵之由

 引言

 一、准噶尔军入藏与玄烨的误判

(一)策零敦多布率军入藏时间及线路再探讨

(二)关于准军入藏的信息与玄烨的误判

 二、清廷与准噶尔的关系以及玄烨兴兵

(一)玄烨的天下观与边界限制

(二)玄烨对准噶尔蓄志已久与图理琛使俄意图蠡测

(三)哈密事件的性质及意义

(四)玄烨兴兵的真实意图

 三、清廷与拉藏汗关系再探索

(一)达赖喇嘛的影响及第巴与清廷的周旋

(二)六世达赖的废立及清廷与拉藏汗的相与为用

(三)赫寿出使西藏与拉藏汗的态度

 四、游移暖昧的青海蒙古与里塘胡必尔汗的争夺

(一)里塘胡必尔汗现身

(二)玄烨亲征噶尔丹与青海台吉朝觐

(三)清廷的积极笼络与青海台吉的若即若离

(四)争夺里塘胡必尔汗之始末

(五)里塘胡必尔汗与准部之役

 未完的结语：兴师准噶尔是否为合理选择

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盛世心态

 一、西北清军的合击态势与剿抚兼施

(一)两路大军合剿与噶斯口疏于驻防

(二)诱降准噶尔与乞援俄罗斯

(三)西北清军的运输供给与五十六年“三路进剿”

 二、盛世心态与玄烨内心的满汉纠葛

(一)臻于盛世与正统之争

(二)“家给人足”与“移风易俗”

(三)对外征伐与汉人的梦魇

 三、专制皇权与玄烨晚年的孤独

(一)满汉阁臣之别

(二)战事期间的祈雨风波

(三)《面谕》颁发的时机与进一步解读

 结语：太后之丧与玄烨的道德诉求

主要参考文献

由是可知，清廷得知叛乱在二十一日丙戌，当日即由玄烨与议政王大臣面议决定出兵。这就彻底排除了魏象枢在议政会议中阻挠出兵，并与索额图争论的可能。按清初定制，“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大举出征，议政会议更由皇帝主持。玄烨此次会议出兵，即谨守满洲传统，且所发之兵为禁旅八旗，岂容汉官厕身其中。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王熙。韩葵《王熙行状》：“十二月，闻吴逆之报，即赴内朝集议，至除夕始归。”此所谓“内朝集议”，即议政王大臣会议无疑。正因王熙参与清廷发兵会议的全过程，所以，他为象枢辩诬才格外有力。此其一。

那么，是否存在清廷定计出兵之后，又遭魏象枢阻挠的可能?上列第二条二十二日丁巳所记三事，即调桑峨为湖广提督，命孙、线固守广西，命瓦尔喀进四川，皆为前一日议政会议的结果。《实录》、《方略》皆书谕兵部，即奉命行事。揆之惯例，绝无大举出征既定而又于具体调动任命之时再集满汉群臣会议之理。另据《王熙行状》，“丙辰(十五年)，奉谕专管密本。前此汉官不与闻兵机，盖异数也”。王熙以兵部尚书的身份，至康熙十五年方破例参预军机。可见叛乱初期，清廷军事调动皆对汉官保密，魏象枢根本无从得知其情，更遑论挺身而出阻挠。此其二。

二十二日以后的情况又如何。从上引第二条可知，二十二日当晚，京城中爆发了颇具规模的杨起隆叛乱，旋为清廷镇压，逮捕数千人。《方略》记杨起隆案于二十四日，乃逮捕后进行审理的综述，细谷良夫已经指出。而魏象枢则立即卷入到杨起隆案的审理之中。《寒松老人年谱》癸丑年(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旨升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甫到任，即同三法司会审放火大盗杨起隆一案。除夕，乃出署。”也就是说，至迟从二十三日起直至三十日除夕，魏象枢一直封闭在衙署中审理案情，无从分身参与朝廷议事。即使他能通过某种途径获知吴三桂叛乱，以及清廷二十三日的上谕和二十七日的诏文，也绝无可能在会议中阻挠发兵。除夕之前，王熙在宫中，魏象枢在都察院衙署，二人不可能相接。故可断言，王熙于会议中所曾闻知象枢“有苗格”的议论，必不在商议发兵的议政会议。再看十三年初的情况。《实录》十三年正月戊辰(初三日)，遣都统巴尔布，护军伊尔度齐先赴荆州，又命副都统扩尔坤将兵往西安。壬申(初七日)谕湖广总督蔡毓荣调兵守沅州。对照《起居注》，自元旦至初八日，玄烨一直在宫中宴请、祭祀，未接见汉官，初九日方御门听政。又可证戊辰、壬申两日的三次调发军队皆为宫中密议。满汉部院大臣概不得预，魏象枢岂有例外。此其三。

以上三点，足证玄烨所谓魏象枢阻挠议政王大臣会议发兵平叛，且与索额图争论成隙，洵属诬辞。且可知，王熙所说魏象枢于会议时“有苗格”之论，必在十三年初清廷发兵已成定局之后。《年谱》甲寅(康熙十三年)首记：“是时吴逆变乱，人惊风鹤。余凡有奏疏，皆从地方人心起见。因邪教煽惑勾连，则有《谨陈要地当设之道员以资弹压等事》一疏；因湖广、四川大兵屯集，供应浩繁，则有《用兵之地钱粮暂宜缓征等事》一疏；因逆贼蛊惑，人心披靡，则有《密陈申明法纪鼓励人心之大端等事》一疏：皆系密奏。”因系密奏，例不收存于文集，非专为避某人之嫌。而象枢积极为清廷献策，殚精竭虑，以尽其愚诚，则可以想见。象枢登清廷首科进士。康熙十三年初，“奉上谕因大兵进剿逆贼，指日荡平，地方恢复，需人甚急，着臣等虚公举荐”。象枢即举顺治朝摘发吴三桂在四川观望不前，不亟进攻西南，而遭反噬流徙塞外的郝浴。云其“当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之时，因从封疆起见，不附其势，不畏其威，致三桂成不共戴天之仇。三桂之所仇，正为国家今日之所取，何忍终弃之”。观此则知象枢效忠清廷，与叛逆势不两立，绝无丝毫瞻顾之心。积极支持玄烨撤藩平叛的满洲户部尚书米思翰于十三年底去世，象枢挽诗有云：“持筹共念输将苦，切齿难忘寇贼频。社稷忧劳睢此日，朝廷依赖少斯人。”象枢引其为同志，即非自外于清廷，亦证昭裢、魏源以象枢欲杀米，适为无根浮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象枢会议时“有苗格”的议论，是在十三年初清廷大兵征发之后，提醒清廷需申明纪律，维护其王师形象，并大修文德争取民心，以瓦解叛军之类。此与当时谕令大军出征，“务令秋毫无犯，安辑地方”，“统兵主帅各宜体朕为民除叛用兵之意，申明纪律，严加钤束”等谕旨一脉相承。而后来玄烨所谓“不必发兵”，“力言不可”，并为“满大臣面嗤之”等等，与象枢本意风马牛不相及。

魏象枢于十三年初连上三密疏为清廷积极进策，次月又举荐吴三桂的宿怨郝浴复出。按说，象枢对三藩的态度已甚明朗。但如果此前象枢曾在其他场合，因反对发兵而与索额图相争，为玄烨所闻，又恰为王熙所未闻，果尔，则后来玄烨上谕只不过是魏、索二人争论的时间、地点之误，而于象枢基本立场的判断并无偏差。那么，有无可能象枢得知清廷出兵已成定局之后，急忙调转立场，以求得玄烨及满洲统治集团的宽容呢?

P7-9

真理绝不会装饰好了来到世界上，绝不会头戴王冠，在敲锣打鼓的欢迎声中而来，而总是在偏僻的暗角落里，在哭声和叹息声中诞生。受到世界史的浪潮的，中击的，常只是职位卑微的人，而绝不是“高官显爵”，就是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历史学家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误导人心莫此为甚：他们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研究早期历史的人完全被那些掌权者留下的遗迹和文献所左右，因此也受到了它们的欺骗。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这本书稿最终能受到三联书店的青睐，而且无须出版津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退休前是名副其实的“三无教授”，非但一文不名，还简直一名不闻，故我不能不由衷佩服三联的襟怀，同时感谢关心和促成本书出版的朋友们。

目前高校各种科研经费激增，出版资助途径不少，但我多年来从不申请任何科研项目，这不单是害怕束缚，更因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毋庸讳言，高校经费日益充裕的同时，是权力体制日益强化，与之相伴的考核制度和评估系统，已将传统学术价值体系推向瓦解。学术腐败的滋生，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精神塌陷，也就不足为怪。层出不穷的著述，虽不乏苦心钻研的成果，但大多数倒像是“计划产品”，是出自权力的赏赐和金钱的刺激。当初为扶植科研而设置的各种项目基金，而今已变成贫富差距的推动器和学术新贵的助产婆。对权力体制的迎合和屈从，不仅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前提，更是各种头衔、荣誉和利益的保证，乃至跻身权势的捷径，从而成为人们奉行不渝的信条。于是人人都在振振有词地诅咒体制的弊端，实际上又无不接受或利用这种弊端，无人能独善其身。而像我这样患有体制适应不良症的人，几乎注定就是失败者。所幸我尚有自知之明，习惯于站在潮流之外，宁愿葆有内心的一点自由。若为出一本书而违心地去乞讨一笔扶贫似的津贴，万一不幸被误归入与学术大腕同享科研资助之列，岂不自惭形秽?今三联书店慷慨出版此书，在我固然有梦游“黄金台”的幸运感，因此受到鼓舞的人或许更多。

我自1989年追随恩师王锺翰先生改习清史、满族史，二十余年来，除2008年集结为一本《清初政治史探微》之外，剩余的成果就是这本论文集，合起来也只80万字左右，即使脸皮再厚，也难以自我解嘲。

我的兴趣在政治史。政治史在传统史学中被认为是“脊梁”。在中国古代专制王朝，政治主宰着一切社会领域，清代尤其如此。清代前期政治史的研究看起来几题无剩义，稍稍阅览，即知差不多都陷入一种“盛世”模式，改头换面地重复清代官修史书。要想揭示清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及其特定形式的隐秘，研究者首先必须有一种批判精神，并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来进行研究，否则无法突破以往的框架。虽说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前提，但也不是说有了问题意识就一定能成功。历史研究很像案件审断，不止需要怀疑批判的眼光，更有待于证据，而证据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机缘。清代史料看似浩如烟海，真实可靠的记录却很有限，辨析之功至为繁重。随意找一条史料都有可能引起疑问，一旦追寻下去，原来的线索又往往湮没在不相干的新的疑问之中，结果是汇聚了一大堆零散的疑问，仍难以完整地构成问题。

问题有真问题和假问题之分。刻意标新立异的那些类似“画鬼”的问题，我不敢置论。真问题亦有具体问题和核心问题之分。只有关切政治核心问题，个案研究结论才能逐层提升，获得透彻的说明。孔飞力先生的《叫魂》一书就具有典范意义。而我所谓的政治核心问题，是指统治者一切举措的基本指导思想所指向的目的何在。不言而喻，要研究这类真正的核心问题，思维方式就不能停留在具体的考证上，而必须作相应的转换：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应围绕核心问题展开，即“身处草野，心存魏阙”；当具体结论有了一定积累，并发现有贯穿始终的线索之后，接下来就进到类似于“神游”的建构阶段；而且必须自感在思想上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完满和透彻，才能转化为成果。当然，研究没有绝对的完满透彻，是否如此，取决于研究者的自我约束。由于问题的性质所决定，这种结果很可能仍带有推论性，不能如具体考证那样有望定谳，而需要随时等待后来者的修正。

我转入摸索康熙朝近十年，不自量力，试图从各个方面逼近康熙朝的政治核心。积攒的史料加上批注即有数百万字，最后能成型的就是这几篇文章，数量不及十分之一，有些地方尚自觉欠缺。许多辛辛苦苦修筑的“道路”都中途搁浅，未能通达罗马。愚钝如我，只能说，失败或不成功，本身就是探索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作为“为己”之学，不必懊恼。

本书的五篇论文先后发表于《燕京学报》和《清史论丛》。我的文章不知裁剪，因此很感激两位主编徐苹芳先生和李世愉先生的宽容，不吝篇幅，使我得以从容表达。徐先生是我的前辈，于我有知遇之恩，我竞未曾拜望过一次，他的故去，令我极其感伤。今特将徐先生当年鼓励我的一信予以发表，以示纪念。锺翰师过世之后，这些文章没能呈送先生审阅，聆听教诲，深为遗憾。

此次结集，无意修补得完善光鲜，只是订正了史料引用中的一些错误，并作了适量的删减，原来一些置于注文的考证不得不割爱。自知浅陋，故无意求序名家以光大眉目，对那些出于情面的虚言褒奖，我亦缺乏心理承受力，两相违心，不如自序。

本书主题只有一个，即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研究历史，不论是从宏观上考察，还是具体论证，历史主题必须始终存之于胸。只有把握住历史主题，才有可能厘清历史发展的主线，确定各个阶段的特征，各种具体研究才能因此获得合理的安顿。为大清王朝争正统，这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也是清前期的历史主题。正统之争可以追溯久远，然贵为天子，亲自披挂口诛笔伐，舍清代而外，还别无他朝。中国古代帝王中，像玄烨这样被戴上层层光环的并不多见，而“康熙盛世”所受到的推崇似也无以复加。大清得天下自古最正出自玄烨之口，本身即带有极大的权威性，故其声教所被，非止有清一代，至今仍余音不歇。

清代是满族统治下的王朝，其基本前提无疑是要确保满族征服者居于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是清代统治者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是其核心任务。否则，满清王朝充其量亦不过是第二个蒙元。这一概括上的差异，暗含着我与国外某些学者在如何定性清王朝上的分歧。我以为，满族定鼎中原具有民族征服的性质，不但引起主体民族汉族的激烈反抗，而且满汉双方都存有严重的对立心理。清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也不仅在于避免满族被汉人同化，更在于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或欺骗，而是切切实实地以此作为统治者的最高使命，乃至不惜代价地营造盛世，这又是清前期所以能超越以往各代王朝的关键。而最先自觉意识到这一任务的，即首倡本朝为盛世，且以“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相标榜的玄烨。因此，康熙朝的一切大政方针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政治目标而展开。

在常人看来，这一历史主题或政治核心似乎不言自明，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则需要严格的论证。我开始悟到这个思想，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仅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这一“抽象”是否成立，只有回到史料中，经过多重复杂的史实验证，才能在最后呈现出一个带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为此，我不得不就康熙一朝的各个方面，如经筵日讲、义理史学、巡游视察、治河蠲免、立废皇太子、平定叛乱、对外征伐等等，分别进行考察与思索。要得到昔人所谓“自家体贴”，没有一番“百死千难”的经历恐怕是不行的。何，这一历史主题关涉清代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则是无法回避的。如：统治民族满族和被统治民族汉族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清代的历史进程?所谓清朝统治的成功和兴盛，其原因是如美国“新清史”所说的，统治民族满族始终未曾被汉族同化，并不断向内亚地区开拓殖民地?还是如国内传统史学所认为的，清代进入了中华民族融合的新阶段?以现代文明和人文主义精神来权衡，清朝统治果真是成功的吗?在辉煌与阴暗相为表里的“盛世”之下，中国人的“国民性”受到何种影响?20世纪之初满清帝制这个庞然大物崩溃之后，中国社会陷入长期动荡不安。人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常见的是激烈与虚无并存，惶惑与顽固共生，而始终不能持有一个稳定而自信的开放心理，这是否应该追究历史上高度皇权专制及其遗存国家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和对人性的践踏?凡此种种，当然不能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然而却亟需提出来探讨。这不仅涉及史实层面的深化、研究立场和视角的调整，更关乎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继承什么，每一个面对历史的人都不能不认真思考。

清史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本书的观点很可能不合时宜，然而我探索的目的，在于清理自己的思想，所需要负责的，是个人的理性与良知。本书犹如被清史主流冲刷到岸边的一粒微弱的水滴，其命运将是干涸直至被挥发，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失掉了水珠的光润，水分子却未消亡，或升腾汇入云雾，或渗入地下滋养土壤，仍将尽其绵薄。

我把这本书奉献给远在天国的米儿。2011年初，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交出，米儿即被检查出身患绝症，无法手术，我们全家惊呆了。经过七十一个日夜的抗争，米儿终未逃脱噩运，死于我的怀中。在我最艰难的日子，米儿一直伴随在我身边。她短暂的生命给了我那么多安慰和欢乐，而我对她的却尽是亏欠。在米儿灵前，这本书黯淡无光，只表示我的深心忏悔。

2014年暮春寒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