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木三从富平县城出来，匆匆赶往庄里镇。这时节，麦梢已经泛黄。渭北地区三个月没有落过一星雨，官道上的浮土没过了脚面，扑上了他灰布长衫的下摆。天空黄蜡蜡的，像路上逃荒饥民的脸。“天黄有雨，人黄有病。”严木三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严木三是庄里镇立诚学校的教书先生，二十六七岁，高个儿，瘦脸，蓄着一字胡。刚才在县城秘密交通站，从三原来的联络员告诉他，刘镇华的十万镇嵩军围困西安城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们有吴佩孚、张作霖和阎锡山提供的重型火器和足够的粮食，还将继续围困下去，显然是想等城内守军弹尽粮绝，出城投降。而守城的杨虎城和李虎臣联军，也确因弹药粮食储备不足，最多只能坚持三个月。上级要求各地地下党组织密切关注战局，做好应对复杂情况的准备。
严木三抬头看天，日头已到头顶。东边天上不知什么时候裂开了一道缝儿，阳光从那里倾泻下来，如同稀汤寡水的玉米粥，流淌了一地。“东晴西暗，等不到吃饭。”看来这雨马上就要落下来了。
这时，一架牛车迎面驰来。车上搭着一顶花轿，四周鹅黄色的流苏水一样晃动。这样的牛车花轿，在富平并不多见，只有少数几个大户人家才有。拉车的两头黄牛皮毛光滑，八只蹄子敲打在焦渴的土路上，踢踏起一路尘土。这是哪家富户在娶媳妇？牛车这么阔气，迎亲的咋只有三个男人？严木三有些纳闷。赶车人四十多岁，面无表情。后面跟着的两个小伙子，身着黑绸裤褂，与严木三擦肩而过时，不约而同地看了他一眼。严木三退到路边，隐约听到女人的哭声。他愣在那里，转身看那牛车。新媳妇咋还哭呢？仔细再听，哭声又没有了。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转身继续赶路。走不多远，看见前面路上有一堆东西。走到跟前一看，竟是一个女人。女人趴在尘土里，蓝花衣衫上滚满灰土，脊背上还印有几个大脚印。
他忙跑过去，问女人：“大姐，大姐，你咋啦？”
女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不知所措，看看前后，不见一个行人。他蹲下来，将手指伸到女人的口鼻处，还有气息，这才松了口气，心想可能是天气热，中暑了。他把女人翻转过来。女人四十多岁，脸色苍白，双目紧闭。他掐女人的人中，女人慢慢苏醒过来，腾地坐了起来。女人很快就认出了他，眼里霎时涌出了泪水，哭着说：
“严先生，快救救我女子……”
严木三很惊讶：“你女子？你女子是谁？她咋啦？”
女人哭着说：“她是您的学生，叫柳叶，刚被纪老爷抢走了。”
他确实有个女学生叫柳叶。他忙扭头去看来路，刚才那架牛车已经没了踪影。他问女人：“是刚才那架牛车花轿？” 女人点点头说：“我女子被捆了手脚，嘴里还塞了手帕，硬是被他们抢走了呀！严先生，您可得救救她！她才十四岁，还是个娃娃呀！他们说要拿她去顶债，给纪老爷当填房……”
“你先别哭，慢慢说。顶债？顶啥债？”
女人抹着泪告诉严木三，她叫王翠兰，男人因为赌博把家当全输光了，还欠了凤凰村纪老爷七块银圆。纪老爷经常派人到家里来讨债，男人还不起钱，丢下她们母女跑了。今天早上，纪老爷又派人来讨债，她们没钱，就抢走了柳叶。
严木三气愤地说：“这个纪德，竞干出这号缺德事！走，你先跟我回学校，我叫上一些老师和学生，咱一起找他要人去！”
两人厮跟着走进庄里镇。刚走进立诚学校大门，白雨就噼里啪啦下来了，立诚学校霎时被雨雾笼罩住了。
立诚学校坐北朝南，对面是华佗庙，校门楣额上刻着胡景翼将军题写的“立诚学校”四个大字，进门迎面是两层砖木结构的藏书楼，楼上嵌有胡将军题写的“书库”二字。藏书楼两侧是拱形屋顶和半圆形门窗的东洋式教室，后面是一座两层楼房，正面悬挂着胡将军题写的“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校训。
六年前，担任于右任在陕西组建的靖国军第四路军司令的胡景翼，拿出部分军费，把二十几名烈士遗孤集中在这里，聘请了老师，创办了“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女学校”。后来，学校扩大为完全小学，胡将军从《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取了“诚”字，将学校更名为“立诚学校”。
在富平乃至渭北，胡景翼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直皖战争以后，他的部队被直系军阀收编为陕军第一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与冯玉祥、孙岳联合发动了北京政变，组成了国民军，出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后又出任河南军务督办。第二年4月，病逝于河南开封。P1－3
这本书最初的书名叫《照金》，后经反复斟酌，最终定名为《根据地》。书里含蕴着“两个十年”：一是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之前，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长达十年的“闹红”史；二是我从开始研究这段历史、酝酿构思到完成书稿，也用了整整十年时间。
我的家乡陕西省富平县老庙镇，地处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山塬相间，沟壑纵横，独特的区位和地貌给当年“闹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小时候，我经常能听到老人们讲述当年“闹红”的事情。上个世纪，我们富平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习仲勋，一个是胡景翼。胡景翼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重要将领，曾担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后死于河南。他担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军司令时，曾拿出部分军费，在富平庄里镇创办了“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女学校”，后来改名为“立诚学校”。习仲勋在这所学校上学时，跟随老师严木三开始“闹红”。后来，习仲勋与刘志丹在离富平不远的照金建立了根据地，后又北撤南梁。习仲勋二十一岁便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我们老庙镇有个老革命刘铁山，与习仲勋相熟，他们曾经一起在国民党军队里搞过“兵运”。习仲勋领的“两当兵变”失败后，刘铁山回到了老庙镇，建立起一支地下武装，抄了当地军阀“田葫芦”的家，将抄没的财产一部分换成了武器，剩下的分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田葫芦”名叫田生春，他家六井村距我家仅有几里地，时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后升任岳西峰南路军第二师师长，当年驻扎在离我家十几里的美原镇。大革命失败后，著名共产党人、国民联军警卫师师长兼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受党指派“北上山区，求存生根”，准备去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率部途经美原镇，在东门外水度村宿营。史可轩对田有救命之恩，二人素来交好，遂想劝田一起北上革命。不料田生春恩将仇报，残忍地杀害了史可轩。我的二伯父小时候逃荒落脚在陕北的大山里，后来因给地主家放牛时丢了两头牛，不敢回家，参加了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前夕厌倦了打仗，回乡娶妻务农，至今仍生活在黄土圪崂里。在我们家乡，像这样的“闹红”故事还有很多，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
我十九岁从军离开富平老家，先后在青海、四川、西藏、北京、新疆、辽宁工作过。三十多年来，我写过十部书，其中有写戍边艰苦生活的，也有写关中历史和西夏王朝覆灭的，但我一直没敢触碰陕甘边“闹红”这段历史。我知道，不做大量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仅凭满腔热忱并不能把这段历史面貌真实生动丰满地予以再现。
2005年6月，我从一位陕甘红军主要领导的家人那里得到一套陕甘边革命历史相关资料，开始了系统学习与研究，萌生了述说这段历史的念头。后来我又查阅了很多史料，并利用假期去照金和南梁进行过几次实地考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摸索出了游击战争的地域特点和规律，逐渐形成了在西北武装割据的局面，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支红军力量又很快分裂，张国焘率八万红军南下，毛泽东率七千中央红军北上。后来，中央红军在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发现陕北还有一块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才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可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对陕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内部也正在遭遇错误肃反的劫难。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了错误肃反，发动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20lO年春节期间，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党靖社长找到我，说他想出版一部陕甘边根据地题材的长篇小说，想请我创作这部书。党靖也出生在那片“闹红”的土地上，对那段历史一直情有独钟。他认为我是创作这部书的最佳人选，他的理由有三：其一，我是渭北富平人，了解根据地的地形地貌、方言土语和风土人情；其二，我曾获过鲁迅文学奖、陕西柳青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的质量不会差到哪儿去；其三，我是军人，政治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我在一线部队带兵，写战争题材应该有把握。但那时我却很犹豫，主要有三个担心：一是某些历史事件诸如三嘉塬缴枪、红军南下全军覆灭、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被捕叛变、陕北肃反扩大化，等等，这些既十分复杂又非常敏感，我担心把握不好；二是担心由于题材重大，审查起来比较麻烦。果然，书稿完成后经过了两年的审读，我先后做了四次修改。三是担心创作时间无法保证。因为我是一线带兵人，不是“专业作家”，日常工作很忙，写作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创作时间难以保证，长期加班加点又担心身体吃不消。但是经过再三思量，最终觉得由我来讲述这段历史，也许是陕甘红军英烈们分派给我的任务，是一种机缘，于是接下了这个“活儿”。
2011年，我在国防大学上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查阅核实了许多资料，并开始构思草拟这部作品。2012年夏天，我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全军纪委书记培训班”学习期间，又在陕西各大图书馆查证了一些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我登门拜访了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老人，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核实。我还抽空到照金、南梁、陕北等地实地考察，增强了对根据地的感性认识。
2013年10月初，上级拟将我从新疆调往辽宁工作，等待命令期间，我有半个月假期。我回到富平老家，想在习仲勋出生和安葬的地方，最后完成这部书稿。我白天照顾患病的母亲，夜里抽时间写作。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悄悄起床，一直写到天亮母亲醒来。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一年了，她再也看不到我写的书了，再也不能对我说“你慢慢写，别太辛苦，注意身体”之类的话了。我想，母亲如果地下有知，得到《根据地》问世的消息，她老人家一定会感到欣慰。10月15日，我终于完成了书稿，那天正是习仲勋100周年诞辰。我和妻子早早起来，步行来到习仲勋陵园。我们是那天第一批走进陵园的人。我们向习老敬献了花圈。站在习老墓前，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习老，我终于写完了，我用这部书向您致敬，向所有陕甘边红军英烈致敬！
我以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于给故事找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在《根据地》的创作中，我采取了先点后面、线面结合、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所谓点，就是从每个人的初期革命经历写起，人随事来，事了人去；所谓线，就是分出多个事件的线头，一条条捋顺，尔后再将这些线头捏在一起，拧成一股向前推进；所谓面，就是先写陕甘边根据地，再写陕北根据地，然后把两个根据地重合在一起写，这样便可以全景式地再现根据地的历史总体面貌。在叙事的策略上，我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敌我双方的正面交锋，一条是不见硝烟的地下斗争。前者着眼于叙事的真实性与惨烈性，后者则注重叙事的悬念性和可读性。这样既能凸显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汇聚在一起，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根据地》无疑是革命历史叙事，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尊重历史。真实是底线，也是原则。宁可少写，不能胡写；宁可少说，不能戏说。第二，情节的处理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是指史有所载的人和事，它们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石，不能随意虚构；小事是指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合理虚构的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小细节，它们是“小说”文本的生动性、丰富性的体现。第三，要注重作品的文学性。革命历史小说需要艺术地讲述历史，唯其如此，方能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当然，这是我创作上的追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
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旅游局、铜川市委市政府、富平县委县政府，以及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照金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陕西世纪明大企业集团公司等都给予了关注与支持。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党靖、总编辑韩霁虹，专程陪同我去照金实地考察，从多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责任编辑申亚妮女士也给予了许多帮助；《中国作家》副总编程绍武、责任编辑佟鑫也给予了关注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书中难免谬误，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党益民
2015年8月于沈阳
党益民创作的《根据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讲述了上个世纪初西北革命根据地创立、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在照金、南梁的革命斗争经历为主线，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历史脉络和艰难历程进行了生动描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陕甘边根据地，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历史。除此之外，故事还生动细腻地展现了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探索的过程，将读者带回八十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根据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老一辈革命家，为了革命事业披荆斩棘、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和不怕流血牺牲、献身革命信仰的大无畏精神，这必将成为洗礼灵魂、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精神原动力。
一段纪念习仲勋、谢子长、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史。
一段鲜为人知的陕甘边根据地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历史的精彩再现。
一部从照金到南梁鲜为人知的红色传奇。
党益民创作的《根据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讲述了上个世纪初西北革命根据地创立、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在照金、南梁的革命斗争经历为主线，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历史脉络和艰难历程进行了生动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