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凭谁定是非》收录了杂文家王学泰70余篇杂文精品，他在书中深刻讨论了存在于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权力情结，对历代官制的变迁、皇帝的独特统治方法方式、官吏及士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阐释。对专题研究人士有借鉴、参考意义；普通读者在分享大师著述精华的同时，亦可获得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千古凭谁定是非》就是该书系之一，是王学泰的杂文自选集。

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序言／王学泰

一 评史

 千古凭谁定是非

 万家痴迷清官戏

 戏剧化的清帝南巡

 皇帝的故事及解读

 说父母官

 再说父母官

 吏胥之害

 江湖侠骨已无多

 说跪拜

 王安石变法与钱

 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

二 议俗

 都是检测蛋白“惹的祸”

 端午节祭与祭祀泛滥

 代笔与作弊

 从“有鬼无害论”说到“有鬼有害”

 社会疏离中的“孝道”问题

 “以孝治天下”？

 珍重清誉，慎重表态

 广告欺骗中的可接受性问题

 何物“甲钴胺片”

 一点儿技术含量没有!

 黄宗羲定律与“黑宗羲定律”

 说“摩洛哥综合征”

 为什么会发生地域歧视？

 一百年不遇，四百年一遇？

 异峰突起读报热

 文化·“武化”·商业化

 无可奈何花落去

三 论政

 “进谏纳谏”的传统不是表达权

 破除神秘政治，增强知情意识

 现代的政治参与应该是公民的参与

 为何监督权缺位？

 尊重权利，限制权力

 中、英的改革与保守

 倡导公民意识，推动社会进步

 城市居民应不应该有其立锥之地？

 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四 析理

 人怎么变得无趣的

 说第六伦

 先讲形式逻辑，再说辩证法

 让老百姓做个普通人

 也说“边缘知识人”

 人应该有所敬畏

 也说“特立独行”

 道德问题的反思

 关于国学的随想

 我的“三人主义”

五 戏谑

 “歌德派”文学的范例

 半截红裤者的遭遇

 不笑会招致什么？

 惭愧与无耻

 吃老爸一辈子

 吃在国人生活中的地位

 从“大腕儿”说起

 公关“诗”

 毫无幽默感的对抗者

 好事成灾

 可贵的是真诚

万家痴迷清宫戏

十多年来，电视观众真是饱了眼福，被柏杨誉为最丑陋发式的满洲人的大辫子，充斥了荧屏，清宫皇帝你去我来，无有了期，关内关外十三朝（慈禧专权也算一朝）的皇帝皇后在不同的清官戏中各掌风流数十年，正剧也好，戏说也好，自诩为历史大片也好，皇帝都是高高在上，霸气十足。下面跪满了高耸肥臀的臣民，奴性可掬。他们以头抢地，感激涕零，“奴才”“谢恩”“嗻嗻”之声不绝于耳，仿佛使人置身于数百年前，生活在幸福一统的大清国中。编导们似乎特别爱好和欣赏磕头跪拜，各种跪拜的宏大场面和精细特写给观众以视觉的冲击力，令人久久难忘。这常使我想起康圣人的名言，“中国人不敬天也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是啊，爹妈给了我们能够弯曲的两个膝盖，似乎就是为了让我们随时向人下跪的（林则徐就认为英国人的膝盖不能弯曲，见官不能下跪，所以是化外之人）。这种流风，再加上演员们精彩绝伦的表演不免招出许多议论。

学界、评论界许多人质问“一条辫子有多长”？责备电视人没有社会责任感，说他们用谎言欺骗观众，宣扬皇权专制毒害观众。电视人也为自己辩解，说不要把电视剧看得过于沉重，它不过就是消愁破闷而已。双方都有点道理，但权力在电视人手里，拍不拍是取决于他们的意志的。我关心的是老百姓为什么乐此不疲，守着电视机一集一集看下去，许多清宫戏一开播就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据说，近来中央电视台同时播映的《康熙大帝》与《孙中山》收视率是十比一。电视剧属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由市场来调节。市场最重要的就是买卖关系，文化市场也是如此，别把这个市场想得那么神圣，尽管操持者有种种高尚的许诺。王小波就说他见过耍猴的艺人在开演前也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云云，这些话不过是令人捧腹而已。谁不知道锣一敲响，戴上面具的猴哥就会托着一个盘子，举到您面前，请您掏兜。既然有那么多观众整天守着电视看，一集不落，这就是钱，说文雅点就是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想让电视人不积极是不可能的。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民众喜欢清官戏。“法治”“民主”讲了二十多年，到头来还是靠皇帝老子为民做主，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悲呢！到底是我们的人民不可造就呢，还是工作没有做到家呢？

对于有数千年专制制度生活史的中国人，要接受“法治”“民主”，逐步进入公民社会是有个学习过程的。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建设和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各级机构把“法治”“民主”的原则落实到各项工作去，使老百姓感到通过正常渠道办事情特别容易。可是目前许多人都对衙门望而生畏，有一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感觉。事涉公共权力，就复杂起来。在最近一期的《随笔》上看到一件事，杭州某中学一位老师，1955年因为“胡风案件”被判管制二年，奇怪的是，1960年瘐毙狱中，更令人惊讶的是，“胡风案件”已经解决十多年了，可是这位老师依然冤沉海底。许多年逾花甲的老学生为他奔走呼号，想还他一个清白，以慰在天之灵，但已延宕五年，至今未决。理由据说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期限已过，过期不候”。这么简单的案子都使得作者和那位老师的老学生很无奈，遑论其他。如果现实生活中多了点这样的你推我搡（如李宗吾所说使用“锯箭杆法”，凡事推诿到“外科”），不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又对他们毫无办法，怎么能不产生无力感呢？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往往有一种心理补偿作用。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事情就期待文艺作品中去解决，从中获得一些快感，得到一时的麻醉。古代专制社会中，实行人治，没有法治，老百姓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人们就期待清官或武侠出来为自己解决问题，这是公案小说、武侠小说的民众基础；西方实行法治，诉讼关键是搜集证据，所以侦探小说流行。

清官戏实际上是大公案戏。公案戏只是一些清官在那里忙忙碌碌地秉公办案，为个别老百姓昭雪冤案。而清宫戏则是英明清代皇帝在那里包打天下，纾解人间一切苦难，一声“圣旨下”，一切都迎刃而解，痛快则痛快矣，但这又是为什么“主义”作注释呢！真是令人惊诧莫名。当每天晚上，人们从电视上看到历朝皇帝在那里指点江山，为民做主（不是历史行家的广大观众如何看透其中包含着多少谎言呢），观众在荧屏前，彼喜亦喜，彼忧亦忧，仿佛皇家事事都与自己休戚相关。他们关切着故事主人公的幸与不幸，替古人担忧。当故事的矛盾在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大团圆了，观众得到痛快淋漓的宣泄和愉悦，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可是曲终人散之后的故事是不能任凭电视人这样胡编的，它是不是更需要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们关怀呢！

P5－8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