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伯雷的作品是一群杰出的罗曼语言学家翻译的，这个小团体叫做“波希米亚的特来美”。第一部《高康大》的译本在一九一一年出版。全书五部在一九三一年出齐。说到这里，我补充一点，在“三十年战争”之后，作为文学语言的捷克文几乎消失了。这个国家在十九世纪开始重生(如同中欧的其他国家)，当时它的一大赌注是让捷克文成为一种和其他语言平起平坐的欧洲语言。而翻译拉伯雷的成功，对一个语言的成熟来说，是多么辉煌的明证！事实上，《巨人传》是历来以捷克文书写的最美丽作品之一。对现代捷克文学而言，拉伯雷的启发是相当有分量的。
昆德拉说的翻译，对推动捷克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起过大作用。
一六二。年，捷克失去独立权，沦为哈布斯堡王朝行省。天主教被定为国教，农奴必须信奉天主教。贵族和自由市民可以自行选择：或者成为天主教徒，不然就尽速移民他国。在宗教生活中拥有领导权的耶稣会教徒，积极地把拉丁文运用于文化生活中。市民因为财产被没收而变得一贫如洗，许多人宁愿避居国外而不愿成为天主教徒。由于捷克文化的推进主要依靠市民阶层，所以他们的外迁，使捷克文化的发展受到极严重的挫折。
德语被宣布为和捷克语具有同样地位，但在所有的机关和法院中只通用德语。捷克文书籍被无情地销毁。以憎恨捷克文学而出名的耶稣会教徒安东宁·柯尼阿施编了一本《异端邪说索引》(一七二九)，把所有从一四一四至一六二。年出版的捷克图书，以及全部《圣经》的捷克文译本都列为禁书。据说，光他烧毁的古书就不下三万册。
许多著名作家离开祖国，捷克文书籍只在国外继续出版。捷克的流亡者在德国、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各个城市里翻印《圣经》的译本，以及用捷克语言写成的宣扬新教的小册子。他们要冒极大的危险，才能使这些书籍在捷克国内秘密流传。
留下来的捷克的贵族，竭力设法为维也纳宫廷服务，和人民越来越隔膜，以致忘了自己祖国的语言；他们和市民逐渐丧失了民族性。到十七世纪末期，随着大量外国人(多半为德国市民和贵族)的流入，捷克的文学活动几乎完全停滞。捷克语主要以方言形式，保存在乡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
到十八世纪，由新兴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贵族进步分子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为复兴捷克文化所作的斗争陆续出现。这个与西欧国家的启蒙思想有关联的思潮被称为“捷克的文艺复兴”。起初，活动家们的注意中心，乃是保卫捷克语言的权力及其作为民族语言的发展道路问题。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奠定了现代捷克文法的基础，约瑟夫·容曼则在他所编的捷德词典里收集了新旧捷克语的丰富词汇，他们为提高捷克语地位做出积极的努力。
同时，也出现许多杰出的文艺作品。诗歌达到很高的水平，扬·聂鲁达、斯瓦托普卢克·蔡赫、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戴克和雅罗斯拉夫·弗尔赫利茨基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后两位也是出色的翻译家，“他们把好几国文字的作品翻译成捷克文，因此大大促进了捷克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接触。和此前单单注意德国文学的情况恰恰相反，这时对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文学中的一些巨著有了较细密的研究。捷克散文作家特别是受到了俄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弗朗蒂舍克·卡夫卡《捷克斯洛伐克史纲》，页一一六)。昆德拉所说的以捷克文翻译的《巨人传》，正是这次文化复兴运动中的卓越成果。到一九一八年，奥匈帝国瓦解，捷克和斯洛伐克成立共和国，捷克语终于再度成为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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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月以来，为编选和厘正旧文，工夫和力气没有少花，可最后的结果却并不令我满意。杂七杂八而又不足挂齿的东西，现在看来，我不光感到脸红，更有一种泄气的感觉。我没有预想到，短短七十一篇杂文，每一篇都还需要改正和完善。硬着头皮，重读、订正和润色，争取不放过每一个错字、笔误和语法不规范之处；不少篇目，改了名字，或者新拟了副标题；个别文章，比如写林徽因的那一篇，我还查找对比了多种史料，修正了以前仓促得出的一个冒失结论，——这要特别感谢一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是他在十四年前，一看到我的新专栏，就从山西写信到北京的编辑部，坦率指出了文中的错谬。
实在而言，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因为一个小小文集的编选，而对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产生莫大的怀疑。不能不承认，我是一个失败的写作者。由此，我也想到了昆德拉的一段话：
作曲家的好习惯。他们只给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作品一个作品编号。那些不成熟的、应景的或练习性的作品就没有编号。一部没有编号的贝多芬作品，比如《萨利埃里变奏曲》，确实差得多，但这并不让人失望，因为作曲家本人已经预先通知我们了。对任何艺术家来说，根本性的问题是：他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是从哪一部开始的？雅纳切克四十五岁之后，才找到了他的独创性。每次听他在此之前留下的一些作曲作品，我都会感到痛苦。德彪西在去世之前，毁掉了他所有的草稿，所有他未完成的作品。一个作者可以为他的作品所尽的最起码的义务：将作品周围清理干净。
这是昆德拉给音乐术语“0Pus”(作品编号)所下的一个“定义”。其实也是他给自己，也是给所有艺术家，或者写作者，所发出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每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都要面临一项考验，那就是如何鉴别自己“有价值的”作品，怎样对待那些“不成熟的、应景的或练习性的”作品。说来也是尴尬，虽然也有“见贤思齐”之心，可在“将作品周围清理干净”方面，只好诚实坦白，我并不能办到。那样一种属于圣人的能力，非我所有。所以，只好让这些陈旧的随笔，——最早的写于一九九六年的初冬，最新的一篇完成于上个月的下旬，集中起来以整体面目印出来，再一次接受严苛的检验。
也是职业习惯的缘故，我把读书写笔记，当成不可荒废的功课，尽管成绩如今仍还一般。这些年来，无论北上念书、当记者，还是搬家到上海、作翻译编辑，我的写作始终得到京、沪、粤、港多地朋友的鼓励；这一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第二个集子，更是得到多年的老朋友学军兄，和勤恳在文字上帮我把关的曹明明小姐的切实帮助；而在百忙中拔冗赐序的陆建德和施康强二位先生，这一次又热心伸出援手，一如既往地给予提携。对于他们的关心和扶持，除了奉上深挚的谢意，我不能再有其他空话了。 作者附志，二○一四年九月卅目，在福州路
从一九九四年到现在，恰好二十年。那时，我初至北京，受到南城一份新办还不到五个月的读书周报主人的热情鼓动，犹疑中放下教了三年的大学英文课本，成为一介报界学徒。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踌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无论在出书还是在办报方面，我都属门外汉，眼前的工作能否担当得起，心里完全没有底。过河卒子，别无选择，只好比葫芦画瓢，现趸现卖，一边练习跑新闻，一边尝试写“书话”，在懵懂中怀抱了些许幻想，走上西谛、阿英和晦庵等人辟出的道路，踏着前贤的足迹，往远方勉力行进。至于一路上走姿如何，会否抵达理想彼岸，对于一个急躁又毛糙的年轻记者来说，似乎都不是要介意的事。
忽忽三数年，工作仿佛上了轨道，文章却写得吃力了。笔法想出新，可看不见出路；而自我重复，又非我愿。未免有些丧气，也对“书话”的源流，还有它的作法，隐约多了一些想法。依我的揣测，作为文学式样，追根溯源的话，大约能说它类于书尾题跋，有些像古画上的题记，同“诗话”或者“词话”有点渊源，似可把它们归为同宗，但相互差别却不能说小。也许可以说它是一种随意的评点，不过它与纯粹的书评，又完全是两回事。后者要想写得不呆板，少几许论辩色彩，增一些理解的同情，添几笔诗意的美，写成像《咀华集》里的文字，恐怕是有难度的。毕竟，刘西渭只有一个。实在而言，我更服膺晦庵的见解，那就是不要一谈书，除去版本，就是考据，没了高头讲章，所剩唯有干巴巴的书目。“书话”，说白了，无非“随笔或杂记”，是用浅显的专业知识，以带着“诗的感情”的文笔写出来的长短篇什，但它又能传达出一种“诗的境界”，一种“引起凝思遐想的诗的境界”。晦庵的作文观念，也近于王夫子的“铁门限”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尤为切要。可惜我觉悟得迟，行动中也疏于实践，以至于直到今天，成绩还很一般，这是最为遗憾的。
过时的应景作品，本如昔人所言，“止可自怡，不堪持赠”，没有必要翻拣出来，再一次印出献丑。承蒙三联同仁不嫌，允我冒昧收集付梓，说来实在是惭愧而不安的。感念着朋友的勖勉，又记起危稹诗句“阅人应似阅书多”，觉其义倒也与我所思相符，所以正好取个巧，姑且借作这个戋戋小集的名称。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赵武平记于上海
《阅人应似阅书多(精)》是赵武平的随笔集。书中所涉人和事，无一不是我们熟悉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又都是新鲜的。作者多年编书、译书、淘书、藏书，在书中阅人、参悟人生。书中所述名人趣事、文本赏析、译本考证和时事评论，透出浓浓的与书有关的欢喜和文人的情怀，于阅书中阅人、阅事。有品位，很好看。
《阅人应似阅书多(精)》是关于书与人的随笔小品集。由六十余篇短文组成，每篇两千字上下，短小精悍，风格明快。记录读书心得，编书所感，以及与学者、作家、记者交往谈书的奇闻轶事，别有新见。书中阅人、由人及书，读书和阅人相得益彰。作者赵武平曾为《中华读书报》编辑，现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过去十余年间在报刊上发表读书专栏文章。风格接近《茶可道》、《读诗不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