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师梅在武大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俗话说：“名誉重于生命。”可是赵师梅为了武汉大学的大局，甚至可以不计毁誉。
1939年，国民党政府为了管制学生的思想行为，在各大学中设置训导处，其主管人即训导长一般由政府派遣的国民党党棍或者特务来担任。在武大由于王星拱校长担心政府派一个人来会毁掉这个大好局面，他深思熟虑后想到一个对策，请赵师梅来担任训导长职务。他知道赵师梅一贯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反感，思想开明，爱护青年，必然能与他同心，渡过这个难关。而赵师梅辛亥革命时期就是国民党党员，由他出任训导长，政府不得不认可。可是赵师梅明白，如果担任这个职务，必然在上面要承受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在下面要受到人们，特别是学生的误解。好友戴铭巽教授当时就劝他说这差事干不得，因此那年暑假赵师梅破例未先期返校。王星拱便托他的堂弟、机械系教师赵学田去信劝他早日返校。赵师梅情不可却，为了大局，他毅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担任训导长达四年（1939.10一1943.12）之久。据武大历史系教授马同勋（当年他是训导处成员）回忆：这四年中师梅先生对来自教育部的所有要求调查、监视和处理学生进步社团及其主要成员的密令，一律采取消极应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据理力争的策略，多次以王校长和训导长的名义呈文教育部，为进步学生组织和在密令中指名道姓的成员辩护和开脱，从而维护了武大学术自由的学风，掩护学生进步社团的活动，保护了学生的安全。《武汉大学校史》记有教育部以武大执行导师制不力，训导处形同虚设，提出严厉批评之情节。2012年11月，笔者有幸采访到当年岷江社、文谈社骨干社员、九十三岁高龄的张宝锵老人。当笔者在纸上写下“赵师梅”三字时，张老马上说：“这人不错，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他和王星拱保护我们活动。他名义上领导三青团，实际上是限制三青团发展。”
当然，作为训导长，赵师梅也不忘记引导教育青年的责任。那时，一年级学生按规定受军训，每天早上要做早操。可是不少自由散漫的学生爱睡懒觉，拒不起床，军事教官对此毫无办法。赵师梅得知后，也没有去劝告学生，而是自己每天和学生一起做早操。早操完毕后，他把学生集中在一起，由他用英语给他们讲十分钟的话，内容是古今中外的名人故事和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学生对此大感兴趣。为了听这十分钟讲话，原先睡懒觉的学生也来早操了，这就顺利地解决了军事教官头痛的问题。钟声淦回忆说他在乐山武大求学期间曾听到老同学讲，“赵老师担任训导长期间，每天早晨各系一年级学生集合举行升旗仪式中，赵老师要训话，勉励大家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使大家明白要做一个高尚、有志气、品学兼优的人。每次训话内容不同，中心思想则一，同学们记住赵老师的话，赵老师的形象在全校同学心中更加光辉。”
赵师梅任训导长时也兼管学生贷金评审工作。他十分关心青年学生，一般申请都能得到批准，只是根据具体经济情况有等级高低之分而已。但是有一位来自战区的新生的申请未得批准。原来在来校途中，这个学生和赵师梅同乘一船，川江船小，乘客朝夕见面。他花钱大方阔气，赵师梅都看在眼里。在互道姓名之后，见赵师梅衣着朴素，毫无教授气派，以为是武大普通职工，乃直接称呼“老赵”。交谈中他还夸耀自己的家庭如何富裕，神气十足。入学之后，他却编造家境如何不好、缺少经济来源之类的假话，作为申请贷金的理由。不料未被批准。他一怒之下去找训导长说理，走近办公室门口碰到一个人竟是船上认识的老赵。他像遇到了亲人，立马诉起不平来：“老赵，你给评评理，为什么沦陷区的人都有贷金，我却没有？”“我有事出去，回头见。”赵师梅微微一笑就走了。他一进办公室便喊：“训导长在不在？我有急事找他。”“刚才出去的人不是吗？你刚才还在和他说话呢。”“啊，原来老赵就是训导长！”“对！他就是训导长，赵师梅教授。”这个学生吃惊不小，半天说不出话来，赶紧溜了。
P67－69
正如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出版史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对于我书写武大过往的人与事而言，同样如此。
2011年初，我的武大系列之一《小城大师——乐山时期的武大教授们》杀青后，找了包括武大社在内的国内外若干家出版社，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要求自费包销。后来我向乐山市委宣传部求助，得到相关领导批示，并联系四川某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初审通过了，乐山日报、四川日报先后报道了，不料乐山官方人事变动，我的这本书就此搁浅。与此同时，有热心朋友找关系帮我把书稿递到武大一百二十周年校庆办公室，也不了了之。两年后这本书才以《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之名在台湾出版，那是后话。
2012年初，我的武大系列之二《小城大学——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完成后，再次遭遇出版难的问题。我满腔热情地以向武汉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献礼的名义，通过各种途径将书稿给了武大校方（里面的一些曲折故事恕不详述），得到相关领导称赞，并安排专家评审，口头上说是要出版。我等啊等，结果杳如黄鹤。心灰意冷之际，无意中得知台湾秀威公司可以一试。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将书稿邮给了对方，终于得到肯定，愿意免费出版。当年9月，拙著以《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之名在台湾出版上市。
《苦难与辉煌》出版之后，湖南《书屋》等杂志刊发了武大文学院韩晗博士为我写的序文，四川乐山和我老家湖北京山的一些媒体也做了宣传报道。于是，拙著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关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王宏波先生就是其一。
王先生找到我颇费一些周折。他最初在《书屋》杂志看到拙著出版的消息，便百度一下找到我家乡新闻网站上的相关报道，又将电话打到我家乡记者那里索要到我的联系方式，然后找上门来约稿此书写作事宜。后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修荣先生亲自打来电话，传授机宜，教我如何修改书稿，让我受宠若惊，做梦都发笑。
我要向各位读者朋友坦白，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在《苦难与辉煌》、《坚守与薪传》二书中均有提及。
还要交代一点的是，我在写作《苦难与辉煌》一书时，遗漏了武大学子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往事。当昔日远征军李晓声之子、江苏常州网友李英援先生询问我，书中是否对一百五十四名武大学子从军抗日有些笔墨？我无言，亦无颜。李先生不无遗憾地请我看了他搜集的一些史料后说，“作为抗战时期武大学子的后代（父母均是乐山武大学生），也特别是父亲曾投笔从戎作为史迪威将军总部翻译，我也很有义务和责任，让武大那段光荣历史更充实并让后人知道。”既然我在研究并书写武大乐山往事，我更应该拿出一个章节写写武大学子从军，让更多人记起。恰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向我约稿，遂借此机会补充了一节。
原武大档案馆馆长、武大校史专家徐正榜先生拨冗阅读书稿写下“读后感”，并附言：“我意在于使读者了解您的经历，加强读者对大作的理解，因之不必妄议大作，大作自有读者评说。”
乐山师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松乔先生，将其布置武大乐山纪念堂时用过的大量历史照片提供给我，为本书增色不少。也有极少的照片源自网络或其它资料，难以确定原作者，恳请知情者联系本人（E－mail：517447566@qq.com）以致薄酬。
真诚地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愿意为我这个无名之辈出这么一本书。真诚地感谢王宏波先生，为我这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2014年5月于广州洛溪新城
一部鲜活的武大乐山史
徐正榜
我的案头堆放着尚未谋面的张在军先生已出版的三本书：《花香笔不香》、《苦难与辉煌》、《坚守与薪传》，还有一部《老武大西迁往事》书稿。这四部书稿，摞起来足有半尺高，其内容全是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流亡四川乐山的人和事，其文笔之老到、描写之精细、气势之恢宏、脉络之清晰、事例之典范、史料之翔实，可谓一部完整而鲜活的武大乐山信史。当初拜读其《花香笔不香》时，还以为他是武大校友，后来才得知他与武大没有丝毫瓜葛，纯属一介儒商。乐山人王建先生评价说：“六年辛苦非寻常，心血凝成武大情。本是当地一责任，玉成竟是异乡人！”作为武大人，尤其是作为研究武大历史的人，面对他厚厚的四大本武大乐山八年史，只有六个字：敬佩、汗颜、感激！
一个与武大毫无瓜葛的儒商，为什么要写武大乐山史？为什么能写出鲜活的武大乐山史？读罢张在军先生的书稿后，不得不思考这两个为什么？
张在军先生为何要写武大乐山史？据他本人说“纯属鬼使神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于“鱼米之乡”——湖北京山的他，美专毕业后在一个镇文化站工作，因不甘心成天在围墙上刷标语和下乡放坝坝电影，便靠一支圆珠笔、一本方格纸，开始走上卖文生活。从县报到市报，从省报到《人民日报》都有他的文章，因出色的文字功底还被当地党委宣传、组织、纪律检查部门借调。1997年，二十五岁时本可以走上官场之路的他，却怀揣辛苦积攒的一千五百元稿费辞职下海，在深圳的一家工艺厂当工人，在蒸笼般的车间里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晚上经常加班。“不当画家当作家”的他毅然离开工艺厂后，因找工作心切，又曾几次进过“黑工厂”，既拿不到工资，还说他欠工厂的钱。因无住所，荒废的工地、五元一晚的录像厅他都住过。此后，因良好的美术和文字功底，被一家电脑厂招聘为设计师。2000年7月，又被一家房地产公司看中，聘为营销策划人员。2004年底，被公司派驻四川乐山，负责一个楼盘的营销策划。他刚到乐山，出于对新环境的了解，加之营销策划的需要，便买书来系统了解乐山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乐山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深深地吸引了他。2007年7月，他从当地媒体上看到武汉大学“重走西迁路”采访团来到乐山的报道，大吃一惊，开始关注这段历史。此后，张在军寻访武大西迁往事在乐山传为佳话。2009年11月，乐山广播电视报记者张成忠采访了张在军。
记者问：《花香笔不香》的第二编为《珞嘉岁月》，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办学的文史掌故。据说你接下来还将对此作相当的研究。请问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张在军：首先是两地情。湖北是我的家乡，乐山是我所钟爱的城市。来乐之后，读到很多武大名人撰写的关于乐山的文章，方才晓得有这段历史，而且乐山对此的挖掘和研究并不多，于是愈发好奇。其次是对乐山感到惋惜，因为乐山并没有珍视和保护这份文化遗产。我今年国庆去了宜宾李庄，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在那儿办学六年，拥有梁思成、童第周等名人资源。对此，宜宾人相当重视，利用得也比较好，很多本地人、外地人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反观乐山，武大在乐山办学长达八年，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远高于同济大学在李庄。但遗憾的是，乐山人没有挖掘和利用，这与乐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不相符。并且，乐山的文史学者也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基于此，我想尽自己所能，略尽绵薄之力，为乐山挖掘这份文化遗产。（据《乐山广播电视报》2009年11月26日）
2011年，又有记者采访他，问道：“你既不是乐山人，也不是武汉大学的学子，为什么会关注这段历史？”他回答说：“2009年我到宜宾李庄旅游得知，1940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也曾迁驻李庄。六年间，李庄为学者们安置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给战时中国人文科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养分。李庄由此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各类专著有近十种。这让我不由想起乐山。抗战时期，乐山同样大师云集，仅武汉大学就有高水准教授一二百人。但是乐山至今没有一本全面介绍这段历史的书，并且当年武大校舍遗址也寥寥无几、教授故居荡然无存。所以，我决心整理这段极其珍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据陈四四《大师们的乐山往事》）
一个身处异地的儒商，为何能写出鲜活的武大乐山史？张在军曾说：“事实上，我的确是把乐山当成自己的故乡，也把自己当成武大人，怀着一种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敬畏情怀，去挖掘、去抢救这段被湮没的历史。美国人易社强写出了‘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我这个‘异乡人’要用自己的视角写一部‘尚佳’的武大抗战史。”为了写好武大抗战史，他曾遍访联络武大校友，尽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工作之余，搜遍网站，凡是与乐山、武大有关的书刊，倾囊采购。武大乐山校友、文史专家唐长寿说他“是个‘书虫’，他买书成瘾，每月四五百元送给了书店毫不心疼。买来的书不是作装饰品——如当今某些款爷那样，而是正儿八经地翻读”。
大凡是“书虫”的人都爱较真。当初以写杂文为主的他，对乐山及武大的文史资料不实之词极其较真，《花香笔不香》共录其文七十余篇，大都是考证和与名家较真的文章，仅纠正名家对武大人的不实之词就达七八篇。武大乐山史对他既充满诱惑，又特别艰巨。他毕竟以房地产营销为稻粱谋，工作压力大，空闲时间少，且远离家人，下班后还得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每当身心疲惫之时，一想起当年武大教授朱东润、吴其昌等是在怎样的条件环境下写作，他的劲头又来了。可以说，大师们的感动，贯穿了从资料搜集到执笔写作的全过程，大师们的激励，使他完成了这项艰巨的自选课题。
2013年6月25日
（本文作者系原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武大校史专家）
张在军编著的这本《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讲述了：
当乐山遇上珞珈山，破庙里响起了弦歌之声。校长养猪，教授种菜；他们破屋漏雨打伞写稿，甚至点检行囊鬻旧衣；他们卧听雨打芭蕉，一碗喝到夕阳西，也参加远征军做翻译……
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到中国海洋学的创建；从大型亿次计算机的问世，到秦山核电站的落成；从祖国宝岛台湾的经济腾飞，到人类首次登月壮举的圆满成功，等等，这些无不浸含着武汉大学乐山时期众多杰出校友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
堪比西南联大的西迁办学，首次全景再现民国五大名校之一武汉大学抗战西迁往事。乐山八年，是国难的八年，抗争与锤炼的八年，张在军编著的这本《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以西迁至回返为主线，全面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从珞珈山流亡四川乐山的人和事。
